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围绕扣械事件的严重斗争

扣械事件爆发后，广州地区出现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展开了生死搏斗。8 月 11 日，商团总头目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庇护下逃往香港后，商团军总部由副总团长陈恭受、邓介石出面主持。他们蓄意扩大事端，于 12 日，组织了 2000 多人的商民请愿队伍到大元帅府要求发还枪械，并以煽动罢市相要挟。孙中山亲自接见请愿商民，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劝他们同坏人划清界线，不要受人唆使，做反对政府的事。15 日，商团头子不顾政府警告，纠集各地商团军武装进入广州，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强行举办所谓庆祝联防总部成立的活动，实际上是向政府进行武装示威。当天，他们又一次组织队伍到大元帅府请愿，蛮横地要求发还枪械。

8 月 20 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通缉陈廉伯的命令后，商团将非法组织的联防总部移往佛山。在此前后，广州银行业集团开始罢市。接着粮食业买办停止办粮，罢市逐渐蔓延到其他行业和地方。至 22 日，已有佛山、九江等数十个城镇出现罢市行动。对于“一些不愿罢市的商民，商团头子则雇用流氓，备溺粪，见有开铺者即浇掷”①，用暴力强迫其罢市。与此同时，他们还大造反动舆论，攻击孙中山“赤化”，将实行“公夫公妻主义”，多方煽惑群众参与反对革命政府的行动。23 日，商团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1.允许成立联防总部，2.无条件发还扣械，3.取消对陈廉伯的通缉令。他们还加紧组织反动武装，陈恭受还在石湾集中佛山、南海等 14 埠商团及各城镇近郊乡团共

3000 多人，自任“攻城总司令”，准备发动武装叛乱，并通电各县城镇商团，煽动他们起来驱逐革命政府的官员，宣布独立。于是，革命政府又发出了通缉陈恭受的命令。

对于商团的猖獗，孙中山的立场是严正的，他表示：偷运武器进口之事“非彻查不可”。8 月 19 日，为了教育争取商民群众，孙中山曾派代表携带他的亲笔信件到商团总部，揭露陈廉伯的反动面目，指出他“欲借商团之名以颠覆政府，而步墨索里尼之后尘”①。罢市发生后，孙中山在接见商团代表时更是义正辞严地宣布：“目下枪械一支都不能发还，须即日开市始有商量之余地。倘明日仍不复业，我当派遣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市。如有一泥一石伤及军队，我即开炮轰西关，使之变为齑粉”②。从 22 日起，孙中山陆续调派部分滇、桂、湘军和黄埔学生军开进广州，维持社会秩序，防备商团叛乱。26 日，大元帅府大本营召开军政联席会议，讨论解决罢市问题。孙中山主张立即下令解散商团，以武力制止罢市，并准备在 29 日进攻西关，拔掉商团活动的据点。同时还决定采取武装工团军、农团军，管理全市粮食，接管罢市商店等果断措施。

孙中山以坚决的态度处理商团偷运武器进口、图谋发动叛乱事件，一直得到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积极拥护和大力支持。当商团煽动罢市后，总工会立即发表《劝告商民复业书》，告诫商民不要被反动头子愚弄。广州工代

会亦召开紧急会议，发出声讨商团罪行的通电，表示“誓为政府后盾”，要求政府把已扣留的军械“全数没收”，拨为组织工团军、农团军之用，“以利国民革命之进行”①。8 月 24 日，广州海员、机器等工会和军事干校学生等革命群众 2 万余人集会，声讨商团反动头目陈廉伯、陈恭受，表示坚决支

持政府对商团的斗争。会后发表了由 84 个团体联合署名的反对罢市宣言，又决定成立“市民治安维持会”。26 日，工团军在工人部指导下开始接受编练。广州近郊的农会也纷纷组织农民自卫军，准备参加战斗。正在学习中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期学员也组成农民自卫军，承担警卫省长公署的任务。在省长廖仲恺支持下，革命群众还准备成立平粜委员会，接管罢市商店，同商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月 27 日，作为幕后支持者的英帝国主义眼看商团阴谋不能得逞，终于赤膊上阵，以沙面各国领事团的名义向广东省长廖仲恺发出警告，声称如果革命政府炮击“商民”，各国决不会“袖手旁观”。28 日，九艘英舰集中在白鹅潭江面示威，炮口直指中国军舰及大元帅府，向广东革命政府进行战争讹诈。29 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翟比南致函大元帅府，蛮横地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付之”

②。

面对英帝国主义的战争恫吓，孙中山毫不示弱，9 月 1 日，发出了《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和《致英国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电》。《宣言》严厉谴责英国工党政府支持商团叛乱的丑行，严正宣布：“扫除完成革命历史任务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以此为其议事日程的时期已经到来。”③在抗议电中，孙中山以极大的义愤表示：“对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这一最新行动我不得不提出最强烈的抗议”④。

但是，在处理商团问题的过程中，孙中山却受到革命政权内部的制肘。国民党内部中间势力的动摇和右派力量的破坏，给孙中山制造了很多困难。首先是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和粤军将领李福林，暗中都与商团勾结，对孙中山的决定总是阳奉阴违，从而在内部削弱了同商团斗争的力量。范、廖二人还大耍两面派手段，打着“调停”的旗号，于 8 月 29 日私下同商团达成了所谓六项条件。内容是：“1.陈廉伯、陈恭受通电拥护大元帅，服从政府，政府即下取消通缉令，并发还封产；2.范军长、廖师长担任向大元帅将商团所购军械子弹照军政部护照数目发还；3·省团联防改组，应受省长节制，其细则则须于七日内公布，但呈请立案，有不完备被驳之点，由范军长、廖师长出面主持公道，要求立案；4.各商店应须一律 29 日复业，军队于商店复业后，立即解严，其在扣械风潮发生后回省部队，一律请帅令各回本防；5.商团报效军费 50 万元，于领械时缴纳；6.如联防总部具呈，七日内未能立案，由范军长、廖师长担任于七日内将全部械弹点交商团公所收领”①。这六条名为和平解决，实质要政府向商团屈服。这样的条件，竟然得到汪精卫、伍朝枢的赞同。

当范、廖二人企图强迫孙中山同意上述六条条件时，受到孙中山的严厉批评。但由于国民党右派和一些中间力量都力主与商团妥协，孙中山在他们的包围下，同意了采取调和办法。于是商团以报效 50 万元军费的代价，获得政府答应同意成立联防总部、发还所扣军械和取消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8 月 30 日各城镇商店恢复营业，局势表面上得到缓和。但商团仇视革命政府之心未息，暗中酝酿着更大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