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商代的国土经略

商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 17 世纪末至前 11 世纪初，但在夏代很长时期内， 商人已立足于豫、鲁、冀之间，选择近水源宜于农耕的河流两岸或沼泽边缘建立聚居点。随着人们治理和改造自然环境能力的加强，以及已开发地带的有限地域空间所能承受人口持续增殖的压力，居地仍维持在局促地理范围内，就逐渐变得不太现实，商人活动视野开阔，这方面不能不说是重要促发动因之文献称商人“不常厥邑”，《尚书·书序》说商建国前，“自契至于

② 《尚书·盘庚下》。

③ 《故文尚书·五子之歌》。

④ 《左传·襄公四年》、《帝王世纪》。

⑤ 郑光：《二里头遗址勘探发掘取得新进展》，《中国文物报》1992 年 10 月 18 日。

①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年，11 页。

② 《古文尚书·五子之歌》。

③ 《国语·周语上》引。

④ 《左传·哀公元年》。

成汤八迁”，建国后自汤至于“盘庚五迁。”通谓前八迁是①： 一、契居蕃（山东滕县）。

二、昭明居砥石（河北元氏县南槐河）。三、昭明又迁商丘（河南商丘）。

四、相土迁东都（山东泰山下）。五、相土复居商丘。

六、上甲微迁殷（河南安阳）。

七、殷侯（在夏孔甲时，不详何人）复归商丘。八、汤居毫（山东曹县）。

这一时期的迁徙活动范围，大抵在冀南及豫北平原，至鲁中部和南部低山丘陵的河谷地带，位于“有夏之居”的东偏北部，其东南方是夏代东夷之淮夷所在。商人迁徙距离有时相当远，如相土时的两次迁居，直线距离足有500 里以上，《商颂·长发》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从豫东进迫东部滨海地区，开辟新的生物圈的动意是显而易见的。原居地环境的局促，限制了商族的发展，导致这类屡屡的远徙迁居，积极向外开拓新地。

不过，东部地区早在龙山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已远居中原之上，由考古发现的遗址规模面积比较中可见一斑。河南安阳后岗城址，总面积达 10 万平

方米左右②。新发现的山东邹平丁公城址，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以上③。山东章

丘城子崖下层城址，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其中层的岳石文化即相当夏代的城

址，面积约 17 万平方米①。“建城称地，以城称人”②，人口之众可以想见。相反，中原地区发现的龙山古城，规模面积远逊一筹，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才 3.4 万平方米③，郾城郝家台城址只有 1.9 万平方米④，登封王城岗城址仅

仅为 1 万多平方米⑤，人口显然要少。东部地区人地关系的矛盾远比中原地区来得严峻，故商人拓地中，与上著部族争夺生物圈的斗争十分激烈。《竹书纪年》记王亥北徙河北易水流域，“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为当地部族所不容，被杀被逐，其子上甲微不得不重新回到豫北故地。《竹书纪年》还记夏代不降时，“殷灭皮氏”而占据其地。说明人地关系的矛盾，甚至激发了部族间生死存亡的领地之争。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商汤灭夏，建立国业后仍不息。

商代有前后五迁，立过六都，如下：

一、汤居西毫（河南偃师商城；一说郑州商城）。

二、中丁迁隞（河南郑州商城；一说郑州西北石佛乡小双桥商代遗址； 一说郑州荥泽敖山；一说陈留浚仪；一说山东洙、泗上游）。

三、河亶甲居相（河南内黄）。

① 参见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 年。又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 年，又赵铁寒：《汤前八迁的新考证》，《大陆杂志》27 卷 6 期，1963 年。

