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代青铜酒礼器的等列现象

商代礼制有以青铜酒器觚、爵套数，辨大小贵族身分地位，序社会政治秩序，学界多有阐述。据新近统计，各地墓葬随葬青铜觚、爵套数，大体分为 50 余套、10、6、5、4、3、2、1 套等八大等列，现择其 87 例列表于下， 以分析这一“器中藏礼”的等级制内涵①。

④ 朱熹集注：《诗集传》卷二十。

⑤ 《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 年，88 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 年，11～12、31～33 页。

②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几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 年 11 期。

③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 年 2 期。

④ 《左传·隐公十一年》。

① 表内分期栏数字，为殷墟考古文化分期，一期约当盘庚至武丁前期，二期武丁至祖甲前后，三期廪辛至文丁时，四期帝乙帝辛时。礼器总数仅统计青铜容器（包括铅器）。资料出处，先记篇名（或书名），再列刊物期号。

商代王墓均遭盗掘，故未统计入表。

上表序号 1 妇好墓出觚 53 件，爵 40 件而配■12 件、象牙杯 3 只，则两

数约略同，可视为 50 余套。墓中青铜容器总数 210 件，殉 16 人，礼仪规格极高。据甲骨文所记，妇好生前为商王武丁之妃，极受宠，曾一度出入征战， 握有重兵，兼为王室重要将领①。在众多的随葬礼器中，有一件重达 138.2 公斤的青铜三联甗，由一件长方形六足甗架和三口大甑合成。据实验，三甑若同时正放，则甑耳会互相碰撞，故使用时，或将中间一甑正放甗上，左右两甑侧放，或三甑同时侧放②。这件巨型炊蒸器铸有“妇好”铭文，宛如一座多眼烧灶，可灵活搬动③。这些特征表明，可能直接用于大型宴飨场合，将已煮熟的三种食物在烝上同时温而食之，颇类今之“火锅”进食法。另有一件带“好”字铭的汽柱甑形器，重 4.7 公斤，汽柱中空镂孔，直透器底中心， 上作花开形，据说用时腹腔盛食物，置于鬲上，利用上腾蒸汽蒸而熟之④。不难想见商王室最上层权贵围器宴飨的盛大场面，及妇好生前酒食醉饱的荣华富贵生活。看来晚商王妃最高礼遇，可以享至 50 余套觚、爵这一等级。

序号 2—4 三墓出 10 套觚、爵，有 10 觚 10 角（相当 10 爵）和 4 觚 10

爵之别，殉人 4 至 1 人不等，墓室面积中等，大大低于王妃墓。出 10 觚 10 角墓见于殷墟王邑，同出戈、矛、钺、大刀等 220 件器物，铜镞 90Q 多枚， 青铜武器占极大比重，附近又发现车马坑两座，可见墓主是位政治地位相当高的军事统帅，是王朝的高级权贵。出 4 觚 10 爵的两墓见于山西灵石旌介，

分属晚商两个不同时期，均出有不少兵器，以及一种长 20 多厘米的管状手持礼器“策”，用来显示身分；墓主似属方国君主，且享有的总礼器数一代胜过一代。

序号 5—7 三墓分别为 6 觚 4 爵、6 觚 1 爵、4 觚 6 爵，因发掘资料欠缺，

难作分析，然滕县井亭一墓出青铜容器有 16 件之多，则这一级别的墓主，要亦属王朝或地方上层贵显人物。

序号 8—11 四墓分别出五套觚、爵或 3 觚 5 爵。自商代前期至商末，自

王邑及地方均见。在王邑者，其墓面积中型，规模逊于地方，然有 5 人殉葬， 随葬青铜容器总数超出地方，所举小屯 Ml8 墓，器铭有“子渔”、“侯围”， 亦见于甲骨文。子渔为商王武丁之子，常主持王室的重大祭祖，受有封地①。甲骨文有“呼围”，“王令围”，系人名，侯围可能是其封侯胙土之称②。墓主不管为谁，大体应是王室所出重要贵戚人物。在地方者，这一级别的墓主， 随葬青铜容器大致在 20 件左右。盘龙城李家咀 M1 无兵器随葬；罗山天湖 M1 出 8 戈 36 镞；长清兴复河一墓出 6 戈 46 镞及车马器；均不见锁的青铜礼仪之器，这类墓主与商王朝关系相对要疏远些，大体是各地土著族落头目或方国的高级官员之序号 12—16 五墓，或出四觚，或出四爵，配其他酒器，大致

可划归四套等列，随葬青铜容器总数一般为 10 至 20 件上下，墓主生前大都

握有兵权。如定州北庄子 M5，人殉 2 个，同出 7 戈 2 矛 6 链，铜策 1。又如

盘龙城李家咀 M2，人殉 3 个，还出 5 戈 7 刀 2 矛 1 斨等。石楼二郎坡一墓出

① 参见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考古学报》1977 年 2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 年，443～444 页。

③ ④参见陈志达：《妇好墓三种罕见的殷代青铜炊蒸器》，《文物》1981 年 9 期。

① 参见王宇信：《试论子渔其人》，《考古与文物》1982 年 4 期。

② 参见周水珍：《殷代“韦”字铭文铜器》，《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

有戈刀斧所各一。后两墓均发现青铜礼钺两秉，可见这一级别的墓主，既是当地强族的高级军事将领，似又与商王朝保持有较密切的政治关系，充当着王朝与各地族落方国政治、军事权衡关系中的中介角色，有的甚至可能成为商王朝在其地的重要代理人。至于序号 13 殷王陵南墓道的陪葬者，享用 3

