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饮食的多元性

中国幅员辽阔，地势西高东低，一些东西走向和南北纵向山脉分布其间， 受地区性季风环流和寒温海流变迁影响，史前时期东部季风区呈现森林草原景观，西北干旱区则为草原荒漠景观，自然地理环境差异，造就了史前时期不同的区域经济类型和多元性的饮食形态。

在黄河中游中原地区，属于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这里新石器早期文化的代表，可追溯到 8000 年前后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前者遗址有 50 余处，主要分布在豫西山地东部边沿与黄淮大平原过渡地带。原始农业在当时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主要栽培作物是粟，但采集、狩猎和渔捞生产仍占一定的比例，还出现了家畜饲养业和制陶业。据分析，男女间的生产分工较明确，男的外出耕作和采集野果，女的则在家里加工粮食，蒸煮食物， 照顾幼儿②。后者发现于河北武安县南磁山，有发达的农业，一定比例的渔猎经济，已饲养猪、狗、牛、鸡等家畜。相继发现灰坑共 476 个，内储存粟类

粮食的灰坑有 88 个，有人推算储存量可达 10 万斤以上①。可以设想，当时人们主要食物来源是靠经营农业来提供。

距今 7000 年至 4000 年前的新石器中晚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中原地区相先后的两种代表性文化，分布范围大体相同，以河南、陕西、晋南为中心，西达甘肃，东至鲁西，北及豫中内蒙，南到汉水流域。在这前后约 3000 多年间，本地区先民全面进入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林立大地的原始氏族公社聚落内，贮藏粮食的窖穴屡见不鲜②。据碳十三（13C）测定提供的古代人类食谱表明，从仰韶到龙山文化时期，粟（小米，Setaria ltalica Beauv） 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然也有部分人偏于肉食③。陕西临潼姜寨聚落遗址还出土了整罐的黍类作物（一称糜子，Panicum Mi-liaceum L 。）④。西安半坡聚落遗址出有成罐的粟类作物以及罐装菜籽⑤。甘肃东乡林家遗址不少居室内都发现了 5000 年前用陶器盛装的粟、黍及油料作物大麻籽，在一个窖穴

① 陈戈：《新疆出土的钻木取火工具》，《考古与文物》1982 年 2 期。

② 赵世纲：《关于裴李岗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华夏考古》1987 年 2 期。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 年 3 期。佟伟华：

《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的问题》，《农业考古》1984 年 1 期。

② 杜葆仁：《我国粮仓的起源和发展》，《农业考古》1984 年 2 期。

③ 蔡莲珍、仇士华：《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 年 10 期。

④ 《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 年，543 页。

⑤ 《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 年，124 页。

内还发现了堆积足有 2 立方米的捆成小把而整齐码放的带穗黍捆⑥。甘肃民乐

东灰山遗址还出土了 5000 年前后的大麦、小麦、高粱、粟、黍炭化籽粒⑥。郑州大河村遗址也出有仰韶晚期一瓮炭化高粱米⑧。这说明，至少自仰韶时期始，人们的粒食品种除了主要是粟外，尚有黍、大麦、小麦和高粱等，各地之间人们的主食并不雷同，多少存在着一些差异，有的还种植食用菜蔬。

值得注意者，上述姜寨和半坡两处遗址均发现了饲养家畜的圈栏。姜寨所见当时人遗弃的动物遗骸，有 96.78％属于哺乳动物，大部分是家猪、黄牛、梅花鹿等偶蹄类动物，另有 1.95％是鱼类骨头，0.16％为鸟类，可见家畜饲养是人们食物的重要补充手段，而渔猎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十分次要的。动物遗骸在姜寨聚落主要集中见之南面居住区，似又表明，即使在同一居民共同体内，人们的饮食习好亦不划一，或因从事的生产活动不同，食物来源不一，其食谱或粒食为主，或偏于肉食，也是有其差异的。

