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顾和现状。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以中国历史流程中带有宽泛内约意义的社会生活运作事象作为研究系列，透过其千姿百态的经穿纬插网络，可给人们以察古鉴今的启迪，其烛精剖微的方法论和多棱凸现的视角，又每每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有着貌合神离的吻接关系，构成一门具有多学科交叉性质的专门史，一门缤纷流华的专门史。

这门富态的学术专史，在中国兴起，只是本世纪 20 年代以来事。但是中国古人意识中，早已有关重社会生活的传统心态。如传为春秋时孔子辑集的

《诗经》，采诗以观民风，广泛进入社会深层结构，容有大量先秦时期不同阶级、阶层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素材，凡邑聚分布迁移、族氏家族组织、衣食住行、劳动场景、男女恋情婚媾、祀神祭祖、风尚礼俗、娱乐教育等等，均有披露。至如形成于西周的筮占书《周易》经文①，还录有原始婚俗遗风及上古人们生老病死、社会构成、商旅交通、人际交往、穿着时尚、卫生保健、行为观念、宗教信仰、盗劫内江、水旱灾害等社会生活资料。《十三经》中的《礼记》、《仪礼》，对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庙制、祭法、丧葬制、婚规婚礼、亲属关系、生儿育女、养老教子、起居仪节、服饰等次等等，作了繁褥纳范，直可形容为贵族立身处世的生活手册。不言而喻，诸如此类出于古人有意无意拾掇下的社会生活史素材，对于揭示丰富多采的历史演进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是难能可贵的，将之视为中国史学传统中的有机部分，也未尝不可。唯开宗明义以社会大系统的整体史观，对古代社会生活史进行内外表里的宏、中、微观研究，则在本世纪内才掀起。

较普遍的看法，专门性质的社会生活史研究，乃紧伴着本世纪初“西学东渐”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手段的引入而出现；甲骨文新资料的出土和新兴考古学的一系列进展，为推动这一学科建设，特别是再构史前及上古社会生活面貌，提供了新的契机；大凡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风云变幻和世界范围内学术思想变迁潮流，是影响这门学术史研究冷热升降的内外部环境因素。换言之，中国的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蕴含着曲直深沉的学术变革内容。

回头看去，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大体历经了三个阶段。本世纪 20 至 40 年代为第一阶段，是学科初建和兴起时期。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和历史学自身成长过程中的要求，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历史过程，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史大论战”。这场论战的史观分野，在于是否把社会学置于科学基础上，确定以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以及这种形态的发展，作为自然历史过程，还是仍把社会看做可按个人意志或政治意志随意改变的机械框架。这已关及到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其现实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受时代局限，当时不少人对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并没有作深入考察，论战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常不免陷于公式化和简单化①。与此同时，也有一批史学工作者，开始具体从事于历史上社会生活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这方面的专著，有张采亮《中国风俗史》（1915）、陈顾远《中国古代婚姻史》

① 参见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 年，1～14 页。

① 参见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3～10 页。

（1925）、陈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1929）、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938）等。其中瞿兑之的一部《中国社会史料丛钞》（1937），顾颉刚先生曾为作序，指出“中国社会史之著作将造端于是，继是而作通史者亦将知政治之外别有重要者在，而扩大其眼光于全民族之生活矣”，可知当初既有视社会形态史或社会发展史为社会史，又有视社会生活史为社会史，界说未必明确，然两者的研究齐驾并驱，研究的内核外延大致是清楚的。

这一时期对于上古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颇为眼花缭乱，论作层出，有陈钟凡《从文字学上所见初民之习性》（1923）、陆渊《〈诗经〉妇女观》（1924）、汪震《〈易经〉书中之古代人民的生活》（1925）、汪章才《周代丧制概略》

