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

北伐战争的胜利，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1926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出《龙字第一号通告》，要求各地“急速成立农委”，“努力农运工作”，“尤其在河南与湖南，此项工作更是中心”。同年 9 月，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没有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特权，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根本倒塌。所谓国民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他号召革命同志下

定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11 月中旬，毛泽东由广州到上海任中央农委书记。15 日，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目前农运计划》。规定农民运动要向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直隶各省全面铺开，并以湘、鄂、赣、豫四省为发展农运的重点。上述中央文件和指示，对湖南和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湖南农民运动大致分为两个时期：1926 年 1 月至 9 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7 月，成立了湖南全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易礼容为委员长，柳直荀为秘书长。全省农会会员发展到 40 万人，受党直接影响的农民群众在

100 万人以上。10 月至 1927 年 1 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北伐军占领湖南后，农民运动获得迅速发展。10 月上旬，中共湖南区委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农民的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要求。政治方面：农民有集会、结社、出版、抗租之自由权；有武装自卫权；制订农民保护法；乡村自治权交乡民会议；县政府由人民选举；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团防、民团、警察不得任意捕人；地方财政公开等等。经济方面：减轻租额，佃农所获不少于 50％；禁止重利盘剥，借贷年息不得超过 2 分；不得预征钱粮；限制粮食出境；废除苛捐杂税、扫除厘金积弊；清丈土地、清丈湖田、统一度量衡；没收逆产账灾；整顿农田水利，举办农村合作救济事业等。这些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要求，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极大地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至 11 月，全省 75 县中成立县农会 57 个，区农会 462 个，乡

农会 6967 个，会员发展到 136.7 万余人。12 月 1 日，湖南省第一次农代会和工代会同时在长沙揭幕。毛泽东应邀回湘出席大会。他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李维汉、谢觉哉等分别就中国共产党与农工阶级，世界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国民革命与工农运动作了发言。28 日，毛泽东又在大会闭幕式上作了关于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讲话。他说：反革命方面已经有了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他还严厉驳斥了“情农运动” 之类的污言秽语以及“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等谬论。他说：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作加租加息的斗争，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点租，减点息就是“闹事”了吗？大会在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通过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制订了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建立乡村民主政权和农民自卫武装等 40 个决议案。宣言和决议指出：土豪劣绅是封建军阀政治的基础，“现在的农民运动，就是民主革命势力向这种封建势力攻击之一种运动”。目前“发生所谓农村纠纷问题，其实这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之必然过程，若不经过目前的斗争，则决不能破坏旧的封建秩序，而达到民主秩序之目的”，“农村经济亦将长期陷于封建经济状态，而不能达到一个新的发展”。①因此，必须使农民在乡村中建立民主的自由，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必须完成支持农民用革命手段作政治和经济的斗争。大会正式成立了湖南省农民协会，易礼容当选为委员长。这次大会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1927 年1 月，湖南农会会员发展到 200 万人，直接领导的农民群众在 1000 万以上。

4 月，湖南农会会员达 518 万人。6 月湖南农会会员超过 600 万人，占全国农会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湘潭、湘乡、长沙、醴陵、浏阳、宁乡、衡阳、平

江等县农民，几乎都加入了农会。湖南农民组织起来后，在中共湘区委的领导下，在农村开展了一次旋转乾坤的大革命。

首先，从政治上惩罚农村的封建恶势力。各级农会坚决贯彻省农代会“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决议，组织农民向地主豪绅作斗争。他们根据土豪劣绅罪恶的大小，分别判处清算、罚款、示威、戴高帽子游乡、进监狱、驱逐和枪毙，从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彻底否定地主阶级的绅权，使他们威风扫地。湘乡的胡淮生、韶山的毛堂甫、钟鼎彝、耒阳的谷应民、醴陵的汤先群、衡山的刘岳峙、湘潭豪绅集团的大头目晏容秋等，分别受到了农民协会的清算、罚款、戴高帽子游乡以至枪毙等惩处。惩罚一个，震动全县。对打击不法地主的破坏和捣乱、瓦解土豪劣绅控制的乡政权起了很大作用。地主的权利被打倒，农会成了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

