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商代的乐政

商代立乐正民，乐政体系已框架初具，现就各地有关考古发现作一汇总观察。

上节从甲骨文中揭出 18 种乐器名，有管乐、弦乐、打击乐和吹奏乐等， 但传世和考古出土商代乐器，主要有铜鼓、皮鼓、石磬、玉磬、铙（包括口部向上而手执敲奏的执钟，与植于座上或悬系起来击奏的一名庸的大钟）、镈、铎、铜铃、陶铃、埙等，大抵为打击乐、摇乐或吹奏乐器，弦乐未见， 殆难以遗存之故。管乐早在七八千年前已有，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早期遗址出有 10 余支七孔骨笛②，唯商代遗址尚未发现。另外，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

口遗址还出有 5000 年前的摹仿牛角的实用陶号角③，商代亦未见。

商代的铜鼓，1977 年湖北崇阳汪家咀出过一件，通高 75.5 厘米，鼓面直径 39.5 厘米，重达 42.5 公斤，遍饰云雷纹，鼓身上有带系孔的钮饰，下有托座④。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收藏的一件晚商铜鼓更精美而大，通高 82、鼓径 44.5 厘米，上有双鸟钮饰，下有四足，鼓身饰夔纹，鼓面铸成鳄鱼皮纹

⑤。（图 34）两鼓均可置可悬。木质皮鼓，鼓面分鳄鱼皮和蟒皮二类。前者有山西灵石旌介商墓所出鼍鼓①；后者有安阳西北岗第 1217 号殷王陵所出蟒皮鼓，桶状鼓身，横置鼓架上，鼓身与鼓架均饰有兽面纹②。

商代磐有特磐和编磐之分。内蒙喀喇沁旗曾出有时代约当早商的打制石磐，长 37、高 19 厘米③。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一中商时墓葬，出有一件带双穿的经磨制石磐，长 55.4 厘米，上作倨句形④。湖南石门皂市遗址也出有一件稍加琢磨的打制石磐，残长 26、高 18 厘米，时代约当晚商时⑤。可见磬乐在商代已广泛流行。殷墟武官大墓出有一件青白大理石龙纹石磐，作鲸形，长

⑥ 石璋如，《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殷虚墓葬之四：乙区基址上下的墓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6 年，52～68 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 1 期。

② 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文物》1989 年 1 期。

③ 《中国文物精华（1992）》，文物出版社，1992 年，图版 3，215 页。

④ 《湖北崇阳出土一件铜鼓》，《文物》1978 年 4 期。

⑤ 樋口隆康编集：《泉屋博古》，便利堂，1985 年，1～2 页。

① 《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 年 11 期。

② 《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 年，86 页。

③ 《喀喇沁旗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磬》，《文物》1983 年 8 期。

④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图版九八：6。

⑤ 《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 年 2 期。

84、高 42 厘米⑥；1973 年小屯宫室区也发现一件类似的石磬，长 88、高 28 厘米⑦；大概均为特磬。编磬在殷墟西区 72M93 发现一套，共五件，大小递减

⑧。故宫也藏有一套，为三件一组⑨。（图 35）

饶也有单铙和编铙之别。今所知最大的商代单铙，是 1983 年湖南宁乡月

山铺所出，通高 103.5 厘米，重达 221.5 公斤⑩。编铙则以大小递减为特征， 有一定音程组合关系，分两件、三件、五件、十件制四式。两件一套者，湖北阳新刘荣山遗址有发现，出土时并置一起，一件重 5.1 公斤，音高 f1，一件重 4.7 公斤，音高 C1。湖南宁乡老粮仓北峰滩所出两铙，一件器内近口沿处还铸伏虎 4 只，极别致①。山东滕县前掌大商墓也出有两件制编铙②。但三件制者最常见，有近 10 例，如湖南宁乡出土的一组，分别重 150、130、84 公斤③。五件制编铙在宁乡老粮仓附近也出过一套，出土时分两排，上层一个， 下层四个，口均朝上，重量在 50～70 公斤间。殷墟妇好墓也发现一套，甚小， 重量在 0.6～0.15 公斤间，为执钟或置钟④。（图 36）十件制编饶出土于宁乡老粮乡粟山坡，大小递减，重量在 30～9.5 公斤之间。

镈为大型单个打击乐器，江西新于大洋洲商墓出有一个，又同出三铙⑤， 似镈为众乐并举时的节奏性指挥乐器。（图 36）

铎属于摇铃之较大者，山西石楼曹家垣出土的一件，通长 29 厘米，柄及器身中空，器表挂有许多铃挡，（图 36）摇之声音清脆⑥，甚具地方特色。铜铃在商代似已组合使用，以发挥其多重音响功能。妇好墓出带舌捶的

