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占 卜一 占卜源流

占卜源起原始宗教中的前兆迷信，属于巫术占验范畴。人们在与自然世界的交往中，往往把一些没有因果联系的事象的偶合，视为神所示征兆，久之乃有利用占具为中介，进行人神间的沟通，人为制造兆象，以测未来的吉凶祸若。

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习俗不同，占卜种类常异样化。《易·系辞传》有言古者庖牺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于省吾先生认为，八卦原初实为八索之占，是卜者手持牛毛绳八条掷地的索占法①。此殆出于原始游牧民族的数卜法。《史记·龟策列传》又有云：“自三代之兴，各有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涂山之兆、飞燕之卜，百谷之筮，分别为传说中夏商周三代不同的占卜类别，恐怕乃因自不同的生存环境，与生活习惯也是相关的。当然生活条件近似，占卜法有互取兼容现象。如《礼记·表记》有言：“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史记》云：“昔夏后启筮：乘龙以登于天。占于皋陶，皋陶曰：吉而必同，与神交通，以身为帝，以王四海。”《龟策列传》有云：“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凡卜与筮、占与筮、龟与蓍，均是一为视龟甲或兽骨兆象断吉凶，一指据揲蓍数列定休咎，构成中国古代广泛流行的两种主要占卜法。

卜用甲骨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四川、陕西、河北、辽宁、吉林、内蒙、山西、甘肃等地区一系列考古遗址中时有出土，早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夏商时最为鼎盛，春秋战国以降是其末声。早先卜用骨料很杂，有龟甲及猪、羊、牛、鹿肩胛骨等，龟卜主要流行于江淮和东部滨海地区，骨卜则为中原和北方地区所通见，应与来源或产地有关。甲骨占卜， 一般是在骨版的一面施以灼爑，使另一面因受热作用而裂变出现坼纹，依其坼纹多寡、长短、纵横等所谓兆象变化，进行占断，以决定事情的可行性。目前所知最早的卜骨，是豫西南地区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仰韶三期羊肩胛骨，上有烧灼痕，距今约 6000 年左右①。最早的卜龟，出诸南京北阴阳营遗址，为一块大龟的腹甲，背面有火烧过的斑疤，正面有坼纹②，距今约五六千年前。安徽萧县花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出有碎卜龟 4 片③。不过，据考古发现材料看，最原始的龟甲占卜似不用烧灼法。豫中淮河支流的舞阳贾湖一处距今约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有用龟壳随葬的习俗，墓主大多为老年男女性，也有壮年男性。龟壳一般放在头顶或胫骨部位，3～8 个不等， 龟背和腹缘或穿孔，可系缀流苏类饰物，有的龟甲上还契刻有符号，龟壳内装有数量、大小、形状、颜色不一的小石子① 。安徽含山凌家滩一座距今约

① 于省吾：《伏羲氏与八卦的关系》，《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上册，巴蜀书 社，1990 年。

① 《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 年，200 页，又图版五三·8。

② 《南京市北阴阳营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58 年 1 期。

③ 《1959 年冬徐州地区考古调查》，《考古》1960 年 3 期。

① 《舞阳贾湖遗址的试掘》，《华夏考古》1983 年 2 期，《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 年 1 期。张居中：《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龟 甲和骨笛》，《华夏考古》1991 年 2

4600 年前墓葬，出有可缀绳玉龟，内夹八角星纹玉片。这些很可能是墓主生前从事巫术占验的冷占卜法器，具体卜法虽不详，然与后来的的龟视兆是不同的，但在视龟持有能沟通人神间联系中介的灵性方面却是一致的。《博物志》有云：“龟三千岁，游于卷耳之上，故知吉凶。”②《淮南子·说林训》云：“必问吉凶于龟者，以其历岁久矣。”大概龟的长生和易畜养等生理特牲，是龟灵观念产生的由来。贾湖遗址又发现一座半地穴式居宅，室内有九个灰土洞，内一个底部也埋有一个完整龟甲，可见龟灵观念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

距今约五六千年前后，以龟随葬的习俗在不少地区某种特殊社会阶层中得以流行。如在汉水上游，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在陕西西乡何家湾遗址有 1 墓出龟 1 个，陕西南郑龙岗寺遗址有 3 墓出龟 3 个③，河南淅川下王岗