其次，在经济上打击地主。凡农会得势的地方，普遍进行了减租减息，限制租额，“佃户所得不少于 50％，规定银钱借贷年利不得超过二分，借谷年息不得超过一成”。衡阳县农民把田租由五成减到五成以下。醴陵、永兴等县实行三七减租，东三佃七。浏阳、安化各地减租、退押时，农民从地主手里收回了大量现金和粮食。攸县等地农会清算了地主对农民的高利盘剥，根据情况废除了一些陈年旧账。

平粜阻禁，是农民同地主进行经济斗争的一项重要手段。不法地主屯积米粮，勾结奸商，偷运外地，高价出售，牟取暴利，造成农村粮荒。农民遂组织“平粜委员会，禁止谷米出境，勒令地主按平价卖粮给农民”。

第三，建立农民自卫武装。湖南地主武装力量雄厚，县、区乡都有团防局武装，平均大县有枪 700 余支，小县有枪 300 余支，全省 75 县共有步枪

4.5 万多支。北伐军在湖南打跑了吴佩孚的军队，但没有从根本上摧毁地主武装团防局。这帮东西，是地主阶级政权的支柱，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行凶作恶的工具，不把它铲除掉，农民的翻身解放就没有保障。

建立农民自卫武装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成立农民梭镖队；二是夺取地主团防局的枪支。1926 年冬天，湖南各县普遍建立了农民梭镖队或农民自卫军。长沙县 19 个区都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各乡组织了纠察队，每户农民都有

一柄梭镣。宁乡县有农民纠察队员 8 万多人，枪 500 多支。衡山县有农民纠

察队员 5000 余人，枪 500 余支。湘阴县有农民梭镖队 10 万余人。浏阳县农

民武装趁开大会之机，一次就夺取了警备队枪支 700 余杆，成立了浏阳工农义勇大队。湘潭、平江、岳阳、益阳、衡阳、宝庆、郝县、汝城等县，大都组成了几百上千的农民自卫军，惩处了一些横行农村、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和团防局长。湖南农民运动高涨时期，这种农民看了壮胆，地主见了害怕的梭镖队，已普及于全省 75 县 2000 多万农民之中，几乎“每个青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

第四，对封建宗法迷信思想和制度开展猛烈冲击。湘潭、湘乡、衡山等地的土豪劣绅，利用开堂祭祖，搬出宗法族规，玩弄族权神权，压迫妇女，对抗农民运动。醴陵、株洲一带的地主，修祠建庙，尊神信鬼，愚弄群众。农民手持梭镖、木棒，结队成群涌进祠堂，同族长进行说理斗争，把族权打翻在地。农民不迷信鬼神，征用祠堂庙宇办夜校，砍掉菩萨当柴烧。浏阳、湘潭各县广大农村妇女，组织女界联合会，冲破“三从四德”的封建枷锁，剪下巴巴头，扔掉裹脚布，走进祠堂“吃酒席”，造“族长老爷”的反，争

取男女平权，婚姻自主。

湖南农民运动高涨时期，地主阶级的乡村政权和民团武装被打得落花流水，一切宗法思想和制度，封建族权、神权和夫权，开始土崩瓦解。高利贷剥削、买卖婚姻、封建迷信、牌赌大烟，概被禁止。清匪缉盗、整顿治安、修桥筑路、移风易俗。湖南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

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其他各省的农民运动。

湖北农民运动在直系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的高压之下，发展极为艰难缓慢。虽然 1925 年 12 月成立了省农民协会，但有农会组织的不过黄梅、黄冈、

黄安、汉川、枣阳数县，会员不过 3000 人。省农会成立不到 3 个月，即被直

系军阀封闭。至 1926 年 7 月，农会会员也只有 3 万余人。北代军占领武汉后，

农民运动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农会组织的县 40 余个，会员增加到 40 多万人。

