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食以体政一 饮食心态

饮食心态既是一种消费经济现象，又是一定社会政治形态的投影，错综复杂，但仍有其固有的时代特色。

《尚书·洪范》列“食”为施政首位，直截了当指出，“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其中恐怕也包含着对“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①的政治认识。这是商代部分统治者面对高层次的饮食享受，已能权衡是否铸成国家凶害，不得不有通盘对比上的顾忌或收敛。在此之前，夏代统治者也时有“收夏众”②之举，《夏箴》有“中不容利，民乃外次”③。饮食忧患心态，在夏商少数统治阶级成员中当已有之。

《鬻子》称夏禹“一馈而七起，日中不暇饱食”，唯恐“四海民不至”。

《孟子·离娄下》谓“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淮南子·修务训》称商汤“布德施惠，以振困穷”，而“百姓亲附”。又有“使毫众往（葛）为之耕，老弱馈食”④。总之，低层社会需求的有限满足，通以高层次享受的有所收敛或让步为对策，也是夏商以来明智统治者“食以体政”的饮食忧患意识的主要举止言行常则。

不过，夏商贵族集团，从总体言并未受这种饮食忧患意识的影响，几乎普遍热衷于吃喝。《尸子》云：“昔者桀、纣，纵欲长乐，以苦百姓，珍怪远味，必南海之荤，北海之盐，西海之菁，东海之鲸。”《韩非子·喻老》云：“纣为象箸，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则必荐豹胎；荐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茨之下，则必锦衣九重，广室高台。”极度追求珍味美器，讲究豪华进食环境，夏商亡国之君所为尤著，难怪连统治阶级少数有识者如箕子都感到忧惧。

以粒食为主的夏商贵族阶层乃至中上层平民，较广泛的美食心态是求食有酒肉。晋南陶寺龙山晚期墓地，大型墓有整猪随葬，中型墓出数目不等的猪下颌①，固然是一种中上层社会的葬制，却多少揭示了当时贵族阶层对肉食的偏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资料表明，礼器组合“食酒并举”， 铜、漆饮食器又多重再现了贵族墓主生前的身分地位和美食消费心理。商代更然。河北定州发现的商代某贵族墓地，大型墓出有牛前腿②。陕西泾阳高家堡村发现的晚商几座贵族墓，所出两件铜鼎中尚留有兽骨，鼎下有烟炱，双耳缠有麻布，推测是在下葬时把肉煮好放入墓穴的③。殷墟则包括一些中上层平民墓，也常发现陶酒食器和牛羊腿肉、鱼类随葬④。1976 年小屯村北发现的 17 号一座末流贵族墓葬，墓内有羊腿一支，墓主脚端正前方，并排置三件

① 《礼记·王制》。

② 《左传·哀公元年》、《史记·吴太伯世家》。

③ 《逸周书·文传》引。

④ 《孟子·滕文公下》。

① 《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 1 期。

② 《定州发现商代大型方国贵族墓地》，《中国文物报》1991 年 12 月 15 日。

③ 《泾阳商末古墓群出土一批礼器》，《中国文物报》1991 年 9 月 15 日。

④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年。

铜器，左边一件是盛酒之觚，中间一件是饮酒之爵，右边一件是盛食物之鼎⑤。宛然再示了墓主生前斟酌肉食的怡享饮食心态。

作为上层贵显，特注重饮食气派和进食情绪。夏代权贵使用的青铜酒器， 大都素而无华，而在用材和器类上显其珍贵。商代青铜饮食器，纹饰和造型独具深意，有助于造成一种威严、神秘的气氛。安阳西北冈第一○○四号殷王陵曾出牛鼎、鹿鼎，内底分别铸有“牛”、“鹿”字，纹饰母题与铭文相应。陈梦家先生曾指出，两鼎铭及其纹饰示意了鼎的性质，牛鼎又大于鹿鼎， 表明器制大小与所烹牛、鹿牲体是相关的⑥。山西境内的方国贵族还有将酒器觥制成纹饰繁缛的卧牛型或鼉龙型者⑦。（图 31）可见上层权贵之间，或按肴馔品类专配贵重用器，其席面整饬威仪的张扬，进食情绪的巧妙刺激，借助于“器之用”而在心理上得到更多的满足。

