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国邑

甲骨文记商代方国约 50 多个，方伯名 40 个，有的一度服属商王朝，有的则世为敌国，然均与商王朝发生着各种性状关系。考古发现的商代方国邑，基本分布在商王朝四土及外层周边地区，有的有城郭之筑，有的没有，但无不以宫室区和等次化居宅以及有关生活设施配置，构成邑内主要框架内涵，唯建筑的规模格局不及商代王邑。

山西垣曲发现一座商代前期城址①，平面呈平行四边形，东南西北四垣分别长 390、350、395、335 米，总面积约为 12.5 万平方米。西垣偏北有缺口一个。西垣和南垣外 6～9 米发现有平行的“外郭墙”，西垣外 15～20 米处又有一道长 440 米，宽 6～10 米，深 7.5 米的城壕。南垣内侧掘有一道平行的排水沟，已知长度 74 米。宫室区位于城内中部偏东，由 6 座夯土台基建筑

组成，最大的一座呈长方形，长约 50 多米，宽 20 米，面积有 1000 多平方米；其西南的一座呈曲尺形，已揭出的南面部分，东西长 22，南北宽 5～6 米，西端向北折。城内东南隅和西南隅均发现较密集的灰坑、一般居址和墓地。西南隅又为制陶坊址所在，除发现陶窑外，又发现一座半地穴式圆角方形房址，长宽 4×4 米，地面用胶泥抹平，屋内有圆形灶坑，有中心柱及四周有柱洞，似为一座四面坡锥尖顶住宅。此城区划颇有规度，形制虽小，仍大体维持了等级分片居住制格局，方国权贵居于城中显要位置，平民家室分居周围一带，其局部二道城垣之设别具特色。

山西夏县东下冯商代城址，北部不明，目前仅知南垣总长 440 米，西垣

南段残存 140 米，东垣南段残存 52 米，外侧有城壕。据城区西南隅发现 40～

50 座圆形建筑基址看②，该城的区划规度布局与桓曲商代前期城址有类似之

处。山西潞城县近又发现一座商周时期古城，周长 3000 余米，有两道城垣，

亦与桓曲古城有相似点。据其“外郭城”有 5 个烽火台看③，军事防御性能甚突出，联系商代后期甲骨文中大量与西北方面方国交战的材料，该城可能为某一方国邑所在。

与桓曲古城二道城制相接近的，还有内蒙敖汉旗城子山古城，时代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约当夏商之际①。该城建于当地最高山上，形制近方形，东西长 85，南北宽 80 米，东、西两垣南端各有一门，南垣内侧有形似“马面”的石砌建筑。东、南垣外亦有同于桓曲古城的“外郭墙”。不过区划布

① 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94～95 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113～114 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125～126 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171～172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 年，148～153 页。

③ 《潞城发现商周古城遗址》，《中国文物报》1991 年 11 月 17 日。

① 《敖汉旗发现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88 年 2 月 26 日。·57.

局自具特色，方城中央部位聚集着 12 座直径 7～9 米的石砌圆形房址；而在“郭城”之间则分布着 30 座石砌“方院”，面积 160～450 平方米不等，每座“方院”内又均有 1～2 座石砌圆形房址，直径 5～9 米。“方院”一般为三五座连在一起，各有门串通。“方院”周围是些小型圆形房址，直径均为5 米，共 37 座。在附近几个山头、山坡上，还分布着八九处同一时期的小型遗址，形成众星拱月格局。该城的居宅分布呈金字塔式等次递降形态，又保持了明显的有机联系，说明邑内基本社会组织单元是家族组织，若干家族组织以其血缘关系的固有纽带，组成族氏生活共同体，共同体内贵族家族集团居于邑内中心位置，握有高度的统治权威，一般家族及其家室成员，按其等次高低或实力大小，居于邑内相应位置。

值得注意者，这类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石筑山城，在内蒙发现颇多，仅分布于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者就达 43 座，一般建于靠近河道的险峻山岗阳坡上，城墙随山势建造，城区平面不规整，有方形、圆形、椭圆形、三角形等，有的筑有二道城，有的在临徒壁深壑一面不再另筑城墙。面积小者数千平方米，大者达 10 万平方米，城内石筑房屋基址也达 600 座以上，但多数城址的面积为 1～2 万平方米。这些城址通以成组出现，同组城址相距甚近，必有一、二座较大者，但组与组间则保持了相当远的距离间隔①。可以想见，成组的城址已形成方国林立的表象，大城当为方国邑所在，附近小城是为下属所辖小邑。据邑的规模大小和邑内居宅优劣差异，显然乃基于“立君利群” 的政治安排，其以血缘或血亲关系为纽带的族氏组织，大致保持了等级分群分片居住的形态。

