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商团叛乱及其被平定

孙中山高举北伐旗帜，离开广州，把商团问题留给“长于调和现状”的胡汉民和汪精卫处理，希望通过他们实现政府同商团之间的真正和解。胡汉民任代帅后对商团多方迁就，在陈廉伯、陈恭受通电拥护政府的一纸空文欺骗之下，呈请孙中山批准，于 9 月 20 日，宣布取消对二陈的通缉令，发还被查封的财产。同时又派人陪同商团头目到黄埔察看扣械，答应分批发还。特别是“民选”市长，实行“民治”的结果，使国民党右派分子李福林当上了广州市长，商团骨干分子之一的李朗如当上了公安局长，加以廖仲恺的省长职务已由胡汉民接任，于是商团的反革命气焰更高。9 月下旬，广东商业联合会竟公开煽动海外华侨不要支持广东革命政府。30 日，由地主买办阶级代表组成的广东省临时大会，甚至去电国际联盟，指控孙中山为“破坏国际善意的叛徒”。10 月 4 日，全省 188 个商团集中佛山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反抗政府的种种决定。主要有：停止纳税，向政府实行经济封锁；以扣械尚未发还为借口再次举行罢市；从 10 月 10 日起“规复武装出巡”，“如有扰乱治

安，定即迎头痛击”①等，此时商团武装力量已达 7 万余人。国外反动势力也为它摇旗呐喊，向革命政府施加压力。9 日，商团发出第二次罢市通牒。10 日，胡汉民慌忙答应发还部分扣械。

政府的软弱可欺，使商团更加得寸进尺。当商团从政府手里取回部分武器之后，不但不履行向政府报效 50 万元北伐军费的诺言，反而立即向革命群众进攻，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推翻革命政府。

1924 年 10 月 10 日，是武昌起义 13 周年纪念日。当天，广州工农兵及

各界群众等 40 多个革命团体五六千人，在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在广州第一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纪念大会。大会揭露了商团的反革命面目，并向它发出警告。周恩来以民族解放协会代表身份在大会上发言，号召工农兵学商各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周恩来指出：“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士兵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②

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行经太平南路（今人民南路）时，全副武装的商团军即向游行群众袭击，参加游行的工团军死伤 100 余人，被捕者数十人。灭绝人性的商团军“把打死了的人刨肝剖肺、■头断脚，把

那些死尸分成无数部分，拿到沿街示众，惨无人道”①，令人发指。这就是商团头子制造的“双十惨案”。接着，即加紧发动武装叛乱，胁迫商人罢市，到处张贴“打倒孙政府”、“请孙下野”的反动标语。同时在西关等地修筑防御工事，准备以武力推翻革命政府。他们声势汹汹地向政府提出：1.“全部械弹发还，不得少欠”；2.“一律永远取消苛捐杂税”；3.“商团不照民团条例改组，仍依照旧章办理”②。这三条说明，在商团眼里，已经不是商团服从政府，而是政府听命于商团了。

在“双十惨案”和商团叛迹日益明朗的情况下，广州局势有了新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

会联合发表《为双十节屠杀告广州市民》，愤怒声讨商团的反革命罪行，同时也向政府方面郑重指出：“争斗开始了，革命的界限严明了，广州政府果欲使此革命政府真能彻底实现，除掉领导工农兵学革命群众向所有反革命派势力进攻外，别无他道”。并号召各界人民认清商团的反动面目，团结起来， “解除商团武装，实行国民革命，建立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③。

月 11 日，广州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广州工代会、民族解放协会及市

郊农民协会等 30 个团体联名通电全国，揭露商团屠杀革命群众罪行。工、农、兵、学各团体致电省长胡汉民，坚决要求解散商团，惩办凶手，赔偿死伤者损失等。香山、顺德等地农民自卫军立即武装起来，监视当地商团，阻止他们向广州集中，防止商团叛乱。

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对商团的暴行非常愤慨，急电孙中山要求坚决予以镇压。可是省长胡汉民和市长李福林，仍然继续谋求与商团妥协，把“双十惨案”说成是“误会”，甚至压制革命群众“不得借端生事”。

