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以乐侑食

一 夏代贵族的饮食重乐

古代贵族阶级的进食，好以音乐歌舞助兴，用来强调气氛，激荡情绪， 增进食欲，张大威仪。先秦文献中有云：

天子食，日举以乐。（《礼记·王制》） 天子饮酎，用礼乐。（《月令》）

王大食，三宥（旧注：宥，犹劝也），皆令奏钟鼓。

（《周礼·春官·大司乐》）

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侑食。（旧注：侑，犹劝也。）

（《周礼·天官·膳夫》）

凡祭祀飨食，奏燕乐。（旧注：以钟鼓奏之。）（《春官·磬师》）上层贵族统治者的日常饮食，都是要以乐助食的，乐还用于致祭鬼神祖先、酬飨宾客等各种场台，成为与所谓“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①的“礼”相提并举的古代社会两大精神支柱。《礼记·乐记》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 再三申述“乐”的精神作用和社会意义，并谓：

圣人作为鞉、鼓、箜、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统治者所推崇的“德音”，合器乐与歌舞为一体，固然有熏陶中上层社会风气的目的， 但从本质上说，却是试图借乐舞的各种形式和内容，序贵族集团内部的上下尊卑等级之别，在娱心悦目的同时，强化关系重大的政治典章制度。

传说神农氏“捋土鼓，以致敬于鬼神，耕桑得利而究年受福，乃命刑天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釐来，是曰‘下谋’。”①葛天氏有“三人操牛尾”而舞的“旄舞”②，又有“八士捉■，投足掺尾叩角乱之，而歌八终，块柎瓦击，武噪从之，是谓‘广乐’。”③少皞“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风，作‘大渊’之乐；以谐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渊’。”④帝喾“使鼓人拊鞞鼓，击钟磬，凤凰鼓翼而舞，”⑤大概属于全羽舞的“帗舞”⑥。后世巫觋舞蹈时常用的一种细碎而急促的舞步，据说是得之夏禹劳于治水的“禹步”。天水秦简《日书》称“禹步三向北斗，质画地视之日。”《尸子》扶文有云：“（禹）生偏枯之病，步不相过，人曰‘禹步’。”《杨子法言·重黎》有云：“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帝王世纪》云：“禹病偏枯，足不相过，至今巫称‘禹步’是也。”晋代葛洪《抱朴子外篇》居然还有“禹步”的舞谱：

前举左，右过左，左就右；次举右，左过右，右就左；次举右，右过左，

① 《左传·隐公十一年》。

① 《路史·后纪》。

② 《吕氏春秋·古乐》。

③ 《路史·后纪》。

④ 《路史·后纪》。

⑤ 《竹书纪年》。

⑥ 参见《周礼·春官·乐师》“帗舞”，郑司农注。

左就右。如此三步，当满二丈一尺，后有九迹。学者认为，这很像今天民间舞中常见的“十字步”⑦。此外，周代有所谓“六代之乐”，即黄帝乐“云门大卷”，尧乐“大咸”，舜乐“大韶”，夏禹乐“大夏”，商汤乐“大濩”， 周武乐“大武”⑧。

这些乐舞，以反映先民的生产实践、英雄崇拜、民俗风情、战争场面或原始宗教信仰为主要内容题材，脱胎于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生活类型，是人们在生产和生存斗争中感情的外溢。“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咏）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①人们正是通过各种自发自生的原始艺术形式，宣泄其炽烈的情感， 故最初的乐舞道具，如牛尾、鸟羽、干木之类，是取之自然形态的实物，后又产生各种象征性装饰，如面具、舞戚等等。早先的乐器，也无非是来之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器，如《吕氏春秋·古乐》说的“柎石击石”、“麋■置缶而鼓之”，应是磬和鼓的雏型。进入阶级社会，原先属于氏族部落全体成员的那些乐舞，常常为贵族统治集团所专享，如“六代之乐”，直接服务于贵族的祭祀或飨饮等各种场合。