② 参见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 年，72 页。

③ 《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 年 1 月 12 日。

① 《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 年 7 月 26 日。

② 《尉缭子·兵谈》。

③ 《河南淮阳平粮台尤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 年 3 期。

④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 年，178 页。

⑤ 《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 年 3 期。·21·

四、祖乙迁邢（河北邢台）。

五、南庚迁奄（山东曲阜；一说河南安阳东南）。六、盘庚迁殷（河南安阳殷墟）。

成汤立都西毫，是由东诅西推进中原，以克夏征服新地为行动原则，唯策略上恐已吸取了前代单纯争夺别族生物圈而常伤及自身的教训，努力争取四方异姓国族的拥持，以壮大商族的力量。《夏本纪》称“汤修德，诸侯皆归商”。《墨子·非攻下》说：“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 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不宾服。”《吕氏春秋·用民》直称“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汤能奉夏众，又能用异姓国族的“非己之民”，恐怕是其建立商国的成功关键所在。但至中丁到南庚四迁，“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①，内部的权力之争，国力削弱，异姓国族不附，不得不退缩回东方故地。盘庚迁殷，再度西进，又恢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②。总之，商代都邑的迁徒和辟立，通常是商族整体的集体行动，虽在不算太大的地域范围内搬移，然经营视野十分浩大，商代贵族统治集团以商族为主体，联合四方诸侯，向四外拓展，其立都建国之策，是大不同于夏代贵族统治集团收夏众、固邦土的内向型择都的。

商都经济地理位置的选择，要在重四方自然资源，尤其是铜、锡矿产资源的聚敛，亦胜于夏代。日本天野元之助先生论殷代产业，曾从方志和近代地质调查资料中辑出中原地区古代铜矿产地，河南有六处（安阳、涉县、济源、登封、禹州、鲁山），山东二处（历城、莱芜），山西十一处（黎城、潞安、阳城、翼城、曲沃、绛县、垣曲、夏县、闻喜、平陆、解县），河北四处（沙河、邢台、内丘、完县）；产锡地，河南六处（淇县、武安、汝州、嵩县、永宁、裕州），山东二处（莱芜、峄县），山西六处（阳城、沁源、沁水、交城、平陆、安邑），河北一处（磁州），参以甲骨文中殷王田猎地和行幸地分布所在，指出殷人除自己从事探矿、采矿、冶炼等，以满足矿业需求外，另有相当量来之支配圈外 300 公里范围内的各方贡献或交易③。后石漳如先生对此四省古代产铜地又有补充，认为殷代铜矿来源，可以不必在长江流域去找，甚至不必过黄河以南①不过，《商颂》有称“商邑翼翼，口方之极”，“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其矿产资源的获得，未必仅限于华北四省。据商代前后期考古学文化分析，前期政治地理结构中，王畿区以偃师商城或郑州商城为中心，直接控制着周围二、三百里方圆范围，其政治疆域，则北土沿太行山东麓向北延伸至河北满城、保定一带，东土及泰山以西和淮北一线，西土达陕西咸阳附近，南土包括江汉平原， 并进入长江以南江西、两湖地区。在外层周边地区为商文化波及区②。后期政治疆域，王畿区变化不大，但王都北移至安阳殷墟，北上伸入冀北、晋中、陕东地区；在东土商势力有长足发展，进抵除胶东半岛以外的山东境内及皖、苏、浙地区；西上有所退缩；南土对江汉地区的控制有所削弱，然在江南江

① 《史记·殷本纪》。

② 参见杨升南：《“殷人屡迁”辨析》，《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③ 天野元之助：《殷代产业に■よる若干の问题》，《东方学报》（京都）第 23 册。1953 年。

① 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6 本，1955 年。

② 参见叶文宪：《商代疆域新论》，《历史地理》第八辑，1990 年。又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200～221 页。

西地区的影响范围却大大扩大，可能还绕入湖南长沙地区。（图 2）值得注意者，陕西蓝田怀珍坊曾发现了商代前期专门冶炼铜料而非铸造铜器的作坊遗址③。长江以南江西瑞昌铜岭又发现早到二里岗上层期的矿冶遗址，既有露天开采遗迹，又有地下开采系统，还有冶炼区④。附近范围内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古矿井遗址，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有四组早到公元前 1200 年前后

⑤，相当商代晚期。接壤的湖北阳新港下古矿井遗址，年代上限可及于商周之

际⑥。另外，湖北黄肢枹桐出土有晚商铜爵、觚⑦。江西清江吴城遗址，据说是商代后期方国“耑国”所在，其东约 20 公里新干大洋洲发现同一时期上层贵族墓葬，出土的大批器物，造型和纹饰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风格，表明了与中原地区有着畅通的交往关系①。迹象种种，提供了商王朝前后期，都邑矿产来源均远出华北四省的信息。

