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病象病因 一 原始人的常见疾病

原始先民的常见疾病，主要有肠胃疾病、口腔疾患、骨科病、小儿病和妇女病等几大类。

《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时“食果蓏蚌蛤，腥臊恶息而伤害腹胃， 民多疾病。”说明呕吐、腹泻等胃肠道疾病是为原始先民所常患，唯如今想要具体了解，却已甚难。不过，原始社会生活条件艰苦，食物低劣粗糙，对人体牙组织起的慢性破坏作用，在考古资料中多有揭示。如牙周病和牙槽脓肿等口腔疾患，早在旧石器时代确极严重。陕西蓝田陈家窝出土的一具距今约 50 多万年前的老年女性猿人的下颌骨化石，右下第一前臼齿在生前已脱落，颊侧齿槽萎缩，边缘增厚，显然是牙周病病理变化症状①。四川资阳出土的一具旧石器晚期老年女性头骨化石，左上三个臼齿在生前全部脱落，内侧齿槽壁有不规则骨瘢痕，还有一小团微密的骨组织，呈现出骨小粱粗大，是慢性牙槽脓肿所致②。

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口腔疾患罹患率仍相当高，主要症状表现为牙齿过早磨耗和脱落，或者因粗嚼硬咬，擦伤牙床，引起细菌感染，造成牙槽或根尖软组织化脓坏死，甚至发生颊瘘、颏瘘和内眦瘘管等病变③。

河南长葛石固遗址出土人骨，其臼齿磨蚀度比现代人的标准差不多要早10 岁左右④。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墓地出土的 192 具人骨，患有各类牙病者达 76 人，约占总人数的 39.6％，其中有一个乳齿尚未换完的小孩，牙齿已较重磨损，许多人刚到 40 岁，牙齿即已部分或全部脱落⑤。上海崧泽遗址经

鉴定的 37 具出土人骨，齿尖磨损，或第一、二臼齿齿质占扩大、暴露以至连片者有 27 人，约占总数 73％，其中女性患者又高于男性⑥。

值得注意者，口腔疾患中龋齿罹患率的上升，堪称是新石器时代始为流行的文化病，主要是因食用淀粉一类的食物结构性变革而起，标志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淀粉类食物经常积存齿间，由口腔内细菌作用而产生酸浸蚀，导致牙齿硬组织蛀蚀缺损，谓之龋齿，亦谓蛀牙。陕西临潼姜寨仰韶遗址发现一例，见于一位 16 岁左右的青年女子，其墓内又有玉坠饰、骨管、石球等随

葬品，缠挂于身的骨珠达 8577 枚之多①。这位少女生前生活当比较优越，似乎龋病的出现，与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改善有一定关系。龋齿的罹患率，长江中游江汉地区及东部滨海地区，远较中原及西部地区要高。如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在观察的 33 例骨架中发现 4 例，占总数 12％以上②。上海崧泽遗

① 吴汝康：《陕西蓝田发现的猿人下颌骨化石》，《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第 18 卷 1 期，1964 年。

② 裴文中、吴汝康：《资阳人》，科学出版社，1957 年。

③ 参见王慧芳，《原始人类的疾病》，《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④ 陈德珍、吴新智：《河南长葛石固早期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人类学学 报》4 卷 3 期，1985 年。

⑤ 《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 年。

⑥ 《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 年，115～120 页。

① 《1972 年春临潼姜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 年 3 期。

② 《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 年，427 页。

址龋齿罹病率为 2.7％。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为 5％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经鉴定的人骨下颌齿有 1035 个，其中男性齿 682 个，女性齿 353 个，内男性龋齿 36 个，女性 30 个，男女患龋率分别占其齿数的 5.3％和 8.5％，龋蚀牙面包括邻面龋、咬合面龋、颊面龋、舌面龋等等④。这里间接反映了当地的食物结构，恐怕与黄河中上游地区有所不同。

另外，在原始时期东部滨海地区的口腔疾患，也普遍高于中原地区。如牙周病引起的齿槽萎缩和牙齿脱落，大墩子遗址出土的 113 具人骨中，患者

有 46 具，总数占到 40.7％以上，其中有 6 具的齿槽骨出现圆形瘘管的根尖

脓肿，有 3 具有明显的溃疡病变标志。西夏侯遗址也发现 4 例齿槽脓肿和根尖脓肿病例，内一位中年男性，生前同时患有多种口腔病，其齿槽左右两侧均因严重脓疡而凹陷成较大空洞，下颌右侧第一、二臼齿磨耗穿髓，又因根尖脓疡而使齿根露出，还因牙周病导致齿槽严重萎缩。

造成东部滨海地区口腔疾患高发，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原因，就是本地区流行口颊含小石球、陶球和人工拔牙的古怪风习，直接害及牙组织的严重创伤。口颊含球，球与臼齿颊面频频接触磨擦，使齿列迫向舌侧，造成齿弓槽变形和齿槽骨萎缩，还引起一系列口腔疾患⑤。拔牙风习更是一种人为损伤自身生理组织的行为，拔牙通常限定在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拔牙施术年龄一般在 14 岁左右性刚趋成熟期，据说是采用某种器具水平方向敲打折断其齿

