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要旨和体例概论。

我们完成的这部《夏商社会生活史》，乃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课题的开卷，同时又是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当初合夏商两代进行著述的原因，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虑：

原因之一，夏商两代，是指约公元前 22 世纪末至前 11 世纪初中原及周边关系较密切地区范围内两个前后承接的古史时代，背景即史书或传说中说的，夏人在禹领率下，于相当今之豫西晋南初步建立夏王朝，中经 13 世 16

王的统治，至公元前 17 世纪晚叶，汤革夏命，商人在冀、豫、鲁之间建立商

王朝，又先后历 17 世 3 1 王，直至周人灭商。夏商政治史的总积年约有 900 余年。但在历史学的认识史上，夏商两代均曾长期处于“疑似难定”之列。如果说商代历史因近现代甲骨文发现和地下考古学体系的建立而证明为信史，那么现在也有类似的理由表明夏代历史也是信史。王国维先生曾指出：

“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在这一意义上说，夏商两代的社会生活史同属于“新学问”。

原因之二，历史学上好称“三代”，即以夏商周为一系，归为上古史系统。然夏商的政治格局主要表现为取代的关系，社会深层结构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土生土长的本上文化因素一直占据主导位置；周代则属于征服王朝，国家体制建立在分封殖民基础上，社会构成因政治剧变和外来因素的强力介入而大大加速了分化再组合进程，民族心性也因封闭地域的打破而大大有异于夏商两代。国家、种族、个人、文化积淀的社会运作机制，所凸现的社会生活节奏，夏商两代与周代之间，并非同在一个层面、一个境界。大致说来，夏商是承史前社会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意义上的萌育生成时代，周代则是量变质化时代。夏商两代在许多方面的共性，和与周代之间的异性，也是单以前者为卷的考虑出发点。

原因之三，当今夏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已因考古学的重大进展而条件渐具，虽晚起商代大半个世纪以上，然犹同如当初商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得力于地下考古新发现，遂大开端倪，可谓同造异趣，偶然中有必然。但两者在研究上有待开发的空白均较多，特别在社会生活史范畴，每常同处于一个层面，分析处理中有其共同性。不过，若再细言之，夏代部分草创伊始，资料仍乏，商代部分无疑显得丰满成熟些，前人在一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为表率。今合夏商两代共述之，易收到化难互补、开拓领域和利于启发、利于比较的后效。

研究夏商社会生活史，旨在感知和捕捉夏商历史流程中的社会生活运作系列，决不是单单去罗列和汇编一长串资料，或仅仅静止地累积一些庞杂的过时知识，而应是致力于启动现代思维认识的锐智，会通多学科研究中的有效手段，以系统工程的经纬意识，考察夏商社会生活的内核外延，归纳其嬗变之迹，探求其演化之途，总结其外在特征和内在规律，再构学术建设的社会价值与历史的教育功能。

我们赞成有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良识，即历史的教育功能不在于过誉历史，浓妆重抹历史的“灿烂”之章，以住足于得到廉价的骄傲和肤浅的颂歌，沉迷于对昔日的留情，有意无意担上精神的积垢和历史的包袱，而要在以现代意识洞悉历史的底蕴，调整情绪的点染，提高历史的纵深感，以造成新一代的人格①。毫无疑问，回头了解早消失的夏商社会，是在用深沉的历史感知和当代认识尺度，冷静审察中国社会已翻过的旧章，以助放眼中国的将来，不致误入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这对于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中国，提高国民素质，阐扬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形象，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研究夏商社会生活史，因年代久远和资料先天匮乏，令人生畏，即使是有限的记载，也是多半经过古人的筛选过滤，无不渗透着晚起时代色彩、文化背景、社会观念、角色阅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自然更增加了难度。但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毕竟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最佳选择。何况，夏商时空框架，田野考古发掘或出土古文字资料已给予了坚实支撑，并还正在不断充实填补，大大拉近了与今日的距离，这是我们优于古人的条件。

就研究现状看，夏代社会生活史启动晚迟，空白自多，商代部分，过去

①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学衡》45 期，1925 年。

① 参见彭卫：《向何处寻觅》，《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 年 2 期。

学人每多论述，见仁见智，可供把握，然尚未形成系统，至于个中或浮光掠影作笔戏，或仅偏于某方，重复选题，观点雷同，方法陈旧，亦不乏其见，故题内应有的或缺部分亟待问津，薄弱环节应有弥补，不免仍有在茫无涯汝中游大之感。为切合本学术专史的特点，我们在设计一套足以实事求是揭示夏商社会生活史的可行性体例组架时，指导思想是知难而上，首求新意，试开先导，张大领域，拓宽视野，留意反馈，重在精构细理，但又应避免为范畴概念自我作茧。现在来看，这一研究机制的设想还是有效的。