商都生态环境的选择，己兼顾到土质地力、地貌、气候、水文等多重利用因素，重视总体安排，基本上贯彻了便于生活、便于生产、便于交通、保障安全防范的原则。

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同处北纬 34°7′，地理和气候条件十分适宜人们生息休养。前者北依邙山，南临洛河，地势平坦，植被在当时尚未受人类活动多大破坏，土壤肥沃，即使在今日仍是有名的粮食高产区。虎牢在其东， 函谷在其西，辕辕在其南，北面为黄河要津，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重要交通孔道。后者北临黄河，西南傍依嵩山余脉，东边毗连豫东平源，土质肥浇，为四方交通辐转之枢。偃师商城建于二里头夏代都邑遗址的东北附近，一改前代无城垣之类积极防御设施的“居易无固”状态，筑有长方形城垣，城区面积达 190 万平方米，宫城居城中偏南，地下建有工程浩繁的排水网络系统， 城内北部有一般居址、墓葬区、较密集的制陶窑址，以及许多水井②。城区的总体现度，不仅提高了安全保障系数，而且方便了生活。至郑州商城，城区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达 317 万平方米，宫室区置于中部及东北部，城内一般居住区有水井设施。墓地和产业作坊区移到城外周围，当时似已注意到城内环境的净化。近又发现南垣和西垣外有未完全建成的外郭城或防护堤③。商代都邑规模的扩大化，环境的有效治理和保护，总体布局的合理安排，安全防范设施的加强，使数万乃至 10 多万人长期聚居一地成为现实，一方面维持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秩序，同时也为解决日趋上升的人地依存关系矛盾开辟一新途。

③ 《陕西蓝田怀珍坊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 年 3 期。

④ 《瑞昌铜岭矿冶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2 年 1 月 19 日。

⑤ 《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 年，92～96 页。

⑥ 《湖北阳新港下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 年 1 期。

⑦ 《黄陂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86 年 4 期。

①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 年 10 期，又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奇迹》，

《文物天地》1991 年 1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 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 年 4 期。又刘忠伏：《偃师县商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 年，244～ 246 页。

③ 参见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又裴明相：《郑州商代王城的布局及其文化内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外夯土墙基的调查与试掘》，《中原文物》1991 年 1 期。

商代中丁以后，统治集团内部为权力纷争不已，有所谓九世之乱，平均每 20 年都邑一徙，政迹不修，规度失控，环境得不到治理，自然灾害频起， 生态恶化，“自祖乙五世，至盘庚元兄阳甲，宫室奢侈，下民邑居垫隘，水泉泻卤，不可以行政化。”①至盘庚时，旧都的生态环境破坏又导致“万民乃不生生”，人地关系矛盾对早先的人文自然体系作出不断的否定，“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生物圈的再建已是刻不容缓。盘庚“视民利用迁”， 果断作出“生生，今予将试以妆迁，永建乃家”②的明智决策，于安阳殷墟择建新都。

殷墟王都处于北纬 36°，平均海拔 78 米左右，在豫北洹水之滨，是晋、冀、鲁、豫四省交汇的要冲，“左孟门而有漳滏，前带河，后被山。”③据卫星遥感摄影，殷墟位居大行东侧华北平原南部一冲击扇平原上，卫、漳、洹、滏四水穿流而过，土壤湿润，富含腐植质，土地肥沃，冲击扇西侧有丰富的煤炭、铜矿资源和良好的森林植被，地理环境得天独厚④。显然，盘庚迁殷是经过充分的具有生态学意义的权衡考虑后选定的。据多年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殷都系沿洹水而建，经盘庚以来几代商王的经营，范围达 30 平方公里左右，而其整体布局，早在初期即具规模。都邑中心区在洹水弯道南侧小屯村附近，在西、南两面挖有防御性深壕，与洹水相沟通，形成一面积约 70 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封闭式宫室宗庙区。外围密布几十处于民居地。大面积普通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大体分布在最外围；王陵区座落在洹北开阔高地，与宫室宗庙区隔河相望①；这方面当是承郑州商城减小城区环境污染布局特色的变宜。殷都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用水，主要取之疽水，但贵族还饮用水质清冽的井水，小屯宫室区内曾发现殷代水井。另外，为防治洪涝，相继规建有明渠和石坝②。部分生活区内地下排水管道的敷设③，利于污水排泄，净化居地清洁卫生。