①。有关人骨鉴定材料表明，本地区各原始居民共同体的拔牙人数比率，山东

茌平尚庄遗址为 80％②；兖州王因遗址为 76.8％；宁阳大汶口遗址为 73.7％；诸城呈子遗址为 66.7％③；曲阜西夏侯遗址为 55％；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为64.6％；常州圩墩遗址为 42.9％④；上海青浦崧泽遗址为 28.6％。而陕西临潼姜寨二期遗址仅发现一例，只占 0.04％⑤。以上数据足以说明口腔疾患罹患率，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原因所在。

原始人的骨科病，常见病理症状主要表现有骨骼生长不良、骨桥形腰椎病变、腰椎移位、骨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肱骨瘤状突起变异、长骨刺、骨折或刺伤性骨组织破坏等，患者又以成年男性居多，大多与生活艰苦、营养不良、体力劳动繁重或械斗和生产活动中的误伤有关。

一般说来，人体颅缝和骨骺的愈合是与年龄的增大相对应的，年龄愈大， 其发育愈合也愈明显。但元君庙遗址仰韶居民的骨骼生长，有 62 例不相对应，约占总人数 32.3％，一些人年龄在 30～50 岁，骨骺却仍未全愈合，或骨骺虽愈合，骨缝仅部分愈合。这主要是营养不良所致。据考古人类学家利用人骨标本碳十三（13C 测定获得的古人类食谱讯息，西安半坡和宝鸡北首岭仰韶居民，约占 85.7％的人以粟类作物为食，只有 14.3％的人肉食摄入量

③ 颜訚：《西夏侯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3 年 2 期。

④ 韩康信、陆庆伍、张振标：《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 年 2 期。

⑤ 韩康信、潘其风：《大墩子和王因新石器时代人类颌骨的异常变形》，《考古》1980 年 2 期。

① 严文明：《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拔牙风俗和族属问题》，《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 齐鲁书社，1979 年， 韩康信、潘其风：《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考古》1981 年 1 期。

② 见《考古学报》1985 年 4 期。

③ 见《考古学报》1980 年 3 期。

④ 见《史前研究》1984 年 2 期。

⑤ 《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 年，440 页。

比较高⑥。元君庙遗址与此二地相近，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相类，可相借鉴， 透露出当时人们的食物比较单调，营养是不足的。

在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的人骨鉴定中，还发现有的人因缺乏维生素 D 而患有佝偻病，一位中年男性，股骨中部变形，呈弓状，下肢成为 O 型腿，弯曲距达 49 毫米，而正常人应当为 32 毫米左右①。陕西渭南史家遗址还发现两例中年男性人骨，下颌骨患有骨性关节炎和骨质增生症状，可能因长期咬嚼粗食造成机体局部损伤②。

至于繁重劳动造成的骨骼劳损，则更为多见。史家遗址有 8 个成年男性患有腰椎椎体呈骨桥病变或股骨形变弯曲。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一些成年男性患有脊柱压缩性骨折合并增生性脊椎炎。华县元君庙遗址有一壮年男性人骨，几个腰椎呈楔状，关节面上下整体，属于长期劳损的标准压缩性骨折症状。姜寨二期遗址发现一壮年男性的二根肱骨因劳损造成中部瘤状隆起。青海柳湾遗址一中年男性人架，脊椎呈竹节样，乃类风湿性脊柱炎症状③；曲阜西夏侯遗址发现一具中年男性人骨，右侧股骨和胫骨的膝关节面边缘骨质增生，生前患有较严重的慢性关节病。与此同时，史家和姜寨遗址还发现少数中青年女性患有腰椎长骨刺以及椎体劳损变形病例，但个例数远低于成年男性。似当时男女氏族成员间存在着社会分工的不同，妇女从事的力活可能稍轻于男子，适应妇女生理机能的潜意识多少起有约定俗成的作用。

原始人的骨科病中，有一类是出于有意创残肢体的习俗造成。如半坡遗址发现一些死者的体骨缺指少趾，而墓坑填土或随葬陶器中有其断指割趾； 姜寨遗址也发现一具中年男性人骨，其右足的四节趾骨另盛于一陶罐内。有学者认为，当时可能有割断手指足趾祀神之俗，不仅施于生者，也施于死者④。浙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一座男子双人合葬墓，其中一位青年腰椎明显左移，可能因外伤使脊髓马尾受侵，生前截瘫，另一位中年男子右下肢被割断①。这种创残肢体属于什么样的宗教观念及其性质所在，还有待探索。