遗址 6 座仰韶一期墓共葬龟 9 个④。四川巫山大溪遗址有 4 墓随葬龟。长江下

游江南地区武进圩墩马家浜文化遗址有 1 墓随葬龟 1 个。东部滨海地区大汶

口时期墓葬共发现 39 墓出龟 53 个，其中大汶口遗址有 11 墓出龟 20 个，山

东兖州王因遗址有 3 墓出龟 3 个，茌平尚庄遗址有 1 墓出 1 龟，江苏邳县大

墩子遗址有 15 墓出 16 龟，刘林遗址有 9 墓出 13 龟⑤。东部地区的葬龟，有的涂朱彩，有的龟壳上穿孔，内装许多砂粒、小石子或骨针、骨锥之类，与豫中舞阳贾湖遗址的葬龟形态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各遗址葬龟墓数与总墓数的百分比大体在 1.16～8.27 之间，平均百分比为 4.04，似表明各居民共同体中有少数人生前从事于龟的冷占卜及利用龟灵观念进行巫术占验行医。大概龟的冷占卜法后又与各地较为流行的灼■骨卜法相结合，遂开启出甲骨占卜并行不悖的上古占卜之俗。如山东茌平尚庄遗址出有三期的经烧灼卜骨①， 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有经烧灼的羊胛骨，属仰韶三期，似均表明同地早先固有的龟灵观念是具备向龟卜习俗转化的内在条件的。南京北阴阳营遗址骨卜与龟卜并见，卜骨经整治，有钻有灼，昆得比较成熟，龟卜则仅施火灼， 较为原始，这多少反映了龟卜与骨卜合流的早期状态。

距今 4000 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甲骨占卜广为流行，但中原地区主要盛行骨卜，大多利用猪、羊、牛、鹿的肩胛骨作占卜材料，卜骨一般都不加刮削整治，仅施火灼，受限于骨料厚度，骨上通常不见卜兆裂纹，也不见后世卜者为控制骨上兆坼变化而施行的所谓钻、凿等技术性处理内容。夏代基本承之，下表举有关考古遗址出土卜骨以观其概：

期。

② 《太平御览》卷七二八引。

③ 《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0 年，176 页。

④ 《淅川下王岗》，342～348 页。

⑤ 高广仁、邵望平：《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 出版社，1986 年。

① 《山东茌平尚庄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 4 期。

不难看出，夏代占卜用的骨料，大多是牲畜的肩胛骨，乃取其面大骨薄利于

施的之故，但在黄河流域豫北、冀南和晋中南地区，主要用猪、羊、牛胛骨， 在汉水和淮水流域上游地区及夏代的东方地区，则又多出鹿胛骨，这应与各地的物质自然经济来源有关，大体是选用当地最易得或畜养之兽畜，取其骨为占具，当如《淮南子·汜论训》所云：“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一般说来，夏代的卜骨整治情况是相当差的，较之龙山时期卜骨无多大差异，火灼是其主要占卜法，与后来商代甲骨上常见的刮、削、锯、切、磨等精粗技术性整治处理和钻、凿、灼并施相比，显得原始得多。

不过，也应看到，夏代东方地区的占卜文化，又显然比中原地区要高出一筹，其卜骨的整治和占卜形态已居当时的领先地位。

另外承本地区大汶口时期龟灵观念的前绪，至龙山时期已先于中原地区而出现了灼龟视兆的新的占卜之俗，这方面的演进，以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的考古发现较具代表性，述之于下：

在龙山文化层，出有完整的卜用龟腹甲，火灼透过龟版，正面犹可见到灼焦痕。

在岳石文化层（相当夏代），出有卜用牛、鹿肩胛骨，经加工整治，边缘刮削过，有钻有的。

在商代文化层，出牛、鹿胛骨和龟腹甲，牛、鹿骨经刮削粗磨，有的加工较精，骨脊削平，周边修平，关节锯除，有钻有灼，钻有单钻、双联钻、三联钻之分。龟腹甲背部经刮削粗磨，有大小钻孔和的，正面有焦痕，还有短直卜兆裂纹①。