觚 4 爵 1 斝，则生前身分必非一般，有可能是与商王关系较密的高级近侍卫士。

序号 17—24 共八墓，属三套觚爵等列，均为晚商墓葬，墓室中型偏小，

有殉人者四墓，用 6 至 3 人不等，平均随葬青铜容器 15 件左右，但在殷墟王邑者，数量都高于外地，而墓室规模却略低于地方。这种差别应有政区所在位置和经济优势方面的原因，大凡说来，离殷都愈远，墓室面积愈大，礼器数则减，呈反比。据序号 21 罗山天湖 M28 墓同出 3 戈，与上述出 8 戈的罗山天湖 Ml 高级权贵墓同属一期，但显然等级要低些。可知这一等列的墓主，属于中等权贵。在王邑的这批中等贵族统治者，殉人早期多而晚期少，大概反映了一种社会演进趋势。

出二套觚爵的墓相当多，序号 25—52 共列举 28 座，自商代前期至商末

各地均有发现，墓室面积 10 余至数平方米不等。有殉人者 14 座，最多的用

8 人，少的用 1 人，但大多数墓不见人殉。

随葬青铜容器，最多的 13 件，最少的 4 件。应注意的是，这一等列的墓，

属商代前期者面积均有限，不过是 3 到 5 平方米上下的小型墓，殉人用 1 人；

至晚商早期阶段，墓室面积稍大，有上升为 8 平米左右的中型偏下墓者，殉

人数有增至 3—8 人者；以后这些方面又呈下降趋势。凡商王邑之外的墓，面

积有过 10 平米者。

种种迹象表明，这批墓主生前应是一般性贵族成员，组成成分比较复杂， 政治身分有所不一，社会经济地位也参差不齐，属于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不少墓或多或少出有刀、戈之类的兵器，有的墓主生前可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等武官，有的可能是一般贵族子弟，战时则义不容辞要加入战士行列， 但也有的似为地方性弱小土著族的首酋。

商代更有为数众多的随葬一套觚爵的小型墓，面积大的不过 7 平米上

下，小的不及 1 平方米，序号 53—87 共列举 35 座。仅 10 座有人殉现象，用

人 1 至 2 人。随葬青铜容器，最多的为 8 件，见于殷墟王邑。多数为 2—4 件。明显比上一类墓低一个等列。这类墓在商代前期未见殉人现象，随葬器物也偏少，至晚期稍早阶段殉人例有增，随葬器物略有加，以后殉人现象又减少，但随葬器物一如此前。另外不少墓单出或同出兵器或生产工具镰、锛、纺轮之类。墓主生前应属末流贵族或中上层平民，有的可能为下层官员或战士。他们中多数人在平时要参加生产劳动，战时要服兵役，代表着自由平民中的主体成分。其所在家族或族氏，早期的经济实力有限，晚期有所上升。其中容或有人因战功等原因，社会地位和政治身分可能有升迁。如序号 67

殷墟西区 M692，葬具有棺有椁，铜器虽仅两件，却同出青铜戈 9 件，又以 2

人 3 狗相殉，墓主至少应是位下级武官。再如序号 68 一墓，也有棺椁，以 1

女孩 5 狗相殉，同出铜戈 13 件，玉戈、石戈各 1 件，随葬铜器，在一套觚、爵上有铭“象”字，鼎铭为“执象”。“象”可能是墓主私名，“执”为家族或族氏名，殆以分支家族之长又兼为王朝下级武官中之佼者。序号 87 定州

北庄子 M80，一棺一椁，以 4 狗相殉，同出 5 戈 8 镞，弓形器、锛、斧、凿、

骨刀各一，可注意者，还加入 1 木觚和 1 铜策，似表明墓主生前政治地位已

向上一等列靠近。

要而述之，建立在“重酒”社会风习基础上的商代酒器觚、爵的礼器名物配使，笼罩着深刻的政治色彩，是以一种金字塔结构式的等级制为其重要表征。自商王之下，使用者所能享有的觚、爵套数，至少可分为八大等列： 其一是王室最上层权贵和受宠王妃，能享至 50 套以上者；其二是殷商王朝的

高级权贵或军事统帅，以及各地方国君主，能享 10 套之多；这两个等列，大

体代表着金字塔结构的最顶端。其三是 6 套的使用者，身分可能为王朝或地

方的上层贵显。其四是 5 套使用者，基本属于商王朝受有封地的贵戚，或族落方国的高级官员。其五是四套使用者，有商王高级近侍卫士，以及地方强族或方国的高级军事将领，后者或因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其政治身分和权力甚至有超逾社会地位显尊的第三、四等列的人。这三个等列代表着金字塔结构的次顶层。其六是中等权贵，一般享至 3 套，王邑与各地基本一致。其七

是为数较多的 2 套享用者，属于一般贵族之列，有的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等武官，有的是一般贵族子弟，有的是地方弱小土著族的首酋。这批人大致处于金字塔结构的中间层。其八是众多的一套使用者，大致属于末流贵族或中上层自由平民，代表着金字塔式等级制的庞大下层，其中有的人身分为下级武官或战士，有的为支族之长，有的是人身比较自由的生产劳动者。当然这一等级制结构的金字塔，其基座是广大下层平民，包括奴隶，青铜酒器与他们无缘，至多能使用几件陶酒器，见上节所论，不赘述。《大盂鼎》说的“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正间接揭示了商代等级制的酒食礼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