大小铜铃达 18 枚之多。殷墟西区 M701 发现 14 枚铜铃与一磬同出。同区 M1125 也出土铜铃 10 枚⑦。（图 37）

埙，“烧土为之，大如雁卵”⑧，（图 38）仰韶时已有，半坡遗址曾出一音孔陶坝，姜寨遗址出有无音孔和一音孔陶埙。至偃师二里头遗址也出过一音孔陶埙⑨。郑州商城不但发现一音孔的，还有三音孔的石埙⑩。殷墟所见， 有陶埙、骨埙、石埙三种，分三音孔和五音孔两类，具有三度与五度谐和功

⑥ 《1950 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 5 册，1951 年。

⑦ 《殷墟出土的陶水管和石磬》，《考古》1976 年 1 期。

⑧ 《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 1 期。又：《殷墟青铜器》，476 页。

⑨ 常任侠：《古磬》，《文物》1978 年 7 期。

⑩ 《宁乡月山铺发现商代大铜铙》，《文物》1986 年 2 期。《湖北省阳新县出上两件青铜铙》，《文物》

1981 年 1 期。

① 《三十年来湖南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占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年，311 页。

② 《滕县前掌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176 页。

③ 高至喜：《湖南商周考古的新发现》，《光明日报》1979 年 1 月 24 日。

④ 《殷墟妇好墓》，100 页。

⑤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 年 10 期。

⑥ 《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坦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 年 8 期。

⑦ 《殷墟青铜器》，474 页。

⑧ 《周礼·春官·小师》，郑注。

⑨ 吴钊：《陕西半坡、姜寨仰韶文化埙类乐器的音高测定及相关问题》，《姜寨》，附 录七，文物出版社，

1988 年，549～554 页。

⑩ 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80 页，又图版一一○。

能。小屯西地 58M263 的墓主左臂旁同出二枚五音孔陶埙①。辉县琉璃阁51M150 的发现亦然②。均成组出土。约在武丁前后，这种流行于民间的乐器已引入宫廷。妇好墓内即发现 3 枚，大小有别，皆五音孔，与编磬 5、编铙 5、铃 18 同出，似已与众乐器配合使用。

商代乐律的发达程度，据对有关乐器综合测试分析，知当时乐师似已掌握铙的隧音和鼓音两种频率的音程关系③。三件制编铙，每个铙可发出三个相差四度半音程之乐音，呈七声音阶④。特别是晚商时期五件一套编铙的出现， 显然是不满足于只有三音程组合的编铙，意在拓宽音域。晚商时有若干种音阶或调式的五音孔陶埙，有取代早先三音孔陶埙之势，成为一种比较进步的旋律乐器，能吹出整个七声音阶及其中一部分半音，在发音的一致性方面显示出其制造的定型化和规格化⑤。总之，商代乐器的组合非出偶然，是有一定的音程关系为依据，随着乐器的伴奏、合奏和制作，已逐渐产生了标准音高和绝对音高的观念，并有了半音观念和五度协合观念，中国古代音乐的“十二律体系”在商代已基本奠立⑥。

商代乐舞有舞饰舞具之用。如甲骨文■字，或谓象人戴着假面⑦。“羽舞” 指持鸟羽而舞。诸如此类的道具在各地不少商代遗址时有发现。1935 年安阳西北冈 M1400 殷王陵出有一青铜人面具⑧。 1950 年武官大墓出有饰鸟羽的小戈，学者或以为是舞干羽以祭之遗物，并进而推测殷墓中所见玉戚、玉干头、仪仗等东西，可能也用于乐舞①。上节所引殷墟西区 701 号墓，一位殉葬的舞者头部尚戴着牛头铜面具。同区的 216 号墓，也出有牛头形饰 4 件和兽面饰10 件。（图 39）陕西城固苏材商代遗址，1955～1964 年期间先后出土青铜“铺首”14 件，形象凶狰，大小近人面，两侧有穿，可罩在人脸部。

1976 年又于一窖穴内集中出土“铺首”11 件，铜脸壳 23 件，后者面目怪熬，突鼻獠牙，五官孔位与人脸相符②。这类面具似为“武舞”道具。

1986 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也出土许多大小不等的青铜人头像及青铜人面③，造型奇特，以大眼粗眉阔口大耳为要征，观之有怪谲沉郁之感。

