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骨金文中的邑

甲骨文中邑的材料约略有 200 多条，金文中亦有一些。邑的规模有大邑与小邑之分。顾名思义，大邑规模必定可观，如商王都即以大邑称之：大邑商。（《甲》2416）

武王既克大邑商。（《何尊》）

此商都也称作“天邑商”（《英》2529），或迳称“王邑”（《英》344）、“商邑”（《■簋》）。但甲骨文中之“大邑”未必尽指王都，如：

方其敦大邑。（《合集》6783）贞■大邑于唐土。（《英》1105）

唐之地望，或谓在今湖北随县西北之唐城镇，古唐国所在①；或谓在山

① 《史记·西南夷列传》。

② 参见唐嘉弘：《略论殷商的“作邑”及其源流》，《史学月刊》1988 年 1 期。

① 肖良谅：《商代的都邑邦鄙》，《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 年，344 页。

西南部夏县一带，即唐叔所封大夏之地②；不管怎么说，据它辞“方其出于唐”

（《甲》2924），此等大邑时受敌对方国侵扰，可见是王国的边地重镇。至于小邑，骨臼刻辞有：

戊寅小邑示二屯，岳。（《合集》17574）小邑大体是分布于各地的小规模邑聚。

在商代，大小邑簇集各地，甲骨文有二邑、三邑、四邑、十邑、廿邑、卅邑等等③。邑以群称，一小地域范围竟多达 30 邑，反映了人口的增衍程度和邑聚的密度，然其邑应该属之中小规模者。

甲骨文有云：

⋯⋯其多兹⋯⋯十邑⋯⋯而入执⋯⋯鬲千⋯⋯（《合集》28098）鬲为人鬲，即人数，十邑鬲千，平均一邑为一百鬲（户），则至多算作中下之邑。文献有谓“十室之邑”④、“三十家为邑”⑤、“邑人三百户”①、“千室之邑”

②，邑的规模大体以人口的众寡为准。凡群称的邑，大概都自有其命名。西周

厉王时《■从■》所云“十又三邑”，分别名之为■、■、■、■、言、■、句商儿、雠■、競、■、才、州、泸。商代群称之邑有云“炋、■、鄙三邑”

（《合集》7074）、“魌、夜、方、相四邑”（《合集》6063），亦十分难得的记下了群邑之名。

旧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③此乃西周晚期以后出现的“正名”现象，都字的产生比较后起，厉王时《宗周钟》铭有“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至为四至之至，即方国之都的周围边地。春秋齐灵公时

《叔夷搏》记鲍叔之厘邑，又称为厘都。但案之商代却不然，邑为居民聚居点的通称，并不以宗庙先王之主的有无细加区分。商代的邑，据其性质可分为四大类，叙之于下。

其一，商王都称邑，见上文。其二，方国之都称邑。如：

王族其敦夷方邑旧，左右其■。（《屯南》2064）
左其敦柳邑。（《合集》36526）
雀克入■邑。（《合集》7076）
其既入邑龙。（《乙》5241）

（5）⋯⋯呼⋯⋯丙邑。（《合集》4475）

令邑并执■。（《英》608 正）
邑■。（鼎，《三代》4）
利邑。（周原甲骨文 42）
辛邑■。（矛，《文物资料丛刊》3，203 页，图 3）
余征三邦方⋯⋯■■令邑。（《后》上 18.2）

以上夷方邑旧、柳邑、■邑、邑龙、丙邑、邑并、邑■、利邑、辛邑、

② 彭邦炯：《卜辞“作邑”蠡测》，《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277 页。

③ 分见《合集》6057、6066、7866、28098、6798、7073。

④ 《荀子·大略》。

⑤ 《国语·齐语》。 ·40·

① 《易·讼九二》。

② 《论语·公冶长》。

③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邑等，大抵是为方国之都。其中邑龙当为龙方之都，它辞有“贞勿呼妇井伐龙方”（《续》4.26.2）。丙邑为丙国之都，近有学者统计，有铭的丙国铜器约有 170 余件，时代约自商代武丁至西周早期康昭之世，其立国至少前

