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直奉的反革命联合和国民军的退却

一、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

国民军势力的发展和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直奉军阀的惊恐。帝国主义列强积极支援奉直军阀，并促使它们联合起来进攻国民军。1925 年 11 月间，日本政府向美、英、法政府递交了建议在中国建立列强的外交统一战线的信件①。他们在支援奉直军阀上采取了一致的行动。这时， “英国根据其驻沈阳领事的建议，秘密给予了张作霖 500 万英磅的军用贷

款”②。还供给吴佩孚 1.5 万支枪③。1925 年和 1926 年头两个月，日、法、美三国供给了奉系集团 24.4 万支步枪、1.5 万支马枪、7000 万发子弹、4 架飞机及其他武器①。在积极支援奉直军阀的同时，列强还促使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合起来。他们认为，“使张作霖和吴佩孚达成协议”，不但“能够把整个华北和华中紧紧地掌握在铁拳之中”，而且在以后“对付革命的南方就不难了”②。当时英国的《每日电讯报》等报刊已在散布：“张作霖和吴佩孚协商对国民军共同采取行动的谈判已在进行”③。

实际上奉直联合的酝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1925 年12 月间，吴佩孚退居鸡公山时，张作霖曾派童好古往见吴，谋直奉联合对敌。浙奉战争爆发后，吴佩孚东山再起时，张作霖又派苏锡麟到汉口见吴，提出以驱段下台，释放曹锟，推荐王士珍任总统为合作的条件。张宗昌也派熊炳琦、童好古来汉向吴表示愿意退出徐州，并请劝告孙传芳和平解决。但这时各方反奉声势甚大，吴佩孚虽有联奉讨冯之意，暂时仍不能公开进行。不久， 冯玉祥支持郭松龄倒戈反奉，随后又爆发了国奉战争，使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更尖锐起来。张作霖亟谋实现张吴合作，吴佩孚又认为公开与张合作的时机到了。1925 年 12 月，吴佩孚致电张作霖，大意说：“从前冯玉祥倒戈， 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的倒戈，想必你也是很痛心的。我生平所最恨的就是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现在我很愿意援助你”。④同月，吴佩孚派代表吴天民、杜孝穆等三人至奉天，商议联合进攻国民军之计。①同月，张作霖派杨宇霆与吴佩孚派来的蒋方震在大连会晤，大体上“成立了谅解”。②同月 31

日，吴佩孚通电声明讨贼军事结束，也就是说讨奉军事结束。1926 年 1 月 5 日，张作霖致电吴佩孚表示谅解。10 日，又派张景惠到汉口与直系张志潭多次会商，议定了共同消灭冯玉祥和国民党，事成之后，奉军出关，关外由张作霖处置；以直鲁归吴佩孚；以察、绥、热三特区归张宗昌、李景林。中央政权和陕、甘豫听吴主持③。至此，直奉军阀在讨伐“南北二赤”的共同目的下，实现了反革命联合。

当直奉酝酿反革命联合时，国民军虽取得了直隶的地盘，但它面对敌对的奉军、直军、直鲁联军和晋军，处境是很严峻的。冯玉祥想与吴佩孚化敌为友，共同对付奉系。他曾派段其澍携其亲笔信到汉口会见吴，表示愿与吴合作。张之江也表示欢迎吴入京主政，但吴均不予理会。这时在国民军内部因冯推荐孙岳出任直隶军务督办也使矛盾加深。在此形势下，冯玉祥为转移敌人的目标，缓和国民军内部的矛盾，以保存其实力，采取了及时引退的办法。1925 年 12 月 27 日，冯玉祥发出致国民军一军将领电，除表示本人下野

外，并提出了保全实力的计划和人事上的安排。1926 年 1 月 1 日，冯正式发出通电宣布即日下野出游，同时向段政府辞去本兼各职。段政府根据冯的意见，任命张之江为西北边防督办兼察哈尔都统，刘郁芬为甘肃督办，李虎臣

