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等级制的饮食礼器

（一）夏代礼器组合

② 《安徽贵池发现东周青铜器》，《文物》1980 年 8 期。

③ 《随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 年 7 期。

① 参见王仁湘：《中国古代进食具匕箸叉研究》，《考古学报》1990 年 3 期。

② 《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 1 期。

③ 参见拙作《论古代甲骨占卜的“三卜”制》，《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1989 年。

饮食范畴器具功能的规范和名物辨用，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构成内涵深化的表征。夏商二代已全面出现炊食并器向炊器和膳食器有所细分的演进趋势，就食器餐具而言，渐有专门的盛粒食、盛肉食、盛菜蔬、盛羹汤、盛酒、储食、饮酌、挹舀、挟取、沃盥等等的器具，名目甚多，类型繁化，各具实效。除广泛使用陶制品外，又有木、竹、骨制等等，原始青瓷器以及稀珍的白陶器、漆器。象牙器，亦已上升为贵族阶级的专享品，特别是青铜容器，自产生之日起，即成为社会等级名分制度的重要物质标志，赋予了“明贵贱，辨等列”的特殊的时代意义，被视为“器以藏礼”①的所谓名物礼器。

礼器主要使用于贵族统治阶级宴饮或祭祀等各种礼仪场合，从本质上说是“寓食于礼”的具体体现，可以用以表明使用者的社会身分地位和衡量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等级关系的准则。其实在青铜礼器出现之前，器中藏礼的现象即已伴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而日益强化。《韩非子·十过》对此有所揭示：

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 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夏后氏没，殷人受之，⋯⋯食器雕琢， 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

时代愈后，权贵使用的器具制作愈精，器类愈齐备。而尧时已有食器和饮器的陶制品之分；舜时木制髹漆器出现，并被权贵据为专门食器；夏禹则不仅用漆器于祭祀场合，其饮食器具也颇为华美；商代贵族的器用，制作之精美，纹饰之繁丽，造型之奇巧，均臻入一时代的极高境界。可见基于使用者尊显的社会地位，其器中藏礼实不单单限于青铜器，于陶器、漆器或其他材料所制之器亦然。

考古发现墓葬中随葬器物的有无，以及种类和数量的差异，每每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等级礼制。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占总墓数 87％以上的 610 多座小型墓，几乎都无陶器或任何随葬品；占总墓数 1.3％弱的 9 座大型墓，随葬器物可多达一、二百件；占总墓数 11.4％强的约 80 座中型墓， 或有数量不等的成组彩绘陶器及少量彩绘木器随葬品。大、中型墓一般均使用木棺，小型墓则仅为狭小的墓圹。其大、中型墓又各分为若干等级，如有一类大墓，出有彩绘蟠龙陶盘、鼍鼓、特磬，成组的炊食陶器，彩绘木案、俎、匣、盘、豆、勺和工具、武器等等；另一类大墓则没有鼍鼓、特磬之类①。有的学者主张，这里可能是为先夏陶唐氏帝尧的遗存②。显而易见，当时葬俗中以器物“明贵贱，辨等列”之礼是严然存在的。

陶寺 M3015 大型墓墓主的右侧，主要放置炊器和饮食器具，其中部是一组陶灶、陶斝和陶罐，斝内盛有猪头；其上方有木豆、大木盘和木勺；其下方有木俎、木匣③。这再构了当时上层权贵生前对灶斯飨的情形。从挹舀餐具木勺置于右面看，进食是惯于使右手的。此墓主要饮食器位于中方，左有俎， 右有豆、勺，已具后世进食礼的雏型。

① 《左传·成公二年》。

①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 年 6 期。

② 参见田昌五：《先夏文化探索》，《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 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

《考古》1983 年 1 期。

青铜礼器的出现始于夏代，目前所知经科学发掘得到的最早青铜容器， 出自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有爵、斝、盉、鼎、觚五种。传世品中有一类制作粗疏，薄胎无铭的铜盉、铜角，据说也是这一时期的遗物④。大体均为酒器。据《墨子·非乐上》云：

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磐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伪尚书·胤征》云：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

《缠子》云：

桀为天下，酒浊杀人。《大戴礼记·少闲》云：

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佚于乐，德昏政乱，作宫高台，污池土察，以为民虐，粒食之民，■焉几亡。有夏一代，贵族统治阶级饮酒之风渐开，青铜礼器爵、盉、斝、觚、角等酒器的出现与此是相应的，唯因生产水平的制约，数量有限，最先通常为陶、漆制品，青铜礼器实承袭陶礼器及漆礼器而来。且举二里头墓葬发现以观其概②。（见下页细表）

从下页表所列 34 座二里头墓葬资料可见，当时的礼器组合体现了“食酒并重”的特色，其中陶礼器占主要成分，个别墓并出有漆礼器，然铜礼器是在三期以来才出现，其器类和器型基本不出陶、漆礼器范畴，是一脉相承的。

