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危害

6 月 1 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罗易和鲍罗廷、陈独秀对待国际指示采取了两种态度。

6 月 5 日，罗易未征求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就私下把共产国际指示的电报副本送给汪精卫看，显然这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泄密行为。罗易的错误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指导思想上重国民党、轻共产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必然结果。罗易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是“国民党领导机关中唯一的小资产阶级代表”，①对汪精卫十分信任。罗易认为莫斯科的电报是要求中共依靠武汉国民党来执行国际指示，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刻，应该做出最后的努力，重新获得汪精卫的信任”。②他自信能够驾驭汪精卫，共同贯彻国际指示。罗易还认为实行土地革命和维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两者可以同时并举，于是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自下革命”改组国民党的具体计划。

鲍罗廷和陈独秀的观点与罗易相反，他们认为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与北伐并举，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并举的策略是“荒唐可笑”的，如果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办，就意味着统一战线的破裂。他们本打算保密，不向党内同志传达“五月指示”。而当鲍罗廷得知罗易已把机密泄露出去时，十分恐慌，预感导致国共分家的一场大祸即将来临。他一面拍电报给莫斯科，要求火速撤回罗易；一面匆匆忙忙地提出了一份限制土地革命，依靠汪精卫和唐生智，纯粹“自上”的退却计划。陈独秀和政治局的多数成员，还有维金斯基等都站在鲍罗廷一边，表示无法执行“五月指示”。罗易当时因“泄密”，正遭到攻击，也就不再坚持“自下革命”的主张，附和了多数同志的意见。

月 15 日，陈独秀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面表示：“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一面又声明：这些指示“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①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准备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仍坚持实行投降式的退让政策，幻想以此拉住汪精卫集团，维持统一战线不致破裂。其退让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

自 5 月以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跟在汪精卫集团后面，一味指责农民运动“幼稚”、“过火”；站在工农群众的对立面，拥护武汉政府推行

压制工农运动的反动政策，他们指责说：“农民的幼稚行为，特别在湖南—

—使军队里发生不安”；②“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而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③当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连续发布压制工农运动的反动训令后，鲍罗廷竟催促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赶快发表宣言，拥护这些反动法令。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民部也就唯命是从地连续向党内发出通告，强令各级地方党组织和各地工会、农会服从政府训令，不得违抗。共产党人谭平山，在其就任农政部长之日就明确宣布：“本部职司农政部，实负有领导农民，诱掖农民之责任，对于农民所有一切幼稚举动，应加以纠正，而对于轶出正轨，妨碍大多数农民利益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①其口气同汪精卫集团如出一辙。中共中央宣传部竟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公开批评共产党：在农民政策中“是采用了过火的、反地主、反小资产阶级、反军官的路线”，②应当予以纠正。

对于土地革命，陈独秀等强调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必须先行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③要求各级党组织、农协立即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对国际要求立即实行土地革命的指示，鲍罗廷抱怨说：目前叛变接踵而来，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此刻还同武汉政府讨论土地问题是“纯粹的胡闹”！只有等到国民党“左派”东征讨蒋，占领南京后，才有可能讨论土地革命问题。④

陈独秀、鲍罗廷推行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压抑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和斗争意志，助长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使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湘、鄂、赣等省蒙受反革命腥风血雨的摧残。也使中国共产党因工农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当汪精卫集团实行“清党”反共，叛变革命时，共产党也就难以动员、组织群众，进行有力的反击。

大搞阶级调和，反对任何斗争策略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同意共产国际关于改组国民党的指示，认为“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①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陈独秀等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原则，同汪精卫集团只讲合作，不讲斗争。

郑州会议后，新老军阀反共叫嚣甚嚣尘上。陈独秀连忙向汪精卫表白： “此时国民党群右（从蒋介石到阎锡山）纷起通电排共，其口实，除将民众对资产阶级及土豪劣绅地主所谓过火的行动归罪于共产党外，不能举出共产党对于国民党阴谋破坏之一二事实”。②他甚至重弹 4 月 5 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的老调，以赞许的口吻说：“国民政府的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③实际上起了为汪精卫集团的反共行为打掩护，麻痹革命人民警惕性的有害作用。

当时，党内许多同志主张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动政策进行反击。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罗易提出了两项建议：组织武汉全体工人总罢工，抗议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发一反对朱培德、冯玉样、许克祥的宣传大纲。起初，他的建议得到蔡和森等同志的支特，并在政治局获得通过；后来临到要付诸行动时，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鲍罗廷为此气得要死；彭述之到处宣传中央和湖北省委荒唐；谭平山则臭骂罗易犯了左倾幼稚病，他们一齐主张取消

