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道路交通一 道路交通网络

人类有意识修筑道路，盖起自进入定居生活阶段以后。最早出现的由人力铺设起的道路，一般见之于聚落和居室的周围，在广阔的野外未必有能力顾及。

江苏吴江龙南村一处 5000 年前的聚落遗址，即发现一条用碎陶片铺成的

小路，长 15 米，通向一座住宅居址①。而中原地区，早在 6000 年前后，修筑道路已颇为普遍。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聚落遗址，三片住宅群围绕中间一块面积约 6000 平方米的广场而布列，广场一带发现有四层路土的道路遗存，路面较平坦，其中第二层路土是用兽骨渣、碎小鹅卵石、碎陶片屡杂后铺垫起的，厚达 8～12 厘米，其下层路面还用火烧过，红烧土层厚达 2 厘米②。这当然不会是人们久踩自然形成的走道，而是出自居民共同体集体力量，有意修筑的聚落内道路设施。陕西临潼姜寨一期聚落遗址，道路建设更显出一定规模，五片住宅群组成的一个较大氏族共同体，环一中心大广场分居。居住区内东南西北四面均有零星路土遗迹，有的路面是用料礓石铺垫起的，有的是用红烧土铺垫起的，还有一些则是人们自然踩踏而形成的。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广场西侧有两条几乎平行的人工修筑长道，一条残长 53.3 米，道宽 0.7

米，路面平整坚硬，是用黄土夹大量料礓石筑起，有 10 厘米厚；另一条残长

12.5 米，道宽 0.75～0.8 米，筑法相同①。仰韶聚落居民共同体出于生活的便利和交往，已经重视公共道路的建设，道路有主次之别的初步规度，但限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筑路大概还没有逾越聚落生活居住区而扩大到外界广阔地域去。

到龙山文化晚期，道路的构筑又有新的进展。河南淮阳平粮台一座面积约 3.4 万多平方米的古城遗址内，专门筑有贯通城内外的大道和小道，大道

宽达 1.7 米，路面用土和料僵石铺垫。为排除雨水和生活污水的潢积，出城门的路段还埋敷下陶排水管道②。可见当时的道路构筑已有了一些配套设施。完成这样的道路工程，必须动员起很大的社会力量，还得有体现多数人意志的统一规度，如果单单依赖个别人的努力是绝难办成的，不妨说这标志着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已经出现了。

夏代国家形成之始起，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成员在各自的聚落或城邑内合力筑路的传统之举，有可能上升为国家的具体实政之一，变为整个社会的带有强制性的政治劳役。修筑道路已不再局限在住地周围，逐渐扩大到整个统治领域。《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 经启九道”，追叙了夏禹将国土划为九大行政区，以及组织全社会巨大人力

① 《吴江发现五千年前的村落遗址》，《中国文物报》1989 年 5 月 26 日。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 年。又：《一九六七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 年 2 期。

① 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1988 年。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 年 3 期。

物力开辟它们之间交通道路的旧事。《史记·夏本纪》和《尚书·禹贡》中甚至还详载出所谓夏禹开通的九条陆道和九条水道。夏朝正是凭藉其建起的道路交通网络③，实施其对领土的统治运作。《荀子·大略》谓禹乘车外出， “过十室之邑必下。”《说苑·君道》说，“禹出，见罪人，下车间而泣之。” 国家的有关政令，也每每在交通要道口宣告，《夏书·胤征》云，“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锋徇于路”，朝廷的宣令官手执木锋当道号令众下。交通道路网络的建起，对当时国家统治秩序的维持确应起有很大的作用。

夏代道路的铺筑颇为可观。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掘出一条属于夏史纪年范围内的道路，路面宽 1.2～2 米，厚 5 厘米，系用陶片和碎石子铺垫①。其道宽超过了前代。偃师二里头夏末都城遗址，南北 1500 米，东西 2500 米，

面积约有 3.75 平方公里。除了有用鹅卵石铺成的石子路及红烧土路外，还发现了一条铺设讲究的石甬路，路面宽 0.35～0.60 米，甬路西部由石板铺砌， 东部用鹅卵石砌成，路面平整，两侧保存有较硬的路土②。这条道路的铺筑规格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据说其附近还发现了宫殿建筑遗迹，因此它很可能属于都邑内专为贵族统治者服务的生活设施，与一般平民通行的土石路面相比，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异。

由于夏代交通网络拓展到广阔领域，如何穿越河流水道也就显得甚为要紧，公共桥梁的架设当亦已出现。最早的桥称为梁，《说文》云：“梁，水桥也”，段注：“用木跨水，则今之桥也。⋯⋯见于经传者，言梁不言桥也。”

《初学记》卷七云：“凡桥有木梁、石梁；舟梁——谓浮桥，即诗所谓造舟为梁者也。”今人唐寰澄指出，在桥梁发展中，早期多半是梁桥，首先是木梁，因为木梁的架设总比石梁轻便，从自然倒下的树木而形成的梁桥，到有意识地推倒，砍伐树木架作桥梁，不需要多少过程，也许在旧、新石器时代早就有了③。