在二期的 10 座墓中，陶礼器组合以饮食器罐、盆相配占多数，或再加进豆、尊、鼎等，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墓又都配有一套酒器。酒器的组合有五式：（1）爵；（2）觚；（3）爵、盉；（4）爵、觚；（5）盉、觚。表明酒已较多地进入这一时期人们的饮食生活领域，特别是贵族阶层，对酒器质地已颇为讲究，有以漆觚替代陶觚，用以显示其政治身分和社会地位。如81YLVM4，墓室面积 2.9 平方米，为同期墓较大者，随葬品主要是漆器，在酒器方面，用漆觚配唯一的一件陶■。墓中还随葬一只漆鼓、一件铜铃，以及一面绿松石镶嵌的兽面铜牌饰，十分珍贵，墓主生前显然是社会地位相当高的贵族。此墓又出圆陶片 2 个，也是同期墓中较多的，这种圆陶片一般置于墓底中部两侧或墓主头部附近，正面涂朱或墨，可能用以表示人的身分高低， 反映了当时的一种葬制。

三期墓葬 13 座，随葬礼器虽仍以罐、盆配酒器为主要组合形式，但炊食器种类列入礼器行列明显减少，随葬酒器墓的比重相应提高，酒器组合方式以爵、■相配为多。青铜爵开始出现于贵族墓葬的礼器行列，出青铜爵的75YLVIK3 和 80YLIIIM2 两墓，是这一时期墓室面积甚大的两座，并分别出圆陶片 6 个和 4 个，足见墓主身分是很高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数

④ 参见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 年 3 期。

① 《太平御览》卷九八○引。

② 此表资料来源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1974 年 4 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 年 5 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 4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 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 3 期；《1981 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 年 1 期；《偃师二里头遗址 1980—1981 年 111 区发掘简报》，《考古》1984 年 7 期；《1982 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 年 12 期；《1984 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

《考古》1986 年 4 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1991 年 12 期；《1987 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 年 4 期。

量大增，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及商代各地青铜■的流行开了先导。（图 28）陶

■的外形有瘦高和矮胖的微微区别，顶部伸出一短管状流，单把，流把之间有圆状孔，三袋足。王国维先生曾说：“■者，盖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①张亚初同志又进而认为，■的用途主要有六种：一、用水把酒冲淡，调和加工成淡水酒（玄酒）；二、用来和“郁”煮酒，调和加工成香酒（郁■）；三、用来盛酒；四、用来温酒；五、用来饮酒；六、用来盛水、温水与注水盥洗②。从二里头墓葬礼器每以■、爵配套看，这些意见是可信的。表中三期 13 座墓，■、爵同出的有 8 座，约占 62％，说明夏人确是“湛浊于酒”的，其品酒知味的方式也在不断提高之中。特别是上述两座贵族墓，分别以陶■配青铜爵一至二件，表明了这一时期高生产技术总是优先为贵族阶层追求的高消费生活服务，贵族的饮食享受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四期墓葬 11 座，随葬礼器组合出现两个极端演化趋势。一是只见炊食器

组合，墓室面积大致在 1 平方米左右，一般无圆陶片随葬，墓主的身分地位不高，大概属于“粒食之民”。另一是纯出酒器组合墓，墓室面积超过上者一倍左右，均有若干圆陶片随葬，墓主生前应属贵族阶层，大体是为“鲜食之主”，青铜酒器出于此类墓为多。如 1984 年于二里头遗址六区发掘的 M11 墓，面积 1.9 平方米，出二套盉、爵，内有一件铜爵，伴出圆陶片多达 6 个，

其中一个尤大，直径 6.5 厘米，涂有红彩。同墓还随葬漆盒一个，绿松石片镶嵌的精巧兽面铜牌饰一面，又有玉戚壁、玉刀、王圭、玉柄形饰、铜铃各一，以及海贝 58 枚等，可见墓主是一位社会地位尊隆的权贵。这一时期贵族享有的青铜礼器，种类增多，除爵、斝外，又有鼎、觚、角、盉。（图 29） 1985 年在二里头遗址三区曾采集到铜盉、铜爵各一件，均属四期①。

除了酒、食两分的极端化礼器组合墓外，四期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墓， 有的是在陶炊食器中加进数件酒器，即《夏书·益稷》所谓“奏庶根食鲜食”， 墓主的社会地位多少是与“烝民乃粒”有所区别。如 80YLVIM6，炊食器罐、甑配酒器陶盂、铜斝，墓主身分可能力上层平民或一般贵族。有的社会地位可能更高些，如 84YLV1M9，随葬礼器以炊食器陶罐、尊、簋，配酒器铜爵、铜斝、漆觚、二陶盉，几乎全括了当时所见酒器器类，质地铜、漆、陶具备， 虽表明了“酒食并举”的特色，但“重酒”的成分是显而易见的。《孟子》说的“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如果用来形容夏初的社会风气，可能适合，用来喻夏代晚期，则不适宜，因为晚夏贵族集团的大小成员，是均以“美旨酒” 为尚好的。

前所未见的是，四期墓葬随葬铜器中出现了爵与斝两器相配，以及鼎、斝、觚三器相配的形式，表明中国古代青铜礼器的组合，是从二里头四期真正开始的，意味着在贵族阶层的礼仪生活领域，铜礼器有逐渐加速了取代陶礼器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