陕西境内的方国邑，城墙有土石结构者，既不同于北方的石城，也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夯土城，如清涧李家崖发现的晚商城址，依地势起伏而筑其城，平面呈不规整长方形，南北临河，利用其百米崖壁为天然屏障，仅在东西两面筑城墙，城墙用一层石块，一层夯土，层层起筑，某些段面则一边用石块筑坡面，一边为层层夯土筑成。该城或以为是鬼方所在邑。东西长 495 米，南北宽 122～213 米，占地面积约 6.7 万平方米。邑内东、西两侧为墓地。主体建筑位于城中部，是一组外有围墙的庭院建筑，院内房子布局呈品字形，规模宏伟，面积达 1000 平方米，当属权贵宫室建筑。城内又分布着中小型夯上围墙房子和半地穴式住宅②。方国内部的阶级分化和等级区别可见一斑。

湖北黄肢盘龙城③，商代前期某方国邑，总体区划形态有异于上述诸城。

（图 8）仅依盘龙湖叉起伏多变的地形构筑起宫城，形制近方形，南北长约290、东西宽约 260 米，占地面积约 7.5 万平方米，四垣中部各有一门，外环

壕沟。宫城内东北部是人工堆筑高地，上建 3 座平行排列、面朝正南的土台

① 徐光翼：《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的石城遗址》，《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 年，82～93 页。

② 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 年 1 期。又戴应新、吕智荣，《清涧县李家崖青铜时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 年，259 页。

③ 见（1963 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 年 1 期。《盘城 1974 年度田野考古纪要》；

《从盘龙城商代宫殿遗址谈中国宫廷建筑发展的几个问题》，同见《文物》1976 年 2 期。《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184～185 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164 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年》 201～ 201 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272～273 页。王劲、陈贤一：《试论商代盘龙城早期城市的形态与特征》，《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一），1987 年，70—77 页。

式宫室建筑。中间一座台高 0.2 米，面积 39.8×12.3 约 490 平方米，面阔四间，为一四阿重檐带回廊式建筑。（图 9）南面 13 米处是一座不分室土台式建筑，面积 27.5×4.5 约为 124 平方米。两侧还有配殿。构成前堂后寝格局。宫前西侧地势低洼，原先可能是池沼景观。该宫城主要力保卫方国上层权贵宫室群体而筑，一般民室在此禁地内并无一席之地。但宫城周围 104 万平方米范围内，结合人地依存关系，作有全面规度。城东面湖岛被辟为上层贵族墓地，城南岗地为主要官方手工业作坊区，城西城北地带，分布着许多居民聚居点。各聚居点以其居宅、作坊、农田、墓地，构成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生活实体，同时又紧紧隶属于方国上层贵族统治集团，其大小实力和等级地位也有一定的差异，如宫城外东北的一处，居宅最为密集，墓葬中小型兼具，作坊内涵也甚丰，成为该方国邑中强有力的一支居民生活共同体。另外，各聚居点的居宅，既有小型土台式地面建筑，又有面积仅几平方米的圆形或方形穴居，显然居民生活共同体内阶级分化严重，也是维持了分级居住格局。

目前所知最大的方国之邑，应数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早期偏晚古城，据说是蜀国早期都邑所在，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 220 万平方米，略高于中原

惬师商城。其东垣残长 1000 米，南垣 1800 米，西垣残长 600 米，北界临河，

城内中轴线上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饮四处台地，以及 1929

年发现的玉石器祭坑和 1986 年发现的两个大型祭把坑①。显见城区规度重在“定其人神所居”，与中原王邑有明显的一致性。城内城外分布的居民聚居点，主要以居宅、玉石器作坊、制陶窑址和墓地为框架内涵，表明了族氏分片居住体系和方国经济功能所在。城区中部三星堆一带发现房屋基址 10 余

座，（图 10）可分甲、乙两组，甲组 11 座，乙组 4 座，有穿斗式或抬梁式样卯结构厅堂，面积达 76 平方米，又有面积 20～30 多平方米的带屏风式隔墙的地面木构建筑，还有面积在 10 余平方米的圆形、方形、长方形木骨泥墙小型建筑，室内施白膏泥地坪①。成组和分等次的房屋，已超出一般居宅的功能，当为方国上层贵族集团的宫室建筑群体。

商代方国中心所在邑，有的并无城垣。如北距广汉三星堆古城约 40 公里的成都十二桥遗址，是成都平原上又一方国贵族统治集团宫室建筑群体所在，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出土陶纺轮上文字，与所谓“巴蜀文字”不同，与殷墟甲骨文字系统相接近，还有甲骨占卜之俗，这里与中原地区应早有交往。宫室群是由形制不一的大中小型房屋组合而成，（图 11）主体建筑为一座面积达 1248 平方米的大型干兰式房屋，带有廊庑，基础以设地梁打槽栽桩，樟卯起架，木板铺地，编竹夹墙，茅茨敷顶②，工程复杂宏大，堪称当地建筑史上的精华。其北羊子山上又有大型祭台，台高 10 米以上，共三级，边

① 陈德安、罗亚平：《蜀国早期都城初露端倪》，《中国文物报》1989 年 9 月 15 日。《广汉县三垦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 年 10 期。《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文物》1988 年 5 期。赵殿增：《近年巴蜀文化考古综述》，《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 年。孙智彬：《三星堆遗址性质补证》，同上。

