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孙中山北上和国民会议运动

一、孙中山北上和国民会议运动广泛兴起

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准备北上。10 月 30 日，孙中山由韶关北伐前线返回广州，立即召开军政会议，讨论应付北方时局的方针和办法。11 月 4 日， 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命令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 建国军总司令谭延闿驻守韶关，全权办理北伐事宜。为了配合孙中山北上， 国民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秘密通告，指出“总理此次北上，乃应北方各同志之要求，期于北方党务之进行，有所发展，并非轻与各派讲求妥协”。号召“凡我同志，当及时努力宣传组织，以期团体日固，势力日充。”①

11 月 10 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全面陈述了北上的目的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立场。宣言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②为此，对外必须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改变半殖民地的地位；对内实行国家统一，保障人民自由，发展经济文化，改善劳动人民生计。宣言总结了长期的斗争经验，指出实现国民革命的关键在于由人民掌握武力，结束军阀武装割据的局面。

孙中山在宣言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并建议，在国民会议召集之前，先召集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的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式等等。预备会议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等九种团体派出代表参加。宣言提出，在会议召开之前，必须释放各省政治犯，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的自由。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所陈述的政治立场，是他北上与军阀进行斗争的政治纲领。

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是中国共产党于 1923 年 7 月发表的《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正式提出来的。当时正值曹锟发动驱逐黎元洪的政变，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方面为解决时局危机提出许多方案。中国共产党则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即“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次国民会议”。并且指出：“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制定宪法，才能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①这个主张的实质就是依靠工农商学各界广大群众来解决国家政治问题。孙中山此时接受了这个主张，表明他进一步认识到革命必须依靠广大群众，也表明了他改变了他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关于国家建设的程序。②《北上宣言》发表后，中共中央于 11 月 19 日发表了《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不仅重申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而且提出迅速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等主张，把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进一步具体化。中国共产党主张召开国民会议是从当时历史条件出发而采取的一种合法斗争。通过它既能揭露军阀的反动面目，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又能利用军阀政权尚未巩固的有利条件迫使军阀对民众的意志作某些让步，为最后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准备自己的力量。孙中山深知，要实现他的统一与建设中国的理想，必须取得广大人民群

众的了解和支持。因此，他到处演讲，宣传他北上的目的，动员群众起来支持他的主张。11 月 12 日，孙中山出席广州各界欢送会并发表演说。他勉励大家要同心协力地把广东搞好，使之成为一个基础巩固的革命策源地。他要

求留在广东的革命同志，团结南方的力量，把业已进行的北伐推进到武汉， 以响应他在北方和北洋军阀进行的斗争。

11 月 13 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离广州北上。14 日抵达香港。同日改乘“春阳丸”赴沪。17 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受到各界群众万余人的欢迎。

孙中山北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慌和仇恨。孙中山抵上海前夕，上海英商《字林西报》公然说：“上海无需乎孙，应阻止其登岸。”①孙中山到达上海后，法巡捕竟阻拦路经租界的群众欢迎队伍， 并捕去群众团体的领队数人和夺去群众队伍的旗帜。企图以此来阻止孙中山在上海停留和动摇孙中山的反帝决心。

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理，引起孙中山的极大愤慨。他抵达上海的当天中午， 在寓所接见各界人士，对《字林西报》的言论进行严正驳斥。他说，“外人发此言论，不胜骇异。上海为中国领土，吾人为主人，⋯⋯如租界当局果阻余入租界，则吾人对此不能不有出以断然手段之觉悟。”“中国国民已不能再坐视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内肆其跳梁跋扈也。”②隔日，孙中山余怒未息， 在和记者谈话时又说：“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是这个领土主人，他们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职权，在这个领土之内，想要怎样便可以怎样。”①孙中山义正辞严的讲话，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他这种大义凛然的立场，受到国内外进步人民的敬重，也为他的北上增添了不少光辉。

孙中山在上海停留期间，广泛接见各界人士，宣传他北上的主张，他说， 北上的任务是“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使全国人民能“在会议席上公开的来解决全国大事”。“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②他深知要完成此项任务是艰巨的危险的。但他坚决地表示，他不畏惧，只要全国民众了解，行动起来，就能成功。

11 月 22 日，孙中山乘“上海丸”离沪赴日。23 日抵日本长崎，24 日抵神户，在日本共停留八天。孙中山在日本期间，先后多次接见新闻记者、中国留学生，并出席了所到各地中国国民党人以及旅日华侨的欢迎会。他在演讲和讲话中，进一步闸述了他的北上任务，首先是“打破列强的侵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取得民族的独立。他谈到国内的不安宁和不统一，主要是军阀听从外国人的话来残害人民。因此，要使中国和平与统一，就“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③。他认为解决国内问题，“第一步的方法是召开国民会议，由全体国民自动地去解决国事。”④这时，孙中山把北上的任务明确为两个方面：（一）召集国民会议，对付军阀；（二）废除不平等条约，对付帝国主义。孙中山根据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要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主权，不能“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请他们“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象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①

11 月 30 日，孙中山乘“北岭丸”离开日本。12 月 4 日抵达天津，受到

2 万多群众的欢迎。中共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亦前往迎接，并在群众欢迎大会上讲了话。当晚，孙中山肝病发作，于是留在天津治疗。孙中山在卧病期间，仍坚持工作。12 月 5 日，他在卧室会晤了来访的张作霖、卢永祥等人。18 日，他接见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时，斥责段政府的《外崇国信宣

言》的主张。他愤怒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何还来欢迎我呢？”②31 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 10 余万人的热烈欢迎。他在车站散发了书面讲话稿，指出： “中国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 不是为争权利，是为特来与诸君救国的。”③表明了他坚定不移的革命决心。

在孙中山北上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群众给予积极支持。11 月中旬，当孙中山抵达上海时，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联络各地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向广大群众宣传，掀起大规模的示威运动。12 月，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强对国民会议促成会的领导，统一促成会的组织和名称，使之成为有广泛代表性的群众团体。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密切合作下，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群众运动蓬勃兴起。11 月 26 日，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劳工青年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平民教育研究社等 27 个公团代表发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并成立了筹

备会。12 月 14 日，由 143 个公团组成的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选

出向警予、邵力子、俞秀松等 21 人为委员，通过了章程和宣言，并要求执政府立即召开人民代表的预备会，明令取消治安警察条例，恢复被解散的工会、农会和学生会。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后，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并于29 日发出通电，提议组织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

在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推动下，在各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共同努力下，汉口、徐州、广州、天津、保定、济南、太原、厦门、北京、南京、长沙、杭州等数十个地区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

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前后，各人民团体和国民会议促成会积极开展了宣传活动。在广州，1924 年 12 月 20 日，100 余团体和学生 2 万余人举行了促成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大示威游行，并发表宣言。1925 年 1 月，广州学界 3 万余人举行了预祝国民会议成功的提灯大会。9 日，广州国民会议促成会等 400 余团体通电反对善后会议。与此同时，其他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和人民团体也纷纷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善后会议，赞成成立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

中国共产党注意把国民会议运动与各阶层切身利益密切结合起来，推动运动的发展。各阶层人民除向国民会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共同要求外， 还提出了其特殊要求。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号召全国青年竭尽全力促成国民会议，并代表青年向将来的国民会议提出改革教育制、改善青年工人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禁止使用童工等 18 项要求。工人、农民、妇女、军人也都结合自身特点提出得各要求。

国民会议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已从大城市发展到中小城市，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已在全国各阶层人民中普遍开展起来，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成为孙中山与北洋军阀进行政治斗争的强大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