以乐情食，早在夏代上层贵显阶层间已甚流行。《墨子·非乐上》谓夏启“将将铭苋磐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夏书·五子之歌》言太康“甘酒嗜音，峻宇雕墙。”《竹书纪年》记少康时“方夷来宾，献其乐舞。”又记帝发时“诸侯宾于王门，再保墉会于上池，诸夷入舞。”《新序·刺奢》言桀“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路史·后纪》谓桀与“群臣相持而唱于庭靡靡之音。”《管子·轻重甲》则谓“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盐铁论·力耕》亦云：“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拾遗记》有称夏朝乐师“至夏末， 抱乐器以奔殷。”诸如此类的传闻，虽有夸拟不实成分，但夏代贵族成员的以乐侑食，是可以与考古发现相映证的。

在晋南夏人重要统治区，山西闻喜西官庄乡南宋村，曾发现一件 4000

年前的打制石磬，长 83.3、高 33.5 厘米，重 41.5 公斤，制作显得浑厚古朴， 还比较原始，但已略具股、鼓的形制，上部凿有一孔，孔内有绳系磨擦痕， 当是实用打击乐器，敲击鼓部，声音清脆，击其股部，声音开阔宏响①。夏县东下冯遗址，也出土一件三期的打制石磬，长 68、高 27、厚 9.5 厘米，形制相仿②。

类似的石磐，在晋南襄汾陶寺遗址，均出自大型的贵族墓葬③。如有一件石磬，通长 80 厘米，也是打制而表面未经碾磨。据说所用石料采自附近大崮

堆山南坡一处古代大型石器制造场遗址，这里曾发现一件长 49.8、高 19.4 厘米的磬坯，系以黑色角页岩大石片通体剥片制成，尚未钻孔。与陶寺石磬的石料、制法乃至器型均较一致④。

⑦ 孙景琛：《中国舞蹈史》（先秦部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 年，73 页。

⑧ 《周礼·春官·大司乐》。

① 《毛诗注疏》大序。

① 李裕群、韩梦如：《山西闻喜县发现龙山时期大石磬》，《考古与文物》1986 年 2 期。

② 《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 年，98、99 页。

③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 年 6 期。

④ 陶富海：《山西襄汾大崮堆山发现新石器时代石磬坯》，《考古》1988 年 12 期。

陶寺遗址大型墓葬中发现的石磬，性质属特磬，以一定音程关系为依据的编磬组合似未产生，但同出乐器还有成对的鼍鼓和“土鼓”⑤。河南上蔡十里铺龙山文化遗址，还出有一种小磬，长 12.2、高 3.7 厘米，用青黑色石料制成，磨制光滑⑥。说明当时已出现了不同乐器的伴奏和合奏。《竹书纪年》说的帝喾“使鼓人拊鞞鼓，击钟磬”，鼓、磬等乐器并举而演奏，至少在陶寺这一带的夏代部落高级权贵间已开此风。当时的鼍鼓是用树干挖成直立桶形，外壁绘彩，用鳄鱼皮蒙鼓面，鼓皮上还贴附一些低温黑褐色陶小圆锥体， 用来调音，实际敲奏时可能置立于地而非悬挂相击，因为这种鼓通高 1 米左右，有的上口直径 43，下口直径 57 厘米，上小下大，作锥体形，宜于平地立置。《诗·商颂“那》“置我鞉鼓”，毛传：“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 周人悬鼓。”《札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悬鼓。” 以考古实物观之，殷鼓呈横式，鼓身下有架或足，鼓身上饰悬钮，可置可悬， 使用时从两面侧击之（详后文）。所谓“殷人置鼓”、“殷楹鼓”，大概就是指横卧式的鼓。夏人的“足鼓”，恐怕在于立而置之，自上敲击，其下部起有足的作用，与殷鼓不同。陶寺遗址所出另一种鼓，实为陶制长颈葫芦形器，上下有口贯通，圆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围环以三小孔，颈腹间有双穿耳，共发现 6 件，内完整者 4 件，3 件出自大型墓，1 件出自中型墓。其中一件通长 83.6、筒口直径 11.6 厘米，考古工作者推测为“上鼓”①。（图33）《礼记·明堂位》谓“土鼓，伊耆氏（尧）之乐也”，是一种相当古老的乐器。击奏时，大概是挂在身上，用手掌拍击筒口蒙皮，造成筒腔空气谐振而产生轰鸣。