商团制造了双十屠杀事件之后，气焰更加嚣张，商团军在市内武装巡逻，随意封锁交通，目中已无政府。12 日，商团发出公开蔑视政府职权的通牒。13 日，商团头子在沙面租界集中，密谋叛乱。决定“新老团友一律 14 日下午 5 时集中西关待命”，“15 日拂晓开始行动，收复省署、公安局及各财政机关”①。“从 14 日起由于商团封锁粮食，粮价陡涨三倍”②。

盘据东江的陈炯明亦蠢蠢欲动，策动石龙土匪进攻石滩，准备与商团叛乱相呼应。

广州形势的急剧恶化，使一切调和妥协的希望化为泡影。孙中山对广州的严重局面日益关注。10 月 7 日，苏俄巡洋舰“沃罗夫斯基号”运来大元帅府大本营订购的枪炮弹药，已抵达黄埔港，孙中山非常高兴，亲拟祝词表示欢迎。9 日，孙中山去函蒋介石，指示应立即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为有济”；“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③。孙中山表明，把广州交给胡、汪二人是想发挥他们“长于调和现状”的特点，如果这条路走不通，就必须由革命委员会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解决，“成败在所不计”。但是同一信中又说，如无罢市，先将政府存于黄埔之枪械运往韶关，“商械当必照所定条件分交各户可也。”①就在同一天内，孙中山又三次给蒋介石去函电，令他火速将黄埔军校学生及枪支弹药调往韶关，并按李福林所拟办法，发还商团枪械②。他对于同商团和解尚抱一线希望。

10 月 10 日，以孙中山为会长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作为处理有关事变的权力机构。当孙中山得悉“商人不肯就政府所定条例领枪，且供给陈逆以百

五十万，约定罢市、反攻同时并举”等消息后，即电胡汉民、杨希闵、刘震寰、古应芬、李福林，指出商团已“叛道显露，万难再事姑息”，叫他们“当机立断”，“万勿犹豫，以招自杀”③。同一天，孙中山又给胡汉民等去电，叫他们令西关居民限三日内迁山西关，免遭意外④。11 日，孙中山明令聘任鲍罗廷为革命委会员顾问，并给以高度信任，聘任状声明“如遇本会长缺席时，（鲍罗廷顾问）得有表决权”⑤。同日，孙中山又令革命委员会“用本会长名义便宜行事用种种方法打消商团罢市，并立即设法收回关余。”⑥

12 日，孙中山在接到广州发生“双十惨案”及商团准备叛乱的消息后，以万万火急电胡汉民着他“将政府全权付托于革命委员会，以对付此非常之变”⑦，同时致电蒋介石，命令他同许崇智一起，组织可靠的部队“必尽灭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维持革命之地盘”⑧。13 日，孙中山在批复香山县（今中山市）县长林警魂的电报中指示“如有煽动罢市之人，即行枪决；罢市之店即行充公。切勿姑息为要”①。革命委员会根据孙中山指示，令胡汉民解散商团机关，收缴商团军武器。14 日，胡汉民下达解散商团的命令。孙中山亦在同一天命令警卫军及部分湘粤军连夜回师广州，加强镇压商团叛乱的力量。

当日晚，商团发动武装叛乱，控制城内制高点，“凡是近政府各机关的高当铺”都布满了商团军，“居高临下，开枪打政府，一夜打到天明”②。15 日凌晨，革命委员会下达总攻击令，警卫军、黄埔学生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以及粤、湘、桂、赣军均奉命投入战斗。滇军范石生、廖行超部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向商团开火。15 日上午西关商团大本营在革命政府军队五路围攻之下，迅速崩溃，商团军土崩瓦解，大部分缴械投降，少数四散逃命。其他各地商团不堪一击，立即就歼，只有清远商团负隅顽抗，两次进攻县城，亦被平定。

商团叛乱事件，是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商人和国民党右派之间的一场生死搏斗，是广东革命政府铲除心腹之患的革命与反革命之战。商团叛乱的平定，保卫了广州革命根据地，巩固了革命统一战线，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买办和地主豪绅，锻炼和提高了工农群众和革命军队的战斗力，为以后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平定刘杨，消灭南路军阀邓本殷，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从而为北伐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