1985 年山东滕县前掌大商代甲字型大墓亦发现与乐器石磬同出的青铜

面罩，有的为牛头形。另在 203 号墓内，还发现一长约 1.5、宽 0.6 米的嵌蚌饰大型漆牌，两面均做成眉、眼、牙等形状，下接红黑色云雷纹漆干④。1987

①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31 页。

② 《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 年，23 页。

③ 马承源：《商周青铜双音钟》，《考古学报》1981 年 1 期。

④ 申斌等：《殷墟青铜铙频谱特征》，《殷都学刊》（自然科学版）1990 年 1 期。

⑤ 李纯一：《原始时代和商代的陶埙》，《考古学报》1964 年 1 期，吕骥：《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和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文物》1978 年 10 期。

⑥ 李纯一：《关于殷钟的研究》，《考古学报》1957 年 3 期。

⑦ 许进雄：《明义士收藏甲骨释文篇》，46 页，第 377 片。

⑧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 年第 7 册。

① 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年，156～157 页。

② 《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 年 3 期。1977 年又有出土，见《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图一一二、一一六。

③ 《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0 年，图版 30～34。

④ 《滕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报》第 3 号，1985 年 9 月 26 日。《滕县前掌大商代墓葬》，《中国考

年又在 214 号中字型大墓内出土同类彩绘牌饰六七块以及铜牛头饰⑤。

1989 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的一座大型晚商墓，出有一种高 60 厘米的青铜双面人头器，五官穿通，下有秉把，还出有小型的玛琐套环人形饰⑥。（图40）

商代的乐器和乐舞道具，在今河南、河北、山东、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内蒙古等省均有出土，有出自商王邑的，有出自诸侯方国的， 也有出自地方大小邑聚的，分布地域广阔，制作规范，品类接近，各地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表明了商代“乐政”的宏观社会场景。但乐器和乐舞的受享对象，主要归集于贵族阶层，这构成了商代“乐政”最根本的时代要征， 乐舞在贵族生活中与“美食”一样，已是必不可少。“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莞弦之音”①，商代贵族的好食好乐，甚至在死后也想得到维持，各地贵族墓葬，每见饮食器与乐器舞具同出，正是这种心态使然。

出乐器或舞具之墓，有商王墓。如 1935 年安阳西北冈 M1004 四墓道大墓， 有石磬与牛鼎、鹿鼎同出。M1217 四墓道大墓，出石磬、蟒皮鼓、几、尊等。

M1400 四墓道大墓，出青铜人面具。M1550 四墓道大墓，出残石埙②。

有王妃墓。如 1950 年发掘的二墓道武官大墓，出石磬及饰鸟羽小戈等。

1976 年发现的殷墟妇好墓，除出 210 件饮食礼器外，又有编磬和编铙，

均为五件一组，还有铜铃 18 个，陶埙 3 枚，另有 28 件可能是嵌插在漆干上的龙头、鸟头铜舞具。

有王邑的高级贵显墓。前引 1972 年发现的殷墟西区 M93 甲字型墓，面积

22.14 平方米，殉 1 人，出编磬 5、铃 2。1977 年殷西 M699 甲字型墓，面积

14.08 平方米，殉 5 人，出编铙 3、铃 1③。前引 M701 甲字型墓，面积 14.26 平方米，殉 12 人，出特磬、铃 14、牛头铜面具（戴在一殉人头部）。

1983 年殷西又发现 5 座甲字型墓，殉人数目不一，出石磬、玉饰、骨饰、铜镜等④。

1990 年殷墟郭家庄一长方形竖穴墓，面积 13 余平方米，殉 4 人，出石

磬、编铙 3，此墓属 10 觚 10 角等列墓⑤。

有方国君主墓。前引 1985 年山西灵石施介一号墓，属 10 爵 4 觚等列， 出有鼍鼓。1989 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型商墓，面积约 29.6 平方米，墓主可能为耑国君主。有青铜饮食礼器 50 件，又有镈 1、饶 3，还有青铜双面人神器、玛瑙套环人形饰、羊角兽面器①。

有各地中等权贵墓。

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 年，138 页。

⑤ 《滕县前掌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同上，1989 年，176 页。

⑥ 《江西新干发现大型商墓》，《中国文物报》1990 年 11 月 15 日。

① 《淮南子·泰族训》。

②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 年第 7 册。以下凡未注出处者，均见前文，不再具列。