①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迫址》，《考古学报》1987 年 2

期。陈显丹：《论广汉三星堆遗址性质》，《四川文物》1988 年 4 期。

②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 年 12 朋。

长 103 米见方，土坯砌墙，内填土层层夯实，用土量约 7 万立方米③。若以一

人一日起土 1 立方米计，需 7 万工日，以 1 千人劳作，要化 70 天筑成，且尚未计作土坯、运土、夯筑等所需工量。这支方国自有相当的政治和经济实力。

长江以南江西清江吴城商代中晚期遗址，或说是“耑”国都邑所在④，亦未曾“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仅以居宅、大面积窑区、铸铜坊址、墓地构成邑内主体框架。从出土陶文看，与甲骨文属同一系统，出土铜器、石范等，既有中原商文化因素，又有地方土著独特风格。在遗址中部一带，发现一段长 39 米、宽 1.2 米左右的路面，由卵石、陶片屡杂筑成，上复一层三合土硬面，路面两侧残存对称有序的立柱洞，属一长廊式通道，与西北建筑基址和红土台座台地相连，很可能是宗庙祭把建筑群及祭社地①。遗址西北坡地，是当时龙窑和其他类型制陶窑址所在②。遗址南部有平民聚居地，与墓地相属，居宅是些半地穴式长方形棚屋，面积仅 4～7 平方米，室内有灶台，有的居宅间距 5 米左右③。近在遗址东约 20 公里的新干大洋洲，发现同一时期

的大型墓葬，出土青铜器 480 余件，内青铜锁有大小 6 秉，又有玉器 1072

件，陶器 356 件，墓中至少用了 1 位幼儿、1 位未成年孩童和 1 位青年殉葬，墓主非方国君主莫属④。很可能这里即“耑”国的王陵所在。

商代东土的方国君主，好营筑巨大陵墓，用大量人牲殉葬，以贵重马车作祭，极近殷人之风。如山东益都苏埠屯“亚醜”国墓地，先后发现大型墓两座，中型墓四座，小型墓四座，车马坑一座。其中一座四墓道大墓，墓室面积达 157 平方米，殉人达 48 个之多；另一座大墓的墓室四角各有人头一个，并放一戈一盾，像是充任禁卫的⑤。唯其都邑所在尚未得知。

可庆幸者，山东膝州前掌大商代遗址的发现，提供了考察东部方国邑内涵的机会。该遗址既有居住遗迹，又有规度严整的大型贵族族氏墓地，附近二三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同期许多遗迹，这里虽无城垣发现，但文化表象显示，可能是某一方国邑所在。尤其是墓地总体规划形态，构成了都邑布局和邑内社会生活实体居住分布的缩影。墓地中心位置以 3 座中字型大墓呈南北中轴线排列，在其东、西两侧，分别布列两座甲字型大墓，其他一些中、小型墓葬，错落在大墓之间，等次严然。内一座中字型大墓，腰坑中殉人一，作跪状，二层台周围殉有多人，棺槨上放着两套车轭和零星马骨，虽经多次盗掘，仍出土大量铜、玉、釉陶、石、骨、蚌、贝、松绿石等随葬器物，还有十分

③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 年 4 期。

④ 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奇迹》，《文物天地》1991 年 1 期。

① 李家和、李玉林：《清江县吴城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168～169 页。袭学峰：《清江县吴城遗址考古新发现》，《人民日报》1987 年 7 月 23 日。

② 李玉林：《吴城商代龙窑》，《文物》1989 年 1 期。

③ 《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 年 7 期，《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第四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资料丛刊》（2），1978 年。《吴城遗址第六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江西历史文物》1987 年 2 期。

④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新干县博物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韩康信：《新干商墓出土人牙鉴定》，同见《文物》1991 年 10 期。

⑤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 年 8 期。殷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考古学报》1977 年 2 期。罗勋章、夏名采：《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 年，171～172 页。

罕见的彩绘牌饰，墓上又有享堂或庙寝之类建筑①。墓主生前当为方国君主。两侧的甲字型墓可能是其配偶或臣属墓葬。大小有序的墓葬是现实世界的再现，表明了方国内部的等级秩序和阶级之分，至少间接揭示了方国邑内尊者居中，其下附之的居住区划形态。

商代方国之邑，区划规度多形多姿，规模也有大小之别，但有两大共同表征，一是方国上层统治集团日常生活和发号施令的宫室，多以形制不一的建筑群体相组合，与贵族墓地及其祀神祭祖之所一起，各各占据了邑中显要位置；二是邑内的基层社会组织，是为许多个族氏共同体，以聚居形式分片分等级布列于邑内相应去处，各族氏组织的经济生活虽未必一致，却均有自己的公共墓地，由于其内部的阶级分化，居室的两分现象也十分明显。至于有城与无城，并不构成确定方国邑性质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