第一节 交通的缘起

原始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受制于自然条件的束缚，通常只能利用自然界的个别要素，依赖在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猎获的动物或采集的植物，以维持生机，谈不上会有什么“农工商交易之路通”①的交通之举。所谓“上古至治，民朴而贵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②，多少反映了原始时期交通不发达状况。不过，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生产活动中逐步通过多种形式的横向社会交往，慢慢扩大了地缘空间的视野，在被动的人地关系中注入了积极求取的因素。“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③原始人类共同的社会性联系和经济上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是交通缘起的根本动因所在。据目前所知，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境内的原始先民已经开辟了内

地与沿海地区的交通。地处北京西南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从百里之外的海滨携回海蚶介壳，在壳的顶端磨出穿孔，做成串状装饰品④。与山顶洞人略约同一时期的河南许昌灵并地区的原始先民，也竟持有来之千里之遥的海生软体动物牡蛎壳⑤。

到新石器时代，内地与沿海地区的交通更有进一步发展。郑州西山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海螺⑥。湖北洪湖乌林矾龙山文化遗址出上长 2.4 厘米的海

贝⑦。甚至距东部海岸直线距离在 3000 里以上的黄河上游青海乐都柳湾遗址，不少墓葬中都随葬有海贝⑧。海产自然资源在空间上长距离、多方位的流动现象，不管是通过辗转交换而来，还是直接经长途获取，其流动方式虽异， 反映的交通之发达程度确实已不能过低评估。

事实上，当时远距离的交通所带来的直接好处，主要是促进了如海贝、海螺等贵重物品的流动，再就是矿产品或手工业品的互通有无。沈阳北郊一处距今约 7000 年左右的新乐遗址，在一座面积为 24 平方米的半地穴式房址

内，发现了许多有明显切割加工痕迹的煤精制品①；另一座面积达 95 平方米以上的半地穴式大房子内，不仅出有这种乌黑发亮的软质煤精制品，还发现了大量有磨痕和刮削痕的石墨、赤铁矿、墨玉雕刻器、玉珠和玛瑙②。它们都不是本地产品。据鉴定，煤精的产地在近百里外的抚顺煤田西部③；玛瑙出自沈阳南郊苏家屯的康家山；玉的产地更远在 400 里外的岫岩、宽甸一带。显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盐铁论·力耕》。

③ 《盐铁论·本议》。

④ 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50 年，132 页。

⑤ 周国兴：《河南许昌灵井的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74 年 2 期。

⑥ 刘东亚：《郑州市西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6 年 2 期。

⑦ 洪湖博物馆文物组：《湖北洪湖乌林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7 年 5 期。

⑧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 文物出版社，1984 年。

①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 4 期。

②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 年 2

期。

③ 辽宁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科学技术研究所：《沈阳市新乐遗址煤制品产地探讨》，《考占》1979 年 1 期。

而易见，原始时代的交通缘起，多数是以人们对于自然资源或贵重物品的开发、加工、利用和流动互通为其动因，是打破生态分布系统的初步尝试，交通的发展基本处在自然状态的听任自流之中。

有夏以降，这种消极发展的交通状况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机。首先，交通的开启已成为当时整个社会的集体行动。《史记·河渠书》引《夏书》说， “禹抑洪水十二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磊，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肢九泽，度九山。”《夏本纪》说，禹“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棱。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这些说法未必完全可信，但当本之于某些史影。应该指出，大禹治水发生在原始社会过渡到夏代奴隶制国家政权形成的大变革时期，禹以决壅通川、治理洪水为契机，运用业已掌握的公共权力， 有可能组织起较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在夺取治水胜利的同时，似乎已将当时的国土划成几大行政区域，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根据山川地理形势规度了若干水陆通道。春秋时代人们追忆邈古历史时，每每提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 经启九道”①，正足以说明禹动员社会集体力量有意识经营交通的开启，给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其次，夏商两朝对其领域实施统治或对周边方国的羁魔与战争，持续地刺激着交通的进一步发展。文献中不乏这方面的史迹，如追叙夏代云：

（禹）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来服。（《大戴礼记·少闲》）

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战国策·魏策三》）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尚书大传》卷三《夏传》）

（帝相）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方夷来宾。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珪宾于河，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鸟。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均见《竹书纪年》）可见夏夷之间的交往或交恶是十分频繁的。这里有其政治原因。

《尚书·立政》记周公之言说：“以涉禹之迹，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显然周代统治者是以夏对诸夷的政治羁縻作表率的。当然，夏朝在经济上对诸夷自然资源的需求也不失为开发交通的重要原因之一，史传盛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①，“禹成五服，齿革羽毛器备”②，道出了个中奥秘。而所谓来服、来宾、来御、东狩、征伐或通于四海，必定伴随着道路交通的开辟。

商代交通发展的动因与夏代差不多。《诗·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享是献物，来王指来商朝见， 把商与周围国族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表述得相当清楚。《今本竹书纪年》讲了

① 《左传·襄公四年》。

① 《左传·宣公三年》。

② 《尚书大传》卷三《夏传》。

这么一则故事，成汤之时，“诸侯八译而朝者千八百国，奇肱氏以车至。” 若汰除其荒诞不经的成分，至少可以说明商与诸方国间的交往联系，靠的是已经建起的交通网络，有的道路规格似已达到可以驾车行驶的较高水准。《尚书·洪范》记武王向亡殷贵族箕子请教，箕子曾用“王道荡荡”、“王道平平”、“玉道正直”喻政。如果当时没有值得夸耀的道路建制，就很难用来借题发挥的。另据《史记·周本纪》说，武王灭商而乘车进入商都，先有“除道修社”之举。说明周人充分利用了商的便利的交通设施。

夏商的道路交通，除了上述王国和地方土著国族策动社会力量逐渐开辟和经略者外，还有众多缘民间往来而开通者。《孟子·尽心下》云：“山径之踢，间介然用之而成路。”所谓路是人走出来的，古今中外都如此。史传有谓夏时商先公“相土作乘马”③，“胲作服牛”④。《尚书·酒诰》有谓殷的妹土之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孔传以为“牵车牛载其所有，求易所无， 远行贾卖。”《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山海经·大荒东经》云：“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

《天间》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汇集这些熟悉的史料，展示出三四千年前一种信息，部族与部族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由此及彼、由近而远的民间交往和物物交换，已打破了地缘的封闭，丰富了社会生活的内涵，从而也使当时的交通状况出现了多层面的发展。由于交通发展的普遍性和自然空间视野的放开，夏商人的交通地理观念也就上升到了相应的时代高度。

③ 《世本·作篇》。又《荀子·解蔽》云：“乘杜作乘马”，《吕氏春秋·勿躬》云： “乘雅作驾”，当系同一事。

④ 《世本·作篇》。又《吕氏春秋·勿躬》作“王冰作服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