这项带有进攻色彩的提案。结果，中央政治局来了个折衷方案，把抗议国民政府的罢工、示威行动，改成举行一次欢迎北伐军凯旋的罢工集会。

陈独秀、鲍罗廷不打算独立组织自己的力量以阻止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变行动，而把赌注下在汪蒋的矛盾和斗争上，热衷于推行“东征讨蒋”策略。当唐生智班师回汉后，陈独秀、鲍罗廷盲目地作了一个乐观的估计：既然武汉北伐军已经撤回，那就说明了冯玉祥所唱的宁汉“共同北伐”计划已经打破，“共同解决 C.P.的危机已延缓”，①今后主要任务应拉住汪、唐进行“东征”。他们只看到唐生智野心勃勃。他同蒋介石争夺地盘，并主观推断唐在未得东南之时，还不致于和共产党决裂。鲍罗廷胸有成竹地说：“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联对武汉政府之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致跑掉”。②为了拉住汪、唐进行东征，鲍罗廷建议应拟订一份专为适用于东征的政纲，并强调这份政纲“不要提土地革命”，“不要提武装工农及工人纠察队”，“应特别提出一些有利于‘工商业者’资产阶级的条文”；还应“把过去一切取缔店员，取缔工人，取缔农民，取缔童子团及取缔一切民众运动的条文都综合上去”。③总之，鲍罗廷幻想着以牺牲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为条件，换取汪精卫、唐生智“东征时期不要分共”。

放弃革命武装，对反动派实行全面退让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忽视和反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1927 年春，吴玉章等“本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党掌握的军队，因此决定把共产党员连某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已经筹划好了”，但陈独秀认为“计划中配备的枪械比别的军队好，怕引人妒忌”， “自己建立军队，太引人注目”，极力进行阻止，结果使计划夭折。夏斗寅叛变后，蔡和森等建议扩大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中央要求发给枪支和月费。汪精卫还允诺发枪 2000 支。湖北省委也计划扩大工农武装及省防军。而陈独秀又持异议，认为切不可使工人力量和国民政府造成对立。“五月指示”要求中共立即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执行这项指示，并非完全不可能。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有少量的军队和武汉的警卫团，以及武汉军校、武汉工人纠察队。可是陈独秀等不去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拒绝执行共产国际指示。

到 6 月下旬，武汉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6 月 28 日，陈独秀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寓所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研究应付时局的办法。会上，周恩来、张太雷都报告了何键将起事的消息。他们认为何键等大造总工会纠察队将缴三十五军枪械的谣言，是和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的借口一样的。谭平山报告说，邓演达在离开汉口时，也说过希望共产党注意汉口“马日事变”的到来。接着，张太雷提出纠察队和童子团问题一定要妥善解决。于是，与会者就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还是准备抵抗？发表意见。鲍罗廷主张还是自动缴械为好。多数委员同意鲍罗廷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①解散童子团。

同日，颁布《湖北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布告》。该布告宣布“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

②所有前领枪弹即刻交存管理汉口卫戍事宜办事处，并请该处派员于 29 日上

午 10 时来敝会点收。

当革命正需要加强武装力量，进行自卫反击的时候，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竟作山了解散工人阶级武装的错误决定。决定下达后，党中央机关和总

工会机关呈现出一片惊慌失措的失败主义气氛。而反动派则得寸进尺。李品仙派了一个机枪连占领全国总工会会址。何键也派人来要房子。反动派甚至唆使地痞、流氓，捣毁各业工会，抢劫财物，殴辱工会负责人员。事态并没有按陈独秀、鲍罗廷的主观愿望发展，工人纠察队是自动解散了，然而反动派对革命的进攻不仅未停止，反而加强了。这是大革命最后时刻，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妥协退让策略的典型事例。

月 3 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该决议完全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重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要求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决议强调“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民众的要求，“应依照国民大会与中央会议之决议案及政府公开之法令”，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决议指出：为了“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可减少或编入军队”。①根据上述决议精神，中共中央立即命令谭平山、苏兆征辞去农政部长和劳工部长职务。谭平山在辞职书上，竟称自己“未能纳农运于正轨”，向汪精卫“引咎辞职”。

《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充分反映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为了维持同汪精卫集团的合作，不惜把党、政、军乃至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统统交给国民党，甘心充当国民党的附庸，这是地地道道的“投降式的让步”。它充分证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不敢坚决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斗争；不去扩大工农革命武装，甚至解散工人武装；只想依靠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幻想以退让求团结。其结果，不仅未能挽救革命，反而加剧了革命危机，使汪精卫集团以为共产党软弱可欺，更加快了反革命叛变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