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夏代挥居的人地因素

我国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因距海远近的关系，自然环境自西而东呈现出一些差异性。华北西部、陕甘高原一带，更新世晚期堆积形成的黄土层， 后受夏季内陆暴雨的冲刷，以及人们从事各种土地活动的影响，土壤侵蚀， 坡积发育加速，基本表现为以灌木和草木为特色的森林草原景观。华北平原中部，邻近山区的构造运动，造成河谷下切，河谷里的冲积层形成了堆积阶地。沿海地区的海侵，又使河流下游坡度减少，洪水泛滥，发育了许多湖泊沼泽。温暖的气候，卑湿的沼泽或森林草原景观，丰富的亚热带动植物种类， 河谷阶地或涌泉地，大致仍是夏商居民择居面向的自然生态环境。

但在夏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人们对于环境的依赖和适应能力还很有限， 考古发现表明，中原地区仰韶一龙山文化时期先民，选择居址主要取河道比较稳定的大河支流两岸阶地或阳坡，敢光较好，土壤疏松肥沃而利于农作， 靠近水源而便于生活，地势相对较高，既不致低潮伤身，又可防范敌侵及避免水患①。据有关仰韶文化遗址分布的宏观考察，渭河流域平均每千平方公里约 6.5 处，河南伊洛—郑州地区及山西南部每千平方公里约仅 2.8 处，其余

地区密度不过 1 处②，显然各聚居点有相应的生物圈，其间回旋余地颇大。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取舍，基本不受人口分布压力的限制，人地关系中顺乎自然的惰性，远胜于主观改造自然的紧迫性。

到了夏初，情况有所变化。据《孟子·膝文公下》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 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 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这则史影当源出居于河谷地带或沼泽边缘的先民对于洪水灾难

① 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上 册），科学出版社，1984 年。

① 参见尹申平：《陕西新石器时代居民对环境的选择》，《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奏出版社，1987 年。

② 参见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年，224、225 页。

的可怕追忆，有关人物应放在治水的特定场景下观察③。尧时的消极避水，禹时的浚水导流，实反映了两个时代人们在自然界面前所能采取的态度和有所作为的能量。前者大体揭示了原始社会晚期人们一旦面临严重自然灾难，往往显得无能为力，“民无所定”，常常不得不放弃原先经营的生物圈，另谋生路。后者禹时已介于夏王朝建立前后，生物圈的周旋余地己大大缩小，相反人们抵御灾变的能力却大有提高，势必促使人们在顺乎自然的同时，变消极为积极，“平土而居之”，正反映了新时代人们努力治理和保护生存环境的积极姿态。

夏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 22 世纪末，至前 17 世纪晚叶。《逸周书·度邑》云：“自摊油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夏王朝的中心辖区当在中岳嵩山和伊、洛、颍、汝四水流域的豫西地区。《左传·定公四年》记西周初成王封唐叔于晋，有“封于夏虚，启以夏政”之语，推测晋南一带是夏的重要统治区域。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在豫西有二里头类型文化，在晋南有东下冯类型的二里头文化①。前者的考古遗址已发现 80 余处，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南面的伊、洛二水问洛阳平原，以及妆、颍上游的河谷地带。后者的考古遗址约近 50 处，分布在汾河下游涑、浍二水一带的河谷盆地②。居址的环境选择大都位于靠近水源的河边台地或缓坡上，自然地理条件甚优，这与此前的原始聚落择取环境并无根本性区别。但居址的地理分布空间却大为稠密，有的密集布列于同一河流的两岸，彼此间距离很近，互为比邻。（图 l） 其文化堆积层一般很厚，延续年代较长。显然，随着夏代人口的蕃衍增殖， 生存空间趋小，尽管社会生产力有提高，统治者有可能动员社会集体力量， 在治理自然方面作出较积极的努力，但毕竟尚欠备向大片远离水源或不宜农作的地区辟立新地的生存手段，当自然条件暂时变糟时，人们不可能很容易地在附近另觅熟地，轻率作出弃离原居地的举动，治理和保护原生存环境也就变得十分重要。居址分布疏密的两分现象，是当时人地关系矛盾的基本方面。

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城址，据说是“禹都阳城”所在。这里为两水交汇的河谷丘陵地带，东傍五渡河，南与箕山隔颖河相望，背倚嵩岳，城建在一个地势略高于周围的土岗上。文化堆积显示，自龙山至夏商一直延续下来， 没有中断。城建于龙山晚期，或因“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①，城垣大部一度被五渡河和西北来的大水冲毁，出于安全防卫原因，人们在紧傍原城西部又再筑其城，后又遭山洪，北垣外出现一条东西向大冲沟，城垣东北隅被冲垮。面对洪水再三肆虐，人们仍“尽力乎沟洫”②，没有轻弃故地，在治理自然环境方面作出了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城废后，灰坑仍超过前期半数以上，可见还是相当兴盛③。

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是夏代的一处居址，一直延至商代前期，相对年

③ 参见王宇信：《由〈史记〉鲧禹的失统谈鲧禹传说的史影》，《历史研究》1989 年 6 期。

① 参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年，133～137 页。

② 参见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199、200、 246～247 页。 ·15·

① 《史记·夏本纪》。

② 《论语·泰伯》。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 年 3 期。又董琦：《王城岗城堡毁因初探》，《考古与文物》1988 年 1 期。

