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的组成中共中央“七·一三”宣言

7 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决定》指出：由于当前中国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武汉已成了反革命的力量”，与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式已经“由革命斗争之因素变成它的桎梏”，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断然地撕破这种联盟”，应刻不容缓地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决定》号召中国共产党员起来纠正中共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②

7 月 12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央常务委员会，并接受鲍罗廷的提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此，陈独秀即不再主持和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同日，临时中央开会讨论挽救时局办法。决定在张发奎部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等省举行秋收暴动；并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

7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首先肯定了自国民党改组以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取得的胜利；并指出这些胜利的原因主要在于“革命得着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助，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努力，并且有各种被压迫阶级因反抗一切剥削而团结的坚固的革命联盟”。《宣言》对三大政策的作用给予高度的评价，它指出：“革命之进行当在此三大政策领导之下的时候，国民革命日见其巩固发展，而成为革命敌人所震骇失措的伟大力量”。《宣言》强烈谴责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反革命罪行，它指出：由于国民党中央不实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拒绝公布土地问题决议案；限制工农运动；放任反动派自由地进攻革命，致使反动军官反攻民众运动的反动恶浪陆续掀起，造成“工农的血流遍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

消灭！”《宣言》最后严正宣布：鉴于武汉国民党中央已公开准备反革命政变，背叛孙中山的根本主义与政策，将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使武汉同化于南京”，使旧军阀统治，一变而为“新式军阀伪国民党之统治”。①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强烈抗议“七·一五”分共会议作出的反共决定。《通告》指出：这次会议的决定表明国民党中央除宋庆龄、于右任、彭泽民、陈友仁、邓演达等数人外，“余均实行反动”，有鉴于此，中共中央提出如下反对反动的武汉国民党中央的策略：（一）必须“攻击其反动行为”，揭露汪精卫改变三大政策曲解三民主义的罪恶行径；（二）立即召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仍应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团结下层左派分子组织在野反对派；（三）积极宣传反对武汉中央的反动政策，号召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拥护宋庆龄、邓演达的声明；

（四）揭露汪精卫借国际紧急指示煽动分共，以掩饰其反革命的罪恶目的；

（五）揭露武汉国民党中央颁布所谓保护工农，实行“二五”减租的虚伪性；

（六）积极领导工人“反抗资本家之进攻”和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七）发动农民进行减租抗租运动，建立农会政权；（八）领导城市贫民开展要求平抑物价，纸票兑现，收回国库券的运动；（九）做好转入秘密工作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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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中共中央还发表了《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该信剖析了国民党中央领导集团的阶级本质及其叛变革命的根源，明确指出：国民党中央现时的政策“放弃了污秽了国民党的旗帜，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② 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当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切实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政纲和三大政策。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员决心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共同工作，同生共死，继续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伟业，力求革命之最后胜利。

上述三个文件说明中共中央在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以后，一反过去对国民党汪精卫集团一味迁就、妥协、退让，转而采取了彻底与之决裂，并且与之坚决斗争的政策，这就给倍受压抑的广大革命群众以支持和鼓舞，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决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为了准备发动军事暴动和秋收暴动，中共中央派遣恽代英、邓中夏、李立三等赴九江了解张发奎部队的情况；并根据恽代英的汇报，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7 月 20 日左右，中共中央组织了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同时和中央农民部共同发出关于《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通告。通告阐明：由于武汉国民党中央、武汉政府的叛变，中国革命开始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阶段；当前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就是要坚决反对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积聚一切革命努力，开展土地革命。通告强调指出，在革命发展的新阶段，必须使共产党真正成为唯一的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①

此外，中共中央还制定了《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其内容包括反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工人、农民、军人、教育、妇女等八个方面。关于反帝国主义，具体目标是：反对列强武力干涉中国；收回租界；取消在华外国银行之一切特权；取消外国商轮自由航行中国内河之特权；外国人不得在中国自由开设工厂等。关于经济，具体政纲是：减轻税收、统一财政；取消苛捐杂税；合并“中国”、“中央”、“交通”三行，发行一种全国通

行纸币等。关于政治，提出了巩固革命势力的联合，促进中国的统一；根据三民主义原则，组织乡民、市民、县民会议及省民会议；筹备召集国民会议；澄清吏治；建立廉洁政府；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组织革命团体之一切自由等项目标。②总之，这是一份内容十分广泛，目标具体而明确的行动纲领。它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坚持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恪守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原则；同时也证明只有代表中国广大被压迫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担负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

在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革命遭到惨重失败的严峻形势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敢于团结群众，带领群众，以革命暴力反抗反革命暴力，把中国人民革命推向土地革命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