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为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而斗争

当汪精卫集团策划发动反革命叛变的紧急时刻，以宋庆龄、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为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同叛徒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7 月 14 日，宋庆龄请陈友仁代表她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秘密会议发言，对汪精卫的“分共”主张提出严厉批评。她严正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③

同日，宋庆龄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于18 日在汉口公开发表。《声明》首先宣布“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 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声明》接着对汪精卫割裂三大革命政策和新三民主义本质联系的谬论进行了严肃批判。她指出：“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时代的需要而改变”，其目的是以此为借口改变三大政策， “以致成为相反的政策”，其结果必然“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她警告说：“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而国民党“就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在《声明》的结尾，宋庆龄表达了她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革命前途的无限憧憬。她表示：“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因为“已站在本党旗帜下的千百万中国人民”将遵循“孙中山手定的中国革命的道路”，“达到最后的目的”。她坚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①

宋庆龄的《声明》是一篇战斗檄文，淋漓尽致地揭露和鞭鞑了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的罪恶行径；它又是一篇宣言书，泾渭分明地宣布与叛徒实行彻底决裂；它还是一个战斗号角，勇敢刚毅地号召革命人民高举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旗帜，继续进行新的战斗。

7 月中旬，宋庆龄离汉赴沪。蒋介石乘机散布宋庆龄将参加南京政府的谣言。为此，宋庆龄特意约见合众社记者，向他们宣布：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决不参加任何活动；在革命事业不纳入三民主义轨道内，决不担任任何党内职务。

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宋庆龄毅然决定赴莫斯科访问。行前， 再次发表声明，重申她 7 月 14 日声明的立场。她指出：“由于三大政策使各种力量相互结合，国民党才能结束十年来广东的混乱局面，创建了并供应了革命军队，大举北伐”，使革命“推进到黄河岸边”，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地提高了”，她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 尽管“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① 从此，宋庆龄迎着反革命滚滚恶浪，昂首挺胸，勇往直前，和中国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休戚与共，为实现孙中山革命理想，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矢志不移， 奋斗不息。

国民党左派的另一杰出代表邓演达，为推行三大政策，维护国共团结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郑州会议上，他对于汪精卫集团企图“分共”十分不满。会议结束后，他多次于深夜走访汪精卫，就联共问题同汪精卫进行激烈的争

论。他坚持主张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力劝汪精卫“坚持革命，不要动摇”； 并反复强调“只有依靠民众，才是生路，依靠军阀枪杆，结果是死路一条”。

②在多方劝说不奏效的情况下，他曾打算抛开汪精卫，与吴玉章、陈友仁等组织革命行动委员会，以挽救革命，但没有成功。他痛感形势日非，革命即将流产，心情十分沉重，决定出走，以表示同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彻底决裂。邓演达于 6 月 30 日发表《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的留别书，又于 7

月 3 日发表题为《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的文章。7 月 13 日发表《辞职宣言》，宣布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在上述文稿中，邓演达愤怒地谴责汪精卫集团对三民主义的“曲解和背叛”。他以充分的根据戮穿了汪精卫两面派的伪善面孔，指出：“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 他得出结论说：“三民主义如果受了曲解，农工如果受了摧残，革命分子如果被摈斥，政治工作如果被威胁”，“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他保证自己将始终以“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作为自己的“立场”，并希望中国国民党员要“为保持总理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而奋斗”！①

在汪精卫发动反革命叛变的前夕，邓演达为挽救革命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充分表现了他恪守三民主义、捍卫孙中山开创的国民革命事业的坚定立场，表现了一个革命者高尚的气节和情操，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