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军和摄政内阁的成立

10 月 23 日，冯玉祥到达北京，随即发出由他和胡景翼、孙岳等署名的主张和平的通电。这时冯虽控制了北京，但战事尚在进行，而且直系在南方还有颇大的势力，冯企图用曹锟来压制吴佩孚和南方直系各督，于是在政治上采取“暂维现状”①的办法。

在他的要求下，经颜惠庆内阁通过，以曹锟名义下达了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等命令。25 日，冯玉祥召开有胡景翼、孙岳、王承斌、黄郛及各部高级将领和幕僚出席的军事政治会议。在政治方面，会上决定：“（一） 内阁仍就颜阁改组补充，以维持现状作为过渡时期。（二）召集元老会议， 解决国是。”②并电请孙中山北上。稍后，28 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发出速开和平统一会议的通电，主张“一国贤豪同集京师”，“将一切未决之问题，悉数提出共同讨论”③。但这种会议是不可能实现和平统一的， 因为“互相角立之军阀各顾其利益，矛盾至于极端，已无调和之可能。即使

可能，亦不过各军阀利益得以调和而已，于民众之利益固无与也。”④冯玉祥等没有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孙中山所号召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在军事方面，会上决定将冯、胡、孙所部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司令，分别兼任第二军、第三军军长。并决定在北京组织国民军联合办事处和总军法处。这样，在北京就出现了一支从直系军阀军队中分化出来的、开始倾向革命的军队。

26 日，吴佩孚回师天津准备向北京进攻。同日，鄂督萧耀南发出讨冯通电。冯等决定请段祺瑞出山，以促使山东郑士琦和山西阎锡山出兵阻截直系援军北上。同日，冯、胡、孙联名通电拥段为国民军大元帅。随后，30 日， 张作霖、卢永祥等也联名通电拥段为反直联军统帅。

冯玉祥采取政府暂维现状的办法，反而使吴佩孚得以借曹锟以号召各方，使自己处境更为困难。27 日，直系长江各督继萧耀南之后通电讨冯。30 日，冯得到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等图谋不轨的报告。当夜，驻丰台英军闯入冯军步哨线内，殴打卫兵，拘留团长冯治安，几经交涉，才得释放。面对内外的压力和财政上的困难，冯玉祥不得不作出请曹锟退职并改组内阁的决定。

31 日，颜惠庆内阁辞职，冯玉祥以曹锟名义任命黄郛代理国务总理兼交通总长和教育总长，王正廷为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王永江为内务总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王乃斌为农商总长，同时任命李烈钧为参谋总长。11 月 1 日，黄郛内阁成立。次日，曹锟被迫提出辞职，并下令由代理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务。这个摄政内阁中，黄郛、王正廷与冯关系密切，张作霖认定它为冯所操纵，因而不让奉系阁员王永江、王乃斌到职。实际上这个内阁只有黄郛、王正廷、张耀曾等人在活动。它得不到奉系的支持，更为直系各督所反对，也不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所承认。

摄政内阁成立后，冯玉祥将他在政变后所发通电中提出的“建国大纲” 五条送交内阁作为施政纲领。这五条是：（一）“打破雇佣式的体制，建设清廉政府”；（二）“用人以贤能为准，取天下之公材治天下之公务”；（三） “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设施，务求民隐”；（四）“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谊为根基，扫除一切扰夺、欺诈之行为”；（五）“信赏必罚，财政公开”。①这是一个改良性质的纲领，它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没有响应当时正在开展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它也没有触及封建军阀势力，而只是要求改革任用官吏的制度和整饬吏治。

摄政内阁作为一个正式政府成立之前过渡性质的政权，只存在了 23 天。在这期间，它作了一件有进步意义的事，即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驱逐出宫。根据民国成立时所订《清室优待条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尊号仍存不变，沿用宣统年号，继续住在紫禁城，拥有一大批大臣、太监和宫女， 颁爵赐谥，发布谕旨，依然是一个小朝廷。它成了复辟的祸根。这次政变后， 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规定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清室即日移出宫禁等项。11 月 5 日，溥仪被迫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当日迁出紫禁城，清室小朝廷从此消灭。这样就完成了辛亥革命应作而未作的一件大事，不仅铲除了复辟的祸根，并且有利于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和保护历史珍贵文物。这是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行动，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孙中山也来电嘉奖。

从上述北京政变到摄政内阁成立的全过程看来，这次政变是一次具有进

步意义的改良性质的武装政变，而不是一次革命。首先，从政权问题上看， 政变中冯开始采取“政府暂维现状”的办法和后来让曹锟退职，成立摄政内阁，都是按现政府法定程序行事。既为此实际上承认现政权的合法地位，就不能说是革命行动。不过由于他们的行动，终于迫使曹锟下了台，这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因而在政治上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其次，从政治纲领上看，冯玉祥等在政变中发出的一些通电表示对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局面不满，主张和平统一和改革，以“确立健全民治之基础”。①他们还提出了“建国大纲”五条。这些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作为改革纲领的五条，如以前所指出的，没有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只是一个改良性质的纲领，没有任何革命意义。再次，从实现和平统一和改革的途径看，冯只主张召开主要是各实力派军阀首领和著名官僚政客参加的和平统一会议。但召开这样的会议， 即使成功也是军阀的联合，不可能达到国家统一。它没有什么革命意义，人民不需要这样的和平会议。可见这次政变不是一次革命，不能称之为“首都革命”。

北京政变虽然不是一次革命，但仍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其一是它促使曹吴政权倒台，北方直系势力崩溃，造成了有利于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形势。当时革命最主要的敌人直系军阀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减少了革命的阻力，这既有利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开展，也有利于南方革命势力的巩固。其二是促成了国民军的建立，有利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并对以后的北伐战争也起了积极作用。其三是促成了孙中山的北上，从而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促进了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最后是使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实现，将溥仪驱逐出宫，既铲除了复辟祸根，又有利于清除封建意识和保护历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