后有 300 余年①。邑并为并方之都，甲骨文有“并方”（《乙》7767）。它辞有“贞并、■伐■方”（《粹》1535），■亦称“■方”（《续》5.28.8），故知并亦同为方国。山西石楼城关公社肖家塌曾出土并国铜戈②，有人认为并国可能就在今山西中部一带③。利邑即《商书》“西伯戡■”或《路史·国名记》“黎氏故国”所在，《说文》云：“■，殷诸侯国”，址在今山西长治县西南④。辛邑矛出土于陕西渭南南堡村西周初墓葬，但辛国铜器晚商已见，山西灵石施介一座商墓，所出一件铜解的器内底铸有“辛”字“徽识”⑤。

王都或诸国之都，两周以来亦每每以“邑”称之。成王时《卿鼎》称成周洛都为“新邑”。厉王时《散氏盘》有“散邑”、“井邑”。春秋时《曾侯乙编钟》有“楚邑”、“申邑”、“晋邑”之称。《左传·桓公十一年》称郧国伐楚所联合的随、绞、州、寥四国为“四邑”。《说文》谓“邑，国也”，是切合商周时代实际的。

其三，诸侯或臣属贵显领地称邑。如：

（1）贞■夷■于唐邑⋯⋯。（《合集》20231）

贞行以■师暨■邑。（《合集》8987）
卤小臣其右邑。（《合集》5596）

（4）小臣邑。（斝，《三代》13.53.6）

丁亥卜，在■卫酒，邑■典■，有奏方豚，今秋王其⋯⋯。

（《合集》28009）

戌邑。（《怀》550）
■望乘邑。（《合集》7071）
乙酉⋯⋯好邑。（《合集》32761）
卩尚以邑。（《林》10，《东京》133）

（10）右曰：卩⋯⋯在邑南⋯⋯。（《合集》20962）

壬戌卜，子梦见邑执父戊。（《合集》22065）
方来入衣邑，今夕弗震王师。（《合集》36443）

（13）邑■（《合集》13529）

（14）邑■（《合集》7867）

（15）邑析（《合集》21864）

（16）遣邑（《屯南》130）以上唐邑、■邑、右邑、小臣邑、邑■、戌邑、望乘邑、好邑、尚邑、邑南、见邑、衣邑、邑■、邑■、邑析、遣邑等，大抵为商王朝诸侯或臣属之邑。如唐邑，甲骨文有“侯唐”（《库》201）、“唐入十”（《乙》7206），知为诸侯“侯唐”的领邑。■邑即右邑，甲骨文有“王令■伯”（《佚》627）、“令郭以■族尹■■友”（《前》4），知乃■伯及其宗族所在邑。邑■，乃■卫的属邑，卫指卫服官，《尚书·酒

① 参见殷玮璋、曹淑琴：《灵石商墓与丙国铜器》，《考古》1990 年 7 期。

② 杨绍舜：《山西石楼新征集到的几件商代青铜器》，《文物》1976 年 2 期。

③ 彭邦炯：《竝器、竝氏与并州》，《考古与文物》1981 年 2 期。

④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116 页。

⑤ 戴尊德：《山西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和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3），1980 年。

诰》言殷商王朝的统治网络有“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戌邑，它辞云：“方其至于戌师”（《屯南》728），戌亦指武官，知王朝武官也有领邑领地。望乘邑，望乘是商王武丁时著名军事将领。好邑、尚邑、见邑、衣邑，商王朝贵妇中有妇好、妇尚、妇衣、妇衣①，殷代铜器有“亚衣父癸” 觯（《三代》14·48·4），故此等邑或系贵妇之封邑，也可能是其出生族氏之邑。其官一些邑，要亦大体为王朝要员之领邑。一般说来，诸侯或贵显臣属之邑，与商王朝关系远较方国邑密切得多。甲骨文云：