架设桥梁与筑路一样，也属于夏代国家的实政之一。《国语·周语中》引《夏令》说，“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举为后世诸国所继承，在周代称为“先王之教”，同书云，“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韦注：“夏令， 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礼记·明堂》谓“季秋除道致梁”。《左传·庄公四年》载楚令尹斗祁和莫敖屈重“除道梁溠”。四川青川郝家坪战国墓出土木牍有文云：“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限，利津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①可见开道与架桥并重，由来已久，是古代带有强制性的社会公共义务，从中也透露了统治者对于发展国家交通网络的重视。

商代的道路交通网络比夏代更为发达，其范围所达相当广大。《诗·商

③ 《诗·大雅·韩奕》有述韩侯自河东晋地乖四驾马车入周之道，称之云：“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悼其道。”似此道在夏代已开通。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3 年 1 期。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 年 5

期。又：《1980 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 3 期。

③ 唐寰澄编著：《中国古代桥梁》，文物出版社，1987 年，19 页。

① 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 年 1 期。释文参见同刊于豪亮文。

颂·玄鸟》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武丁孙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商王武丁以后，商人恒称的四方或四土，不是虚拟，早已是平面的发展②。所谓“邦畿千里”，从各地发现的商代遗址分布看，比较近乎实际。其东方直抵海边，南土越过长江，伸入江西、湖南境内，西边抵达甘肃、内蒙，北土包括河北北部和辽宁部分地区③。

商代的道路设施有几大特色。一是王邑内的道路建制堪称全国楷模。商人曾一再自赞“商邑翼翼，四方之极”④，整饬的王朝国都，是四方的表率。新发现的河南偃师尸乡沟早商都城遗址，面积有 190 多万平方米，城内道路

纵横交错，已发现大路 11 条，东西向 5 条，南北向 6 条，路面一般宽约 6

米，最宽的达 10 米，道路与城门方位大体对应，构成棋盘式的交通网络①。城内道路主次相配，主干大道宽敞平直，路土坚硬细密，土质纯净，厚达半米左右；路面中间微鼓，两边稍低，便于雨水外淌。主干大道一般直贯城门。城门的门道路土之下，还铺有木板盖顶的石壁排水沟，沟底用石板铺砌，内高外低，相互叠砌呈鱼鳞状，叠压顺序与水流方向一致。出城之后，沿城墙还有宽 4.5 米的顺城路。城内另有与主干大道相连的斜坡状“马道”，可以直登城墙之上②。这样一座经过严格规划而兴建的商王都，其道路设施的完善确可称为当时国家之最。

二是地方土著方国也重视道路的修筑。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现一段长近百米，宽 3～6 米的道路，与一“长廊路”相连，后者残长 39 米，宽 1～ 2 米，路面结构类似三合土，而且有排列有序的柱洞③。可能有遮盖一类建筑物，似乎专为地方土著贵族的生活便利而筑。可见商代地方国族的道路修筑水平也是不容低估的。

三是商代晚期已形成了以殷墟王邑为中心的东西横向、南北纵向朝四外辐射的国家道路交通大网络。据彭邦炯同志研究，根据商代遗址的分布和甲骨文提供的材料，殷商王邑通往四面八方的交通道路主要有六条：

一、东南行。是通往徐淮地区的大道，即甲骨文中关于征人方的往返路径，有的地段可能与今陇海路郑州至徐州、津浦路徐州至淮河北相合。

二、东北行。是通往今卢龙及其以远辽宁朝阳等地的交通 干道。

三、东行。与山东益都古蒲姑有要道相通；另有水路估计可沿古黄河或济水而下。

四、南行。与今湖北、湖南、江西等当时的国族之间有干道相连。

五、西行。通往陕西，沿渭水可直至周邑丰镐或别的方国部落。此道能通车辆，决非小径。武王伐商即走此道。

六、西北行。为逾太行的要衢。商与西北■方、土方等交战，常有战报

② 严一萍：《甲骨学》上册，第一章第三节“殷商的疆域”，台北艺文印书馆，1978 年，126 页。

③ 彭邦炯：《商史探微》，第六章“商王国的疆域四至”，重庆出版社，1988 年， 179 页。

④ 《诗·商颂·殷武》。

① 史怀秦：《尸乡沟商城遗址》，《中原文物》1988 年 4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3 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 年

10 期。赵芝荃、徐殿魁：《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③ 袭学峰：《我国商代就有陶瓷窑——清江县吴城遗址考古新发现》，《人民日报》1987 年 7 月 23 日。

捷送王都①。

值得注意的是，殷商发达的陆上交通道路，对后来西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曾起了有力的作用。《汲冢周书·大聚解》载，“武王胜殷，抚国绥民， 乃观于殷政”，周公曾告之以“相土地之宜，水上之便，营邑制命之曰大聚，⋯⋯辟开修道”。交通大网络的开通实是殷商王朝一大政迹，不会因政权迭改而完全荒废掉。史籍和西周铜器铭文恒见“周行”“周道”之语，据杨升南同志研究，是指王国中心地区成周通向各地的平直宽阔道路，主要有向西及西南方、向东、向南、向东南、向北、向东北等几条干道②。不难看出，其中一些主要干道的大段走向和路段，是与殷商通往各地的道路相一致的。殷商筑成的“王道”，素来称得上宽广、平坦、正直③，周人完全没有必要舍前功而另辟新道，且国力也不允许。所谓“观于殷政”，应该包括了效法殷商的路政，只不过周代的交通中心已由殷墟转移到了成周，其“辟开修道”主要是指成周地区交通道路的规度和修治，以与前朝业已建起的交通大网络合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