总之，盘庚迁殷是曾得力于对新地生态环境的权衡优选，在新都建设中贯彻“奠厥居，正厥位”的总体规度原则，着眼于“用永地于新邑”④，后王继之，有一系列治理、保护、开发殷都环境的措施，由此使商代后期都邑人地关系矛盾一直维持在最低点。“百姓由宁，殷道复兴”，内部稳定，其力朝外，凭藉殷都交通地理的优势，“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⑤，邦能千里的国土经略得以施展。

这里还有必要重申，从人地依存关系及古代统治者“体国经野”政治意识言，商王都自然不是“孤岛”。《孟子·公孙丑上》云：“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淮南子·泰族训》云：“汤处毫七十里。”可知王都周围当控

① 《尚书正义·盘庚》孔颖达疏引汉王肃说。

② 《尚书·盘庚》。

③ 《战国策·魏策》。

④ 申斌：《宏观物理测量技术在殷商考古工作中应用初探》，《殷都学刊》1985 年 2 期。

① 郑振香：《殷墟发掘六十年概述》，《考古》1988 年 10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年，102、95、114 页。

③ 《殷墟出土的陶水管和石磬》，《考古》1976 年 1 期。

④ 《尚书·盘庚》。

⑤ 《尚书·立政》。

制着一定的直属地域。另外商代的“四方”或“四土”，已是基于国土的平面展示，有行政区域地理上的泛属性。甲骨文言“蒿田”，蒿读如《牧誓》“商郊”之郊，为都邑外地⑥。甲骨文言“商鄙”、“我东鄙”、“我西鄙”

⑦，大体皆指邑外近郊野地。又有言“我奠”、“南奠”、“西奠”、“北奠”

①，奠或读如甸，《周礼·天官·甸师》：“效外曰甸”，《说文》：“甸，

天子五百里地”，则奠应是邑外远近郊领域的统称，类似后世所说的玉畿区。而“四土”或“四方”，当指王畿区外的范围广大的政治疆域地理。诚然， 当时尚不可能如后世有明确的国界线，也未必有所谓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严格政体统属关系，但在王权可控范围，其“设官分职”是有一定规度的。《尚书·酒诰》即称商国行政制度分为内服与外服，其云：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内服当指王畿区的“设官分职”，外服则指畿外四土的王权驾驭力度。显然外服是建立在维持域外大小国族固有地缘性组织基础上的，是王权对诸侯或臣属邦国的册封、认肯，而不是调遣、改变或打破。商王在内、外服的统治支配权上贯彻了明显的强弱消张区别和因势机变策略。

这种策略亦推行于四土边地的弹性伸缩或影响地区。甲骨文有言“东戈”、“南戈”、“西戈”、“北戈”②，四戈为四上周边之地③。别辞有“戈田牧”④，殆指与商有结盟关系的边地侯甸族群。他辞又有“南牧”、“北牧”、 “右牧”⑤，大体均指边地，此由甲骨文记“在易牧获羌”、“戍伐右牧，禽启人方”⑥，牧与边地羌人、人方屡屡发生交割关系可以知之。别辞又有记商王“商（赏）牧”、“牧称册”⑦，则中原大国与其的政治关系应是外服制的变宜扩大。《尔雅·释地》云：“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以视商代， 未必尽然。《逸周书·度邑解》云：

维王剋殷，国君诸侯乃厥献民，徵主九牧之师，见王于殷郊。

不难看出，“国君诸侯”乃来之原商国的内外服倒戈者，“九牧之师” 应指原与商国有盟好关系的边地大小族落组织之师。

下面试对商代国土经纬作一图示勾勒：

⑥ 参见李学勤：《释“郊”》，《文史》第三十六辑，1992 年。

⑦ 分见《合集》29375、《英国》2525、《合集》6057。

① 分见《合集》9767、7884、24、32277。

② 《合集》33208。

③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 年，321 页。

④ 《屯南》4033。

⑤ 分见《合集》28351、《屯南》2320。

⑥ 分见《遗》758、《屯南》2320。

⑦ 分见《合集》5597、7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