贞帝■唐邑。（《合集》14208）

甲戌卜，在央贞，右邑今夕弗震。（《合集》36429）王其步自尚，又去自雨。（《合集》24398）

或记商王卜问上帝会否降灾唐邑，或卜间右邑会否发生内部事态，或记商王巡视尚邑。凡此可见这类邑与王朝间的亲密关系。

其四，邑有王朝下辖者，亦有诸侯臣属邑下领的小邑聚，或方国下辖之邑。

商工朝直接下辖之邑，如：

王其乍■于旅邑。（《合集》30267）
贞曰：以厥邑。（《合集》8986 反）
贞燎于西邑。（《合集》6156）
癸酉卜，贞文邑受禾。（《合集》33243）
乍邑于麓。

己亥卜，内，贞王侑石在麓北东，乍邑于之。（《合集》13505）

贞呼比奠，取炋、■、鄙三邑。（《合集》7074）
云奠河邑。（《英国》2525）
邑云（殷西出土鼎铭，《殷墟青铜器》图七七之 15）

商代的王畿，在都邑之外的近郊称东、南、西、北四“鄙”。往外一层的区域称东、南、西、北四“奠”，“奠”即后来称作“甸服”的“甸”，它本是由王田区而起名，连同宗族邑聚及农田区构成了“工畿区”；自“奠” 以远就泛称“四土”、“四方”，为王朝宏观控制的全国行政区域①。“四土” 的边地又称“四戈”②。以上旅邑、厥邑、西邑、文邑、麓邑、■邑、■邑、鄙邑、云奠河邑、邑云等，应是“王畿区”内的王朝所辖邑。由于邑云见于殷墟西区族墓地出土铜器，甲骨文有“贞刍于云”（《合集》11407），故推测殷墟王邑范围内宫室宗庙区附近部分地点，当时似另置以族氏组织为主体的小邑聚。

商王朝的臣属诸侯所领有的下属邑聚大抵分布在“四土”范围内。甲骨文云：

呼比臣沚有■州邑。（《合集》707）
沚■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合集》6057）
⋯⋯告曰：舌方征于我⋯⋯三邑。（《合集》6066）
臿告曰：⋯⋯魌、夜、方、相四邑。（《合集》6063）
大方伐⋯⋯啚甘邑。（《合集》6798）

① 分见《合集》10136、7103 反，《甲》2815，《京津》2013。

① 参见王贵民：《浅谈商都殷墟的地位和性质》，《殷都学刊》1989 年 2 期。

②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 年，321 页。

甲寅卜，方弗■邑。（《合集》20495）
其■邑有戎。（《甲释》212）

（2）辞的“鄙”似可理解为臣属诸侯邑外的农野。“鄙”地的“邑”恒以群称，规模不会太大，且最易受到敌对方国的侵扰，在发生这种非常情况之际，它们往往成为商王朝臣属诸侯邑的军事前冲，在臣属诸侯邑的统领之下，多少发挥着捍卫王朝“四土”的作用。但由于这些邑的人地结合关系明显，常呈现为以族聚居的自然形态，当是从原始聚落直接发展而来，经商代大小统治阶级的政治规度，从而构成了当时社会最基层实体，成为社会经济的一个组织单元。法国季梅博物馆藏有殷墟出土一甲，辞云：

甲寅卜，贞令左子暨邑子暨师般受禽□。十一月。

（《法》CFS16）疑“邑子”即为这类族邑之族尹兼贱官，相当于《周礼》“掌比其邑之众寡”的“里宰”，“左子”是臣属诸侯专设于其领地具体负责群邑事宜的宗子或中级官吏，他们的直属上级是王朝的臣僚贵显，如师般、沚■、臿之类的人物。这些臣僚贵显受统于商王，率其群邑而须为王朝尽一定的军事、经济等义务。由以上可见商王朝的行政统治网络如下示：