如前所述，夏商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新学问”这一突出特点，除了有限的可资参考的文献材料外，主要是利用地下考古“新材料”，故在内容组织结构上，必须切实适应“新学问”的特点，在充分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得相机调整和发挥历史学研究的固有机制，注意体例组架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当前夏代之前的史前社会考古学研究相当生动，商代考古学材料也极为丰富，殷墟甲骨文、古器铭学的研究，以及有关文献材料的整理，均已臻入成熟境界，唯中介的夏代尚是个薄弱环节。由于中国古代人文历史发展有其嬗变上的整体性和内在贯通性，在研究中可藉解析史前和商代两端，尽可能向中间挤靠的方法，进行跳跃式类比分析，一则能慎终迫远，考其源流，再则可缩小夏代的残节缺环，补充资料的不足，这是大跨度的历史纵向联系法，也是本书结构体例上适当兼溯史前社会生活内容的动因之一。另外，夏商两代因地域、时代、族别不同，社会生活有共性也有差异，研究中须注意其质与量的变化所在，留心其两者不同生活要素，则点、线、面的分合辨析不可或缺，这是小跨度的历史纵向比较法，也是本书写作体例上或分而述之、或合而比之两者并举的安排用意。

除大小跨度的历史纵向研究外，历史的横向比较也十分必要。夏代和商代社会均非截然划一的平面相，在同一历史阶段的场景中，同域或异域间不同层面的社会生活个性或不平衡性都是严然存在的，举凡集约人口差异、邑聚差异、等级差异、经济类型差异、消费心理差异、生活方式差异、生活规约差异、精神取向差异、社会心态差异、宗教信仰差异、习俗尚好差异等等，在有可能的条件下，应重视其历史横向比较的力度。当进行同域间的或异域间的双重异同比较时，实事求是的定量定性分析和动态静态研究要予以足够考虑，以求得在深度、广度、容量、层次、意境、视野上对夏商社会生活史有个较全面系统的认识。

《夏商社会生活史》一书共设八章，即：一、环境、居宅、邑聚；二、人口；三、婚姻；四、交通；五、饮食；六、服饰；七、医疗保健；八、宗教信仰。章次的要略，首章在于明夏商社会生活的自然人文背景和场所；次章考人口，盖任何一种人类社会，都必得由一定数量的人口才能构成，人口是社会的主体，无此根本要素，社会生活无从谈起；三章论婚姻，是社会构成运作系统的最基本载体，婚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既相应于一定时代经济特征，也是社会组成关系的特定表现形式；四章述交通，是铺叙社会构成大网络，勾勒当时社会生活的地域空间联系，以及人们张大这种社会关系和自然联系的手段、方式与作为；五、六两章，分观饮食与服饰，两者乃人类生存活动的最基本物质条件，也是人们尚好追求的重要内容，直观上也展示当时人们生产与创造物质生活本身的能力，是社会生活的物化主体部分；七章谈医疗保健，记生老病死与夏商人们的精神面貌、人生态度、逆反心理，以及对改造自身生活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成俗；八章讲宗教信仰，述夏商社会

鬼神观念、情绪状态、宗教礼仪和社会陋习。概言之，本书总体组架的脉胳关系表现为四大系列，首章为夏商社会氛围总观，第二至四章属夏商社会构成运作范畴，第五至六章是夏商物质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表象，第七至八章为夏商社会精神生活面面观，内概积极和消极两分的社会调节功能。

不过，这四系八章虽形成相互照应、有序有机、步步引入的联系整体，各章却又相对独立，每章起首均以总说题解示其专题意。且各专题下又分若干层次或若干类目。如首章，下分生活环境的选择改造、居宅形态、邑聚变迁、建筑仪式、住俗等。人口一章，包括有早期人口清查统计、人口流动定性分析、集约人口规模、人口总数估测，在人口自然构成方面又细分人计性别年龄构成、人口素质、抚养比、死亡率与平均寿命、人口增长特点等项。婚姻一章，内列婚姻形态演进、社会组织、亲属关系、夏商家族本位下的婚制婚俗、婚娶礼仪、婚姻动机、婚姻功能、求生、冥婚、名子之俗、命氏之制等内容。再如物质生活方面的饮食一章，有食物类别、进食方式、饮食等级、崇饮风习、烹任礼俗、饮食心态、食政意识、筵席宴飨、族众聚食、以乐侑食等类。又如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一章，有宗教分野、神性神格的社会性、灾祸观念、祭祀仪礼、崇祖意识、丧葬习俗、占卜等专项。诸如此类，不备举。

大致说来，本书四大系八章内的各分节，以其事象和视角，自可单立成篇，各节要核，也就各各叙之于篇中，于大章后不再作归纳。社会生活史属于一门富态万千的专门史，内容范畴包罗芸芸，错综复杂，丰满流华，随篇作结，意在保持其生动化、形象化的固有特色，体现其宽泛内约的面面观，避免将一部立体型的影视勒成平面式线条，故兴之所至，兴尽而止，笔趣如是。

这里，为了能对夏商社会生活史的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有个总体了解，我们特列出下面八点提示，以便读者可在本书找到其投影和轨迹：

一、自然生态环境对夏商人文背景的制约；二、家族本位对社会构成的作用；

三、族氏内向外展意识对社会行为观念的支配；四、政治体制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

五、等级礼制对人际关系的整合；

六、经济形态对社会物质生活两分的催化；七、地域文化流动对社会俗尚的规范；

八、宗教信仰对社会存在系统的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