③ 《殷墟青铜器》，477 页。

④ 杨锡璋：《安阳殷墟西区殷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31 页。

⑤ 杨锡璋、刘一曼：《安阳郭家庄 160 号墓》，《考古》1991 年 5 期。

①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 年 10 期。

1968 年河南温县小南张一座 3 爵 2 觚等列墓，出 3 件一组编饶。

1976 年山西灵石施介一座 3 爵 1 觚等列的三号墓，出有特磬。1985 年山东滕县前掌大一座甲字型大墓，出石磬及青铜面具。1973 年河北藁城台西M112，面积 6 平方米，有殉人，一件石磬与鼎、觚、斝、瓿及铁刃铜銊等同出。1973 年陕西蓝田怀真坊一墓，7 件礼器与青石磬同出②。

1986 年陕西西安老牛坡 41 号中型墓，出有铜人面具和牛头面具备 2 件， 鸟鲁形饰多件。11 号中型墓出小兽面饰 39 件③。

有王邑内的中等权贵墓。

1984 年殷墟戚家庄 M269，面积 6.46 平方米，属 3 套觚爵等列，出大小

递减铜铙一组 3 件。1958 年小屯西地 258 号墓，面积 5.76 平方米，殉 4 人， 墓被盗，尚出石磬和残觚片④。

有王邑及各地的一般贵族墓，大抵均为 2 套觚爵等列墓。其中出 3 件一组编铙者，有 1935 年小屯 M1083⑤、1953 年大司空村 M312⑥、1957 年薛家庄M8、1958 年大司空村 M51、1983 年大司空村 M663⑦。出 2 件一组编铙者，有1987 年山东滕县前掌大 M213。此外，1959 年山西石楼桃花庄一墓，有殉人， 所出铜觚圈足内带舌铃⑧。

1971 年山西保德林遮峪一墓，随葬的铜豆圈足内也带舌铃①。饮食时随之晃动，会发出铃声，较为别致，他处未见，表明了当地的崇饮尚声特色。

又有末流贵族乃至普遍平民墓。

1973 年山东惠民大郭一座一套觚爵等列墓，出有单铙，1970 年殷墟西区一座同一等列的 M1125，出有 10 铃。

1990 年河南固始葛藤山 6 号墓，有殉人，出有 5 铃②。

1986 年西安老牛坡 10 号小型墓，殉 1 人，同出鼎和铜牛头面饰各 1 件。

而普通平民或有以陶埙随葬者，如 1958 年小屯西地 M263，墓室面积仅 1.3

平方米，有棺，出有 2 埙及蛤蜊壳；M237，面积 1.8 平方米，有棺，仅以 1 埙随葬③。1951 年辉县琉璃阁发现的 M150，也出有 2 埙。这类墓主大概只是中下层平民。

综上所述，商代王墓虽均遭盗掘，劫后之余，乐器舞具仍包括有蟒皮鼓、特磬、石埙、面具等。工妃墓出特磬、五件制的编磬和编铙、组铃、三件制陶埙、舞饰等。王邑内高级贵显墓出特磬、五件制编磬、三件制编铙、组铃和面具舞饰等。王邑内中等权贵墓出石磬和三件制编铙。王邑的一般贵族墓出有三件制编铙。王邑的末流贵族有以组铃随葬。而一般平民墓至多有一、二枚陶埙，大概为生前所好，与“以乐助食”无关。

② 《陕西蓝田县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资料从刊》（3），1980 年。

③ 《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 年 6 期。

④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56、336 页。

⑤ 《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 年第 7 册。

⑥ 《1953 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 年第 9 册。

⑦ 《安阳大司空村殷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31 页。

⑧ 《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 年 7 期。

① 《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 年 4 期。

② 《固始县葛藤山六号商代草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1 年 1 期。

③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335、336 页。

商代的方国君主墓出鼍鼓、镈、三件制编铙、舞具舞饰等。各地的中等权贵墓出特磬、三件制编铙、面具舞饰等。一般贵族墓有出二件制编铙者。末流贵族墓有出单铙、组铃、面具者。普通平民墓大致同如王邑情况。

显而易见，在商代的王邑和地方两个方面，享有乐器舞饰的对象，等列关系具有明显的共同性，说明当时的“乐政”已大体确立，“乐以体政，政以正民”，其间的序列结构是与“明贵贱，辨等列”的“食政”完全相一致的。凡社会地位愈高，政治身份愈尊者，享有乐舞品类也就愈齐备，其中编磬、编铙的数目组合，反映尤为明显，而鼓，则只有商王或方国君主一级专享。《周礼·大司乐》说的“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乐师》说的“飨食诸侯，序其乐事，令奏钟鼓”，其揭示的食、乐一政的礼制，至少可追溯至商代。要之，商代的“以乐侑食”，亦是以序尊卑贵贱而各得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