骨科病中又有一类属于机械性外伤，如见于姜寨遗址的病例，有眼眶缘被硬物削伤者，有腿股骨被刀砍伤者，有额骨被砸伤者，有肢骨骨折或粉碎性骨折者。其他遗址也有此等病例，一些外伤骨科病，颇能反映出当时医疗护理水平的高低。如下王岗遗址发现一些成年男女性人骨，其桡骨或小腿骨骨折后，因对位对线不好，造成畸形愈合，说明医疗处理还很落后，但元君庙遗址发现一具壮年女性人骨，右侧桡骨有陈旧性骨折，愈合情况良好。另一具壮年男性人骨，颅骨也有陈旧性骨折，钙化日久，说明伤者生前头部虽受重创，还是治愈得活。西夏侯遗址发现一成年男性，右侧肱骨折断后愈合。大墩子遗址也发现一壮年男性的右股骨骨折后又愈合②。可见当时各地的医疗处理水平并不一律。“三折肱知为良医”③，人类正是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不断

⑥ 蔡莲珍、仇土华：《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 年 10 期。

① 《淅川下王岗》，426 页。

② 《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 年 1 期。

③ 《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 年，附录一。

④ 李健民：《我国新石器时代断指习俗试探》，《考古与文物》1982 年 6 期。

① 《淅川下王岗》，426 页。

② 《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 1 集，1981 年。

③ 《左传·定公十三年》。

掌握并提高护理自身生理机能的能力。

小儿病是直接威胁原始人类人口增长与否的一大痼疾。在各原始氏族共同体内，婴幼孩童的死亡比率互有高低，但总的来说都相当高，如宝鸡北首岭聚落遗址出土人骨 469 具，婴幼孩童为 65 具，占 13.9％④；半坡聚落遗址

254 具人骨中有 76 具，占 29.9％⑤；姜寨一期聚落遗址 383 具人骨中有 238 具，占 62.1％。其他如元君庙遗址，幼童死亡比率为 19.1％；崧泽遗址为15.4％；常州圩墩遗址为 16.8％；邳县刘林遗址为 12.6％⑥；邹县野店遗址为 29.5％①；西夏侯遗址为 33.3％。综合计之，幼童平均死亡比率高达 30％ 以上。

幼童早夭，固然与当时生活条件艰苦、营养贫乏、疾疫流行、卫生保健欠缺等外界因素有关，但也应看到，当时幼童死亡比率高低常与同居民集团妇女平均寿命高低互成反比。如姜寨女性死亡高峰在青年期，约占女性人数的 47.6％，其幼童死亡比率也就高达 62.1％。半坡、元君庙、野店、西夏侯四组，女性死亡高峰延后在青年和壮年两期，幼童死亡比率也降到 20～30％ 上下。北首岭、崧泽、圩墩、刘林四组，女性死亡高峰又推迟到壮中年或中年期，幼童死亡比率也就为百分之十几，可见同居民集团内妇女寿命的长短， 常直接联带及子息存活率。

当时成年女性寿命偏低，原因之一就是实行早婚早育。姜寨一期三墓区发现一座 158 号的一次葬土坑墓，葬着一位 20 岁的青年女子和一个 6～7 岁的孩童，或系母子合葬，可推算出母亲的育龄才不过 14 岁左右。同墓区 M181 一次葬土坑墓，为一位 30 岁女性和一个 13～15 岁孩童的台葬墓，母亲的育龄也才 15 岁左右。就是说，女子刚步入青年阶段就已过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从人体生理特点看，女子 14、15 岁月经初潮，直到 21 岁后才发育成熟②， 过早的婚育只能紊乱女性的成长发育过程，催促她们未老先衰。《内经》云： “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当时婚育年龄无知地过早提前，不仅使妇女的衰老期大大前移一二个年龄级，而且无形中已使人过 30 岁左右即为老年的人体生理学错觉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早婚早育既成了妇女的催命符， 又导致子息先天不足，直接危及后辈的存活率。

小儿死亡率高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妇女疾病致死，有不少与孕育死亡相关。对每个生育女子来说，临盆时的难产和产后的细菌感染，在医疗保健水平十分低下的当时，也是最恐惧、最无可奈何、最性命交关的，一旦母亡，子息的生命火花也会随之熄灭。山东邳县刘林大汶口文化遗址，M152 埋着一具中年妇女，骨盆中留有一个约七八个月的胎儿骨骼。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M55 埋着一具成年女性人骨，两腿之间有一个头朝下的婴儿骨架①。当系难产母子双亡。崧泽遗址 M85 埋着一具中年妇女，头上方有一具二次葬胎儿骨架，可能是母亲因产褥细菌感染死亡，于是将先死小儿移来合葬。母子双亡不只限于母方孕产中，即使过了哺乳期，年龄稍大的孩童，在

④ 《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 年。

⑤ 《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 年。

⑥ 见《考古学报》1962 年 1 期，1965 年 2 期。

① 《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 年。

② 《内经·上古天真论》。

① 中同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 学报》1974 年 2 期。

其失去母亲抚育照料后，也每每其命不永，崧泽遗址 M84 合葬一成年妇女和一个 7 岁左右孩童，或即属这类情况。姜寨二期墓地发现一座 W263 四人二次瓮棺墓，为一成年妇女和三个年龄分别为 14、5、不足 3 岁的孩童，也表明了子息的存活率是与母亲的生死紧相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