显而易见，夏代东方的占卜文化是大大领先于中原地区的，其龟卜与骨卜并举，实自龙山时已开启，人们为克服甲骨占卜上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很早就通过对甲骨的整治加工和施用钻灼等占卜手续，以使易于见兆，进行力能所及的人为控制，反映了人们正有意识地把生活经验和自身的积极追求贯施到甲骨占卜的兆象解释方面。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认识飞跃，在中原地区则迟至商代才普遍出现。

如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夏代文化层仅出有未经整治的有的羊胛骨之类，而至商代早中期文化层，骤然出现了龟卜和骨卜，甲骨的整治技术和钻凿的并施占卜法一下与东方地区拉平②。说明随着商代的对外交往交流，东方文化因素始大量溶入中原地区。河北邢台曹演庄商代遗址，占卜骨料有牛、羊、鹿、猪的肩胛骨和龟骨，其中牛胛骨多经削除骨脊和切去半臼，有钻有灼，又有用牛头盖骨占卜者，龟则腹甲、背甲兼用，钻凿灼并施，而羊、鹿、猪胛骨均不加整治，另外早期出骨多，猪骨也只见于早期，晚期出龟多③。表明商代卜用骨料的主流，已逐渐限为龟甲和牛胛骨。

从商代前期王邑郑州商城的考古发现看，卜用骨料占大宗者为牛胛骨， 其次是龟甲，还有少数鹿、羊、猪、狗胛骨。占卜形态可分三种情况，一是仅施火的，以牛、猪骨为多；二是先钻后灼，以牛骨为多，龟甲次之；三是钻凿后的，以龟甲为多。其钻有单钻和双联钻，既深且密①。至晚商殷墟王邑，

① 《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 年，图版六九：1；197 页，图版七八：3；252 页，图版九九：2、

3，图一六六。

② 《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 2 期。

③ 《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 年 4 期。

① 《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 年，37～38 页。《郑州旭 王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

甲骨占卜盛极一时，骨料主要采用牛胛骨和龟甲，又有用牛肋骨、象骨、鳖甲者。近年还发现有用人髋骨占卜的②。凡刮、削、锯、切、磨、修、穿孔以系等，已成为例行的整治公事，各类形制的钻凿灼又显示出相应的世代特色， 且排列有序，组合规范。当时还常以一定的公文形式在甲骨上契刻下占卜的内容，可称之为卜辞，重要者还涂朱涂墨，另又有署甲骨来源及整治者等关及占卜的记事文字。此外还有一些纯出铭功或叙事的甲骨朱书、墨书及契刻文字，包括人头骨刻辞、虎骨刻辞、兕骨刻辞、鹿头骨刻辞、牛头骨刻辞等等。

殷墟甲骨上的兆象显现，因钻凿灼手段的谙熟而极为规整，兆坼大多呈卜字形，纵横有致，已摆脱了原始杂乱无章或无兆象的两分极端形态。《尚书·洪范》记有传说为夏代的五种卜骨兆象：“曰雨、曰雾、曰蒙、曰驿、曰克”，孔传云：“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霁，兆如雨止也；曰

• ，兆气蒙◻也；曰圜，兆气落驿不连属也；曰克，兆相交也。”若以视殷墟卜甲骨上兆坼的生物形态，恐怕是难以对上号的，倒是与龙山时期或夏代的甲骨兆坼裂纹之混杂多变有接近之处，这类兆象分类的原始意味很浓，似不会出自殷人，但也恐非向壁虚构，很可能即本之夏人的卜兆分类。殷墟甲骨兆象的人为控制因素极其明显，兆坼变化的盲目程度已有较妥善的克服， 显然当时的卜人集团，在利用甲骨占卜为中介，进行人神间的沟通交流时， 每赋以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力图以积极态度面对客观事物的因果联系。《左传·哀公十八年》引《夏书》云：“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杜注： “官占，卜筮之官；蔽，断也；昆，后也。言当先断意，后用龟也。”确切他说，用龟不是夏人卜俗，实盛行于商代，言官占先断意，后用龟，倒较切合晚商官方的甲骨占卜场合，人的意志和认识所及，在对规整的甲骨兆象占断过程中，是有可能赖此特殊思维模式，对客观事物的因果表象贯以比较理性的判断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