（1925）、迈五《从殷虚遗文窥测上古风俗的一斑》（1925）、张世禄《〈诗经〉篇中所见之周代政治风俗》（1926）、江绍原《中国古代的成人礼》（1926～ 1927）、程憬《商民族的经济生活之推测》（1929）、马元材《卜辞时代的经济生活》（1930）、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30）、牛夕《自商至汉初社会组织之探讨》（1931）、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温丹铭《殷卜辞婚嫁考》（1933）、黎征赋《由甲骨文窥见殷商社会的宗教生活》（1933）、裴文中《旧石器时代人类葬仪之研究》（1933）、龙非了《穴居杂考》（1934）、丁道谦《〈诗经〉中的妇女社会观》（1936）、蒋大沂《从古文字中观察古代家宅演进之情形》（1940）、胡厚宣《卜辞零简》（1941）和《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1944）、徐中舒《结绳遗俗考》（1943）和《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1949），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论作，大多散见于当时各类报刊杂志，少数为某专书中的一部分，分别就上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浅不一的各种课题研究，宏观、中观、微观并具，选题颖锐，观念时髦，令人耳目一新。有的遥相呼应于“社会史论战”，又别开研究生面；有的一改旧时史学传统中考据解经模式的窠臼，借鉴于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移植新概念、新思维、新命题，以作研讨更新；有的在材料利用上出奇制胜，如依据出土文字资料、田野考古资料、民族调查所获，尝试复原已遗失的古代社会生活原貌；有的则在文献史料的梳理、分析、归纳上显其新活力。可以说，这门学术专史兴起之后不久，即因中国学人传统上固具的治学情操陶冶，与不拒新事物、善开风气的境界，在辛勤耕耘中而取得了不小的业绩。当然，滥觞阶段研究手段的粗疏单调，史料的不足和理解上的困惑，社会生活史范畴的界定不清，理论上存在的诸多混乱，以及一些理应在题内的课题尚未见问律等等，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自 50 至 70 年代，为本学术专史度过的第二阶段，在国内处于相对的冷落低潮时期，社会生活史研究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论著寥寥。诚如有学者所说，“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左’的思潮影响，人们在理解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事史学研究时出现了偏颇和失误，将社会生活这一重要历史内容的研究视为‘庸俗’、‘烦琐’而逐之于史学门槛之外，并且美其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①。

可喜的是，这一时期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却日益重视，研究势头至今不衰，其中尤以日本学者的成果领先。日本学界对中国上古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的涉足，起自 40 年代，当时的论作有松因寿男《殷卜辞与

① 《历史研究》评论员：《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1987 年 1 期。

古代中国人之生活》（1941）等。另外，加藤常贤《支那古代家族制度研究》

（1940）、诸桥辙次《支那之家族制》（1941）、清水盛光《支那家族的构造》（1942）部专著，均用较多篇幅探讨过商周的家族形态、婚姻、丧葬、宗庙祭祀制度等，并具一定的影响力。50 年代至今，又有相当一批成果问世，如内藤戊申《殷人的生活》（1957）、仓林正次《飨宴之研究——仪礼篇》

（1965）、泽田大多郎《从考古资料看中国商——汉的住居形态》（1966）、池田未利《古代中国的神与人间》（1967）、加藤常贤《中国古代的生活与文字》（1970）、谷田孝之《中国古代丧服的基础研究》（1970）、池田雄一《中国古代的聚落形态》（1971）、藤野岩友《中国古代的坐法》（1972）、伊藤道治《殷代的宗教与社会》（1975）、深津胤房《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1975～1976）、字都宫清吉《（诗经）时代的社会》（1978）、松本雅明《中国古代的村落和生活仪礼》（1979）、笠川直树《殷代社会的子和宗教仪礼》（1981）等。最近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出版了一部林已奈夫撰

《中国古代的生活史》（1992），该书列服饰、住居和村落、什器和饮食、农工商业、乘物和道路、娱乐、武器战争、文书与书物、神神、祭祀等十方面，对两汉以前社会生活作了勾述。日本学者的论著，大都以勤于资料搜汇、辨析细腻、微中见大和不为成见所育而各呈风彩。