陶寺遗址大型的贵族墓葬，随葬品多至一、二百件，饮食品和乐器的摆放位置最具特征，井然有序而不紊乱。如 M3015，在墓主人的右侧下方放彩绘木俎、木匣、石刀等，右侧中部放陶灶、陶斝、陶罐的炊食器，右侧的上方放木豆、大木盘及木勺的彩绘食具；乐器鼍鼓和石磐等，则置放在左侧的下方。宛然再构了这位权贵人物生前一边进食，一边陶醉于鼓磬交奏之声的饮食生活场景。

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都邑遗址，出土乐器品类有磬、鼓、铃、一音孔陶埙等，从调式言，只见特磬，仍未见编磬，与陶寺遗址所见基本一致。但在乐器的质料和制作方面，则又进了一步，如鼓有漆鼓，磬有玉磬。1986 年秋在 V1 区发现一座四期巨型坑，众多遗物中有玉磬，前所未见②。1975 年秋在一座 K3 的三期贵族墓中，有一件大石磬，股、鼓的磬折分明而呈倨句形，磬面平整经加工磨制，（图 35：l）已脱却陶寺和东下冯石磬的原始形态。该墓内随葬器物摆放位置，与陶寺大型贵族墓一样，序而不乱，墓室南面放酒器铜爵、陶益一组，北面放乐器特磬①，意在表明“饮以举乐”。1981 年秋在一座 M4 的二期偏晚贵族墓中，发现饮食器漆缽、陶盉等，与乐器舞具同出

②。乐器中漆鼓一件，长筒束腰形，通长 54 厘米，外露朱红漆皮，颇似今之

⑤ 《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 1 期。下引不另注。

⑥ 《河南上蔡十里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 3 集，1983 年。

① 高天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鼓辨析》，《考古学报》1991 年 2 期。

② 《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179 页。

① 《偃师二里头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 4 期。

② 《1981 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 年 1 期。

朝鲜腰鼓，放在墓底左侧紧靠坑壁。在墓主人的胸腰之间，放着一件通高 8.5 厘米的带侧扉铜铃，原先是用麻布裹起；还放着一件长 14.2、宽 9.8 厘米的绿松石片粘嵌的兽面铜牌饰。在墓主人的左上侧，则放着成组饮食器。由此分类分处置放器物，其反映的重食尚乐意识也是很明显的。

应注意者；上述绿松石片嵌制的兽面铜牌饰，在二里头贵族墓葬中屡有所见，一般都与铜铃同出，且都置于墓主人胸前。如 1984 年秋在 M11 发现的一件，长 16.5、宽 8～11 厘米，背面有四个穿孔钮，上下两两对称，可系绳穿挂③。1987 年秋在两座中型墓中也发现这种铜牌饰与铜铃同出，其中铜牌饰是在青铜框架上悬空无底托镶嵌绿松石片，构成兽形纹样，构思极妙，做工精细④。疑此等铜牌饰是用于夏朝宫廷舞宴的饰物，又是百官身分的标志。

《史记·夏本纪》有一段文字述宫廷舞宴场面：

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兽面铜牌饰可能是百官舞时所佩，象征“百兽率舞，百官信谐”，而歌辞的“百工熙哉”，似乎亦在夸耀舞饰舞具的精工巧作。

要之，夏代贵族阶层的饮食重乐，不只行于王都，亦行于其它地区，上层贵显所享，以鼓、磬、铃交奏为常，其乐或容有乐歌和乐舞，乐舞有舞饰舞具，重大的舞宴举行中，众贵族或装饰鸟兽道具，翔舞其间，有时贵族本人参与舞者行列，“群臣相持而唱于庭”，似为一大特色，与商代以降尊者坐飨而乐舞者奏演一侧，不太相同，多少还保持有原始时代举族共乐的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