代为公元前 19～前 16 世纪约 300 余年。这里属中条山和鸣条岗间陷落盆地， 居址择立在青龙河台地上。也曾遭山洪相袭，现犹见一条大冲沟将居址北部毁去。夏代居民曾环居址挖出两道宽 5～6 米、深 3 米的“回”字形封闭式濠沟，还凿井饮水。至商初人们又在原址上筑起城垣④。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据说是夏末都邑所在。这里介于伊、洛河之间， 地势高亢，西面与西来的高地相连，其余三面低下 3～4 米，形似半岛。遗址面积约 300 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普遍厚达 3～4 米，相对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 1500 年，前后历时约 400 年①。

不言而喻，克服和治理生存环境种种暂时性不利因素，立足故居地的经营，是夏人规度居址时的首要立场。不过，文献记夏代都邑时有迁徙发生， 与考古发现现象似相脱节，其中应有原委。夏都迁徙，学者间多有董理，如下②：禹都阳城（河南登封）。又都平阳（山西临汾；一云晋阳）。又都安邑

（山西夏县）。

禹子启居夏邑（河南禹县）。

启子太康居斟寻（河南偃师二里头；一云河南巩县西南 50 余里处，地近偃师）。

太康侄相居帝丘（河南濮阳）。又居斟灌（山东观城）。

相子少康邑于纶（山东济宁）。又迁原（河南济源县原村）。后归夏邑

（偃师太康故都）。

少康子杼迁老丘（河南开封；一云陈留县北 40 里之老丘故城）。

杼五世孙胤甲居西河（豫西陕东间；一云河南内黄；一云山西夏县东下冯）。

胤甲堂兄弟孔甲田于东阳■山（河南偃师首阳山一带）。孔甲三世孙桀居斟寻（河南偃师二里头）。

以上可见，夏都的迁徙，早期十分频繁，几乎每代一徙，后期相对稳定， 数代未必一徙。所徙范围，大抵在华山以东，至豫东平原的横长地带内。唯相和少康，比较特殊，曾一度远徙山东境内。据《帝王世纪》云：“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来，夏政凌迟，为羿所逼，乃徙都商丘。”《通鉴外纪》亦云：“相为羿所逐，失国，居商丘。”夏之商丘即帝丘，址在河南濮阳①。

《古本竹书纪年》又云：“相居斟灌，”址在濮阳东北方的山东观城。《左传·哀公元年》又有记相在斟灌为有过氏浇所杀，还殃及遗腹子少康，导致少康后来不得不依附有虞氏，立邑于纶。显然，这前后的远徙山东，起自太康失国，夏王相被有穷氏羿部族追逐，一徙再徙，不得不远迁山东开辟新地， 以另谋生物圈。但在部族间每为生存地进行殊死争夺的人地关系矛盾上升之际，后果可见，少康最后还是设法回到豫西故地。

因此，从总体看，夏代各王的迁都，基本是在一个以偃师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内摆移，文献称这里是“有夏之居”，为夏人发祥地。偃师二里头遗址年代在夏纪年范围，前后延续约 400 年，中有盛衰兴落现象，或许与都邑的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 年。

① 赵芝荃：《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考古与文物》1989 年 2 期。

② 参见前引邹衡、郑杰祥二书。又严耕望：《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大陆杂志》61 卷 5 期，1980 年。

① 参见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 年，257～259 页。

摆移有关。从遗址文化发展的持续相承言，似夏代迁都，与后来商代盘庚“震动万民”②的举都皆动的迁都，有所不同。史传“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 黎民咸贰”③，造成东夷有穷氏羿“因夏民以代夏政”④，而原夏统治集团所都被迫一徒再徙。可知夏都的迁徙，主要属于上层贵族统治集团据点的游移， 平民阶层未必得紧踵其后弃离故居，下层社会固有生活组织结构，不一定会因国都的摆移而遭受强烈波动与影响。夏代重要考古遗址的文化发展持久相续现象，正有这方面的因素。

夏代贵族统治集团的择立都邑，除少数出于内外交困或势力消长的原因外，多数恐怕本之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和收众固邦的政治考虑。《左传·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二里头遗址的南部偏中处，新近探出面积达 1 万平方米的铸铜遗迹⑤。凡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的获得，是择立都邑的重要着眼点之一。张光直先生即指出，夏都分布区与中原铜锡矿的分布几乎完全吻合，夏代在寻求新矿，保护矿源以及保护矿石或提炼出来的铜锡的安全运输上，都城很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①。另外，都邑的选择，又是夏代贵族统治集团收众固邦的一项政治措施。《墨子·明鬼下》称有夏未有祸之时，“佳天下之合， 下土之葆。”《夏训》有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万姓仇予，予将畴依。”②夏政权的得失和夏土的稳固，有赖夏众的人心向背。《夏书》云： “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③如夏王少康，从东方纶邑还归“有夏之居”，“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即是通过“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④，终于再度中兴。

能否取得夏土之众的拥持，直接关及夏政权的盛衰，若从生态环境的择取言，夏代正处于人地关系矛盾上升之际，受当时生存条件和生存手段的限制，人们尚不能随意轻弃故居地，另辟“生物圈”，夏代贵族统治集团的都邑迁徙，重视“收夏众”，“固邦土”，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地理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