王邑畿内邑

诸侯臣属邑鄙地群邑

商代的方国，也有其“经济生物圈”或政治势力范围圈，甲骨文中说的“危方奠（甸）”即是①。其鄙甸也各自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邑聚，甲骨文中有所揭示：

（1）贞勿令师般取□□于彭龙。（《摭续》147）

（2）⋯⋯■■■取卅邑■彭龙。（《合集》7073）

（3）⋯⋯■■般□□□□彭龙。（《合集》14775）这是一事三卜之例，残辞互补，记商王武丁命令师般夺取彭龙的 30 个邑。彭龙可能即《国语·郑语》说的“大彭、豕韦为商伯”的大彭国，后“商灭之矣”，位于殷东南，约当今之江苏徐州铜山县一带。30 个邑应是其国下辖邑聚，说明当时的方国至少形成了二级行政网络。西周初《宜侯矢簋》记宜侯受国封土，其下亦领有“邑卅又五。”春秋中叶《■镈》记齐侯赐鲍叔“民人都鄙”，鄙地有“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商代方国所在邑的周围鄙甸，分布着众多的小邑聚，与商王朝诸侯臣属邑外鄙地分布的群邑，在领属关系上有共通点。甲骨文有云：

□巳卜，其刚四邦■卢□，惟邑子示。（《屯南》2510）“邑子”在此疑指商敌邦卢国的小族邑之长，原受统于卢方伯，或因刖卢方伯而受其累。这间接揭示了方国所持有的大邑与鄙甸群体小邑聚的二级行政统治网络。

以上区分了商代存在的四类不同性质的邑。然无论王邑、方国邑、诸侯

① 《合集》27999。

臣属邑，抑或各自统属的群体小族邑，一般总由居住区、墓地、道路以及周围农田、牧场、山林川泽之类，构成其有机社会生活实体。文献说的“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①，是对邑的整体框架作的规范化表述，毕竟反映了邑的人地依存关系要质。至于《史记·五帝本纪》所谓“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路史·后纪十一》所谓“一徒成邑，再徙成都，三徒成国”，纯以人口发展因素作为区别不同性质邑的标志，对商代是并不见得适用的。

商代的邑通常立有社，甲骨文云：

己亥卜，内，贞王情石在麓北东，乍邑于之。（《合集》13505）

《淮南子·齐俗训》云：“殷人之礼，其社用石。”“王侑石”是商王在筑邑时的祭社之举。后世邑亦立社，如《战国策·秦策》：“赌之二社之地”，高诱注：“邑皆有社，⋯⋯二社即二邑。”社是土地崇拜的产物，商代祭社立邑，正是重视邑与周围土地相依相存关系的认识使然。

商代邑一般是有城垣环壕之类的防御性设施。殷墟早期甲骨文有云：惟立众人⋯⋯。

⋯⋯立邑塘商。（《殷缀》30）

墉似为城字之初形。《说文》：“精，城垣也。”《诗·大雅·韩奕》：“实墉实壑”，毛传：“高其城、深其壑也。”立邑墉商，墉用为动词，意谓选定邑的地理位置而筑其商城。这表明，当初是曾有过召集众人以筑商城的动意的。它辞有云：

于右邑塾，有雨。（《合集》30174）

塾力门塾，是大门门道两旁的建筑②。《尔雅·释宫》：“门侧之堂谓之塾。”右邑塾可能指右邑城垣的门塾建筑。城门门塾的防御建筑设施，龙山文化时期就已出现，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南门门道两边依城墙用土坯各垒砌一座 10 余平方米的门卫房，房门对峙，中间隔宽 1.7 米的城门道①。这对了解商代邑的城垣建设及有关城门塾建制是个启示。不过当时多数群邑恐怕是没有城垣的，否则甲骨文中也不至于屡见因战争而一下被侵夺几十个邑的事象发生。

由于商代邑性质类别不同，其平面规度和构成内涵当有较大差异，其居住生活区的区划形态，则是差异的集中反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