这一时期内，台湾也有一批上古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董作宾《殷代的奴隶生活》（1950）、高去寻《殷礼的含贝握贝》（1954）、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1957）、杨希枚《联名与姓氏制度的研究》（1957）、曹德宣《殷之卜辞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1965）、赵林《中国商周的婚姻、继承及世系结构》（1970）、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1976）、庄万寿《上古的食物》（1976）、贾士衡《殷周妇女生活的几个面》（1980），等等。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先后撰有《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

（1960）、《有关都市生活起源》（1962）、《中国古代的饮食与饮食具》

（1973）等。另一位华裔学者周策纵则撰有《生子神话与古代中国医学》

（1978）。美国吉德伟（David N.Keightley）撰有《中国商代的嫡嗣》（1975）等文。原苏联学者刘克甫（M. B. KproKos）撰有《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形式》（1967）。韩国赵振靖撰有《殷代的宗教信仰与祭祀》（1971）。新加坡威特（R. O. Whyte）写有《中国风俗之进化》（1978）。

毋庸讳言，比较海外学界的学术进展，国内建国后 30 年中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因受当时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和由此造成的学术成见所扰，在历史研究重经济、政治、文化三板块框构的公式化、简单化、绝对化氛围中，几处于萎缩停滞状态，有大大落伍之感。

自 80 年代至今，国内改革开放的大潮动，终于带来了学术振兴的新气象。史学界一再提出倡议，应重视和加强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工作，变革过去三极块鼎足的历史著述格局，恢复历史本来面目，通过生动具体、纷坛复杂的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演变的真实过程和不同层面的内在变化规律。社会生活史研究进入了第三阶段的复兴升华时期。

为了整齐起点，国内有关方面有计划翻印了一批三四十年代较具代表性的古代社会生活史学术专著。不少学者还对过去的业绩进行综述介绍。学科的理论性探讨也显得十分活跃。

与此同时，研究的启动，受到国家和社会各方的重视与支持。这些年先后在天津、南京、成都、沈阳召开了数届全国性学术研讨会。

198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决定把古代社会生活史列为所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专门的课题组，计划撰写十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规划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批准，又列为院重点科研项目，并报请为国家“七五”重点科研规划项目。在全国一些高校也相继开设了有关课程。许多家报刊杂志还不时开辟专栏。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热潮正方兴未艾。

不过，尚应看到，在社会生活史的理论探讨中，当前存在着一种强调本学科建设是对“正统”史学叛逆的矫在过正倾向。我们认为，无论是社会形态史或社会发展史一方，还是社会生活史一方，都不应分轻重薄厚，两者间的融会贯通和相辅相成是难以否定得了的，这是重建中国古史系统的两大有机联系体，是骨架与血肉的关系，有了两方面的研究，才能使历史真正立体化、形象化，才能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史学也就更丰满、更科学。复兴社会生活史研究，应该符合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实际国情，应该正视和正确对待过去走过的历程，进行继往开来的反思，应该是对被扭曲的史学的拨正，这里，历史学家尤负有不容推卸的时代责任。当然，历史学家也面临着史识素质的完善、观念的调整充实和研究方法论的科学化、多样化、社会化，且学养上也有个新陈代谢和哲智开启问题。

一门学术史的创立，其定义、概念、性质、对象、范畴的界定，以及与其他学科关系的处理，有关理论的探讨自然十分必要。当前相当一批学者把社会生活史纳为“社会史”的内核部分，按各自的理解，加以种种论证，出现了众说纷起、意见歧出的生动局面，这是可喜的。然而争论久峙，一时难以休止，也带来了“空疏”的弊端，扭转落伍现状和繁荣学术研究则何从谈起，其社会价值取向与学科功能发挥必然受限。学科建设和理论升华，需经得起具体实践检验，需在务实过程中提炼凝结。当今之要，在于静心契志多作基础研究工作，目标既定，成果的点滴累积总比满纸空论更能为学科建设提供依据。况且，社会生活史，语义通俗而不浅显，宽泛而不浮虚，模糊概念中内约生化易明，适合当今国民文化素质背景下的吸收消受，不妨由此着手。总之，古代社会生活史的创立，前景是乐观的，但学术耕耘的甘苦也是可以想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