为陕西督办，李鸣钟为绥远都统，鹿钟麟为京畿卫戍司令。冯下野后，由张家口到平地泉，准备去苏联考察。

但是直奉军阀并不因冯玉祥下野而停止向国民军的进攻。直奉军在 1926

年 1 月 20 日前后开始从山海关、山东及河南三处向国民军发动进攻。

在山海关方面，郭松龄失败后，其驻山海关的魏益三军于 1926 年 1 月 3 日宣布与冯玉祥合作，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1 月 11 日，张作霖以讨伐魏益三为名发出通电，进兵关内。18 日向山海关发动进攻，魏军退守昌黎、滦州。国民军任鹿钟麟为援魏总司令，出兵援魏，并准备由朝阳进攻锦州，截断奉军后路。这时，段祺瑞劝张作霖收兵出关，以免引起大战。奉系吴俊升、张作相鉴于奉军元气大伤，反对继续用兵。同时因中东路与苏联发生纠纷、张作霖也不敢积极向关内用兵。1 月 25 日，张作霖召集重要文武官员开会，决定东三省宣布独立，与北京临时政府脱离一切关系，实行“保境安民”。同日，张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军务总统官职。26 日，张电令山海关奉军将领着所有入关部队即日撤退，守卫奉境。国民军因处境不利也停止进攻。山海关战线形势暂时缓和。不久，国民军第四军被调往丰台整顿，后又调驻保定。到 3 月中旬，直鲁联军向天津反攻时，张作霖又向关内发动了进攻。

山东方面，国民军占领天津后，第二、三军对山东采取攻势，由马厂克青县，进驻沧州，与直鲁军相持于沧州与德州之间。1 月 18 日，鲁军第二十师师长方振武在肥城通电与国民军合作，所部被编为国民军第五军。方部在开向直鲁豫边境途中，击退张宗昌的追击部队，与国民军取得联系。19 日， 张宗昌向大汶口以南的国民二军李纪才、田玉洁两部发动进攻。这时驻邹县、滕县一带的靳云鹗军已与张宗昌勾结起来，李、田两部处于背腹受敌的地位， 不得不撤出汶上、宁阳、兖州，退守洛宁。24 日，张宗昌与靳云鹗在泰安签订了以尊崇吴佩孚，一致行动为宗旨的和议协约，商定了合击国民军计划及互助办法等 66 条。24 日起直鲁军在靳军配合下，先后攻占嘉祥、巨野、郓城、曹州（荷泽），方振武部退往大名，李纪才等部退回河南。至此，国民军全部退出山东。

河南方面，1 月 20 日，吴佩孚发出讨冯通电，并下令由东、西、南三路进攻河南。东部靳云鹗由山东进攻豫东；西路刘镇华收集镇嵩军残部由陕西进攻豫西；南路由寇英杰率鄂军由湖北进攻豫南。同时还派人收编河南红枪会等地方武装为“豫卫军”、“自治军”与国民军为敌。这样就使河南国民二军处于三面受敌和内外夹击的极为不利的地位。26 日，寇英杰部向信阳进攻。2 月 1 日，岳维峻通电讨伐吴佩孚，接着 6 日、9 日国民一军张之江、三军孙岳也相继通电讨吴。

2 月 7 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表《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事告全国民众》书，指出：中国政局发生了最大的变动，即“由进步势力结合进攻反动势力的局面，转而成了反动势力结合反攻进步势力的局面。”号召民众“打倒吴佩孚，援助国民军”，并“请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①。16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训令，指出：国民军陷于奉直两系军阀夹击围攻之中，号召党员造成全国反吴空气，同时应促成国民会议。

吴军寇英杰部进攻信阳不下，绕道北进，于 2 月下旬攻占确山、驻马店

等地。东路吴军靳云鹗部 2 月 17 日进占商丘，2 月下旬攻占柳河、归德、兰封等地。3 月 1 日占领中牟。同日，寇部占领郾城、许昌。3 月 2 日，国民二军退出郑州，一部向北退往安阳、汲县、邢台一带，大部向西往荥阳、洛阳

撤退。吴军占领郑州后，分兵追击，北路占领彰德。山西阎锡山乘机出兵于3 月 6 日占领石家庄。北撤的国民军大部溃散，仅弓富魁一旅转到津浦线与

国民一军会合。向西追击的吴军 5 日占领洛阳。3 月 4 日日，刘镇华军出潼关截击。国民二军在敌军追击、截击和红枪会袭击下，人员和武器辎重损失惨重。岳维峻渡黄河逃入山西，被晋军俘获看管起来。李虎臣率少数残部逃回陕西。国民军在河南完全失败。

国民二军在山东、河南失败的原因，在客观上是直奉军阀联合进攻的力量占了优势，而且国民二军是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地位。但更重要的是在胡景翼去世后，岳维峻任人唯亲，政治上日益右倾，大肆扩军，对人民搜刮苛刻，从而引起了人民的反感，战争一起，不仅遭到红枪会的打击，而且使部队的战斗力也受到影响。此外，部队派系复杂，没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指挥难于统一等也是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