在华北沿海区，以山东为中心，北达辽东半岛，南及苏皖北部，包括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是古代旱地农业经济区的又一重要中心。北辛文化—— 大汶口文化——典型龙山文化是本地区先后三种新石器时代代表性文化，年代与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体相当①。自北辛文化时期起，本地区先民即进入定居农业生活阶段，靠近内陆的冲积河谷平原， 农业尤为发达。山东膝县北辛遗址不少陶器上留有粟糠痕迹②。山东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时期遗址一害穴内，遗留有体积达 1 立方米多的粟③。辽宁大连郭家村遗址在龙山文化层出土的席篓内存有炭化粟④。可知粟一直是本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品种。此外安徽毫县钓鱼台遗址，据说发现过 5000 年前的炭化小麦⑤。家畜饲养似比中原地区发达，品种有猪、狗、牛、羊，个别地点还驯养马和鸡。渔猎业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远远高于中原地区，许多遗址中都出有大量鱼骨、鱼鳞、螺壳、蚌壳或海产软体动物遗骸。《史记·货殖列传》谓海岱之间膏壤千里，其民“通鱼盐”，《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谓东方“其民食鱼而嗜咸”，看来自新石器时代已然。上举大连郭家村遗址，出土农业生产工具有 174 件，渔猎生产工具有 487 件，两者之比是 1：2.8，间接反映了渔猎生产在该地经济生活中所持有的举足轻重地位。有意思的是，山东广饶傅家大汶口文化遗址，曾出土两件陶鼎，一件内盛有粟，一件内放有鱼骨①， 恰巧再示农渔并重的经济生活。

从我国东北至西南环绕中原大地的半月形地带之内，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则一直是畜牧或半农半牧经济文化区②。文献所云：“俗善骑射，戈猎禽兽为

⑥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4 集，1984 年。

⑥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4 集，1984 年。

⑧ 《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 3 期。

① 参见吴汝祚：《试论北辛文化——兼论大汶口文化的渊源》：苏秉琦：《山东史前考古》，均刊《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 年。

② 《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 年 2 期。

③ 《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7 年 4 期。

④ 《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 年 3 期。

⑤ 金善宝：《淮北平原的新石器时代小麦》，《作物学报》1962 年 1 卷 1 期。

① 《山东广饶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85 年 9 期。

②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 集》，文物出版社，1986

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③，“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④，道出了这一地带内人们的经济活动和饮食诸传统习俗。

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是我国古代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距今 7000 年至

4000 年前后，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先后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大溪文化的红陶常以稻壳作羼和料，一些遗址的红烧土中也每见稻壳和稻草末，另外又有猪、牛、羊及较多的鱼骨、兽骨出土，还有用整鱼随葬者。在屈家岭遗址则发现 500 多平方米烧土内拌入了密结成层的稻壳，还有猪、狗等家畜遗骸。在石家河遗址发现大片烧土内夹有大量稻壳和茎叶，猪、狗、鹿、羊等遗骸出土甚多⑤。显然本地区先民很早以来就以种植稻米为主要食物来源，据鉴定属于粳稻，是比较大粒品种⑥。另外家畜饲养和渔猎生产也相当发达。

与此同时，长江下游太湖平原和杭州湾地区，先后主要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洪——崧泽——良渚文化。河姆渡遗址有丰富的稻作遗存，经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又出土成堆的橡子、菱角、酸枣、桃子、薏仁米、菌类、藻类、葫芦等遗物。家畜有猪、狗，可能还驯养水牛。另又发现大量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等野生动物遗骨①。这里的先民主要从事种植水稻的农业定居生产活动，但采集、家畜饲养业以及渔猎捕捞在经济生活中仍占一定比重。在马家浜文化时期，稻米是人们主要食粮，品种有籼稻和粳稻。辅助性食物有采集得来的植物以及渔猎所获陆生、水生动物。至崧泽文化时期，人们的肉食来源已有相当多来之稳定的家猪饲养，水产食品有鱼虾龟鳖等。进入良诸文化时期，原始农业经济全面发展，各地时有成堆的稻谷和稻米遗存发现，同时还出土了许多植物种籽，有花生、芝麻、蚕豆、两角菱、甜瓜子、毛桃核、酸枣核、葫芦等等，有的可能属于农业栽培作物②。

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经济类型的多元性和饮食生活的地区性差别，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和华北沿海区近内陆地带旱作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嗣后夏商社会生活的展开，先期备置了较丰满的舞台场景；北方地区的游牧经济和南部及东南地区的稻作农业经济，又随时随地给中原夏商社会生活大舞台递去新的内容；但反向的辐射对周边地区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起到内在的采借或同化作用。这是夏商时代饮食动向的“大气候”。当时社会财富向权力倾斜和聚焦，内外政治关系亦穿错交割， 饮食中施入的意识，施入的观念，其时代内涵更是复杂多态的。

年。

③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④ 《史记·匈奴列传》。

⑤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127～136 页。

⑥ 丁颖：《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的稻谷壳考查》，《考古学报》1959 年 4 期。

①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同刊《考古学报》1978 年 1 期。游修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 年 8 期。

②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49～155 页。《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 年，114 页。汪济英、牟永抗：《关于吴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 年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