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卜筮并用

晚商王朝的占卜制度，除以同事数贞、异时习卜，及以王占为核心、右左卜官建置为两系的三卜制，构成其重要特征外，官方的甲骨占卜，又有与中下层社会久已流行的手续简单的筮占法相补缀，卜筮并用，两相参照联系。

筮占是数占，《左传·僖公十五年》云：“龟，象也；筮，数也。”《史记·龟策列传》云：“■策定数，灼龟观兆。”筮占与甲骨占卜以兆象变化断吉凶不同，是据揲蓍草所得数字变化定休咎祸福，似源起原始社会简单的数学运算法，后变为占卜手段①。《周礼》有言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帝王世纪》有谓“庖牺氏作八卦，神农之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引而伸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连山》、《归藏》、

《周易》即是三部古老的筮占汇集，唯《周易》流传至今。《山海经·海外西经》郭璞注有引《归藏》佚文：“夏后启筮：御龙以登于天，吉。”大概

《连山》、《归藏》主要本之夏商人的筮占材料。《尚书·洪范》记有传为夏禹时两种筮占兆象分类：“曰贞、曰悔。”《世本》有商大戊时“巫咸作筮”之说，恐怕不是向壁虚造。

考古出土的古代筮占数列符号，自张政烺先生真正释读出后，发现已不

① 吉德炜：《中国正史之渊源：商王占卜是否一贯正确？》，《古文字研究》第 13 辑，中华书局，1986 年。

① 参见彭邦炯：《商史探微》，重庆出版社，1988 年，300 页。

少，早起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战国时期，属之商代者，在殷墟王邑及山东平阴朱家桥遗址均有出土，年代为晚商时期②。晚商的筮占数列符号主要见诸陶器、陶范、磨石、甲骨之上，学者多有董理阐发③。商代筮占中出现的数字，今已知有一、五、六、七、八、九，筮数形式有六个爻的重卦，三个爻的单卦及四个爻者。其易卦的爻变均是在上卦相同的条件下，下卦各爻皆可变，变卦既可将奇数变偶数（阳变阴），偶数变奇数（阴变阳），也可奇数变奇数（阳变阳），偶数变偶数（阴变阴），均比《周易》显得原始而灵活①。殷墟甲骨上所见筮数见下表：

如上示，三爻的单卦只见于一期武丁时，以后又推演出四爻及六爻的重卦，晚期形式主要为六爻，显示了筮占由简而繁复的发展过程。另外，这些筮占似已萌发类于《周易》的奇阳（一）偶阴（一）的阴阳数术观念，特别是三爻和六爻的卦画形，颇可与《周易》相应卦画、卦名参照，表明《周易》的形成过程中似吸收了商人筮占法而有其新释及淘汰。再者，卜龟上的“九六”爻数，或可对文献说的“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作出修正，证明商人筮占与《周易》实一脉相承。卜龟上的一组五列平行短线符号似属当时存在的另一种数占法，有学者疑与《太玄》有渊源关系，不失为较具启发意义之说。

应指出者，这些记有筮数的骨料均是卜用的甲骨，有的还兼记卜辞，反映了卜与筮的结合。李学勤先生曾分析西周甲骨上有在卜兆边记筮数，认为这些筮数都是卜前所行关于同一事项揲筮的结果，与卜兆有参照的联系，却不是由兆象得出来的①。这同样适合于上表材料。《礼记·曲礼上》云：“卜筮不相袭”，郑玄注：“卜不吉则又筮，筮不吉则又卜，是渎龟策。”似古代卜筮并用时是有若干忌讳的。《周礼·春官·筮人》：“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郑玄注：“当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渐也，于筮之凶，则止不卜。”可能在卜筮并用时，若先筮后卜，筮占必须逢吉，才能继之以卜，若筮占不吉，再卜就是亵渎龟策。但若先卜后筮，似无此忌，如《左传·僖公四年》记晋献公欲娶骊姬，“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说：“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可见卜不吉仍可继以筮，但一般要服从于甲骨占卜的结果。这种忌讳应出自重龟轻筮观念。《仪礼·士丧礼》贾疏即说：“龟重，威仪多；筮轻，威仪少。”上表有的卜骨上有“吉”的卜筮兆象，知晚商已产生了“卜吉则筮”或“筮吉则卜”的占卜礼制。

商代晚期的筮占每以成组出现，表中有两例甲骨上均为三个重卦成一组，与《曲礼上》说的“卜筮不过三”契合。特别是其中一例，出土时同坑共出三块牛胛骨，另一例卜龟上的三个重卦，据肖楠说，字体和契刻风格不同，可能出自三人之手。表明随着晚商卜筮并用的出现，甲骨三卜之制也相应在向卜筮三人占形式过渡。

②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 年 4 期。

③ 参见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 年 2 期；郑若葵：《安阳苗圃北地新发现的殷代刻数石器及相关问题》，《文物》1986 年 2 期；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 卜甲》，《考古》1989 年 1 期；曹定云：《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研究》，《考古》1989 年 7 期。

① 见上引郑若葵文。

① 李学勤：《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文物》1981 年 9 期。

晚商渐趋僵化的甲骨占卜制度，当其吸收进流行于中下层社会的筮占法，无疑增添了一定的活力。《洪范》述殷礼有“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可见这种卜筮制度的出现，在当时有可能造就政治制度的松动，促进早期民主意识，唯惜周灭商而使这一发展遽然中断。但从晚商思想成熟程度言，早先的甲骨占卜是摆在客观事物主体和人的主观认识客体之间，人的直接观察对象不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甲骨兆象变化，人只是凭其主观臆想对知觉表象进行感性猜测，还谈不上具有合乎逻辑的判断和抽象的思维；然筮占却已初具数学逻辑推演，尽管仍束缚于传统鬼神崇拜意识，但其中毕竟蕴育着原始哲学思想上辩证法的运动与变的认识因素。这也是卜筮制度为后来长期沿袭的顽性和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