《国语·周语中》述周代贵族有“岁饫”、“时宴”，讲究进食环境， 有一套相关食礼，举行时，“选其馨香，洁其酒醴，品其百遵，修其簠簋， 奉其牺象，出其樽彝，陈其鼎俎，净其中幂，敬其祓除，体解节折而共饮食之。”其实今所知者，商代贵显阶层亦已经常举行各类名目的宴饮活动，自有其“食礼”。如一期甲骨文云：“贞我一夕酒，二夕宜。”（《合集》2890） “呼妇好食。”（《丙》384）宜、食义近，为宴飨仪式之一。记商王武丁夜宴，以及与王妇飨食。三四期甲骨文中有“王先狩迺飨，擒有鹿”（《合集》28333）、“王其飨于庭”（《屯南》2276），或记商王田猎有获而举行鹿宴， 或记商王在大庭宴飨。有一片武丁时甲骨文还具体记述了王命某贵族赐使者“食”，在丁已日赐食仪式中“乃令西使”，发布了一项外交安排①。《仪礼》有“特牲馈食之礼，不诹日”，“少牢馈食之礼，日用丁巳。”殷墟甲骨文中有一类宴饮的日子并不固定，可随事随地举行，另一类则谋求于丁日，似商代已有《仪礼》说的两类食礼。

商代祀神祭祖过程中也有食事活动。《合集》32125：“来丁巳尊鬳于父丁，宜卅牛”，当寓有在世者祭祖时的食礼。《淮南子·说山训》云：“先祭而后飨则可，先飨而后祭则不可。”旧注：“礼，食必祭，示有所先；飨， 犹食也；为不敬，故曰不可也。”按常理言，出于敬畏虔诚心态，商代人一般也是先祭后飨的。

古代还有养老教子的食礼。《礼记·内则》云：“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商代社会较为敬重老人，由甲骨文“妇归老亡祟”（《乙》8712），可得一窥。武丁时有一辞记一老臣往外地稽察，王特为占卜，再三叮嘱“惟老惟夷途，遘若兹卜”②，年龄高迈，要其一路小心保重。文献提到的古代几种养老食礼，源出有本。《尚书·酒诰》即记有周玉称妹土殷人“大克羞■，惟君，尔乃饮食醉饱”，孙星衍疏引《周礼·酒正》：“凡飨■老、孤子，皆共其酒，无酌数”，认为“古者天子诸侯皆有养老之礼，言尔大以贤能进为■老，惟君使尔饮食醉饱。”这里的“大克羞■”，大为语辞，克有能义，羞义为进，讲的就是能

⑤ 《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 年 4 期。

⑥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第 7 册，1954 年。

⑦ 陶正刚，《山西出土的商代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 年。

① 《甲》2121。

② 《北美》1。

进献父老的饮食之礼。唯各代的养老食礼未必相同，会有损益增减。

这种养老食礼，可能是当时统治者受“人伦教化”的表率思想支配，以注重实际社会效应和获取直接政治利益为目的。《礼记·乐记》有云：“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郑氏注以为，“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孔疏进而认为：“三德谓正直、刚、柔， 五事谓貌、言、视、听、思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亦谓殷礼。”大概因老人察于事理，经验丰富，可为后辈表率，故进献饮食以教示贵族子弟。不过， 所养老人决非普通垂老者，当亦为贵族阶层中有声望地位的老人。

与养老相应的有教子之食礼。甲骨文有“食多子”（《英》153 反）、“飨多子”（《合集》27649）。广义的多子当指贵族子息，长大后有可能胙之上，分宗立族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接班人。飨食多子，有礼政教诲的深意。

《诗·小雅·緜蛮》云：“饮之食之，教之海之。”《酒诰》云：“姑惟教之，有斯明享。”这是使多子在具体食礼场合习礼观政，以便使其今后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①，与甲骨文说的“多子其延学”（《合集》3250）， 政治用意是一致的。值得指出者，甲骨文有“大学”一名②，揭示了商代的学校教学制度，大概也属于贵族子弟就教之机构，其中的执教者除掌权的商王等贵显人物外，平时恐怕主要为有声望有丰富礼政经验的老人，故文献每见养老食礼行之于大学，当容或有对贵族子弟进行礼政直观教学的示范。

夏商贵族统治阶层的食礼，美食心态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主要动机则在于促进贵族集团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协调上下秩序和进行感情联络，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其养老教子的食札，则贯穿有“人伦教化”的指导思想。权贵的饮食心态，绝大多数不受忧患民生的意识支配，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①，并不存在。务实际而疏形式，偏世态而欠理性，重效应而轻做作，讲直观而逊想象，是当时贵显统治者“克羞馈祀”②、“食以体政” 心态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