①1927 年 1 月，董必武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大力发展农民运动。3 月 4 日湖北省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代表 184 人，代表 41 县，81 万农会会员，陆沉主持大会。毛泽东、邓演达、林祖涵、徐谦、李维汉等被聘为大会名誉主席，毛泽东、董必武、邓演达、蔡以忱等相继发表演讲。大会通过了扩大反英、土地、地租、雇工、县政、工农联合、没收逆产、禁止烟赌、取缔高利贷、查办土豪劣绅等 35 个决议案，选举陆沉、邓演达、蔡以忱等 17 人为省农会执行委员，22 日大会闭幕。这次大会是湖北农民运动大发展的起点。4 月，农会会员发展到 100 万人，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武装。6 月，全省 69 个县中，有 54 个县，

380 个区，3852 个乡建立了农会组织，会员猛增到 2848239 人。②各地农会开展了打倒土豪劣绅，惩罚不法地主、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4 月 24 日，成立了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实施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逮捕、监禁和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不法地主和反革命分子。5 月 27 日，仅咸宁县一次就枪决了勾结夏斗寅匪军残杀农民的土豪劣绅周爱惠、王德真等 7 人。

江西的农民运动，到 1926 年 8 月，成立了 6 个县农协、28 个区农协、

128 个乡农协，有会员 6276 人。国民革命军入赣以后，为配合革命军行动，

农民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会会员发展到 5 万余人。11 月 19 日，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在南昌成立。为适应农运发展的需要，在赣东、赣西、赣南设立办事处。会员由 5 万增加到 30 余万，农会由 6 个县扩大到 54 个县。1927

年 2 月 20 日～28 日，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出席会议的

有 45 县的 140 名代表，郭沫若和方志敏分别做了政治报告和会务报告。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政治报告的决议，正式成立了省农民协会，选举方志敏等为省农协负责人。通过了对英经济绝交，惩办土豪劣绅，清除县政积弊，成立农民自卫军，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肃清匪患，严禁烟赌，保护妇女等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等 28 个重要决议案。大会以后，江西的农民运动有了更大的发展。

河南的农民运动始于 1925 年 8 月，它的特点是农运的发展与红枪会运动

密切结合。1926 年 4 月 28 日～30 日，信阳、许昌、荥阳等 19 县的 57 名农会会员代表开了省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省农协执委会组织大纲和农民自卫团组织大纲，选出省农会执委 7 人，发表成立宣言。到 5 月底，已有 4 个县、

32 个区、230 余乡正式成立了农会，会员 27 万人，其中农民自卫军约 10 万

人。并且还在 30 多个县开始了农运的组建工作。1927 年 3 月中旬，在武昌

中央农讲所召开了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 691 人，代表 45 县的 40 万武装农民。于树德、邓演达等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邓演达、李立三、周以栗等分别向大会作了讲话。5 月上旬，在信阳开办了河南省农民自卫军政治军事特别讲习所，仿效广州农讲所和黄埔军校，培训农会和农民自卫军的政治军事骨干，第一期学员 98 人。

到 1927 年 3 月底止，农民协会已遍及粤、湘、鄂、赣、豫、陕、皖、川、

闽、浙、苏、直、鲁、桂、热河、察哈尔、绥远等 17 省。6 月全国已有 230

多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会员达 1000 余万人。这年 3 月底，在武汉成立了全

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彭湃、方志敏、易礼容、邓演达等 13 人，被推为执行委员。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成立加强了对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

在此同时，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经过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等 1 个多

月的筹备，于 3 月 7 日开始上课。4 月 4 日，补行开学典礼。农讲所有来自

全国 17 个省区的学员 700 多人。担任专职和兼职教员的有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彭湃、方志敏、周以栗等共产党人和邓初民、陈克文、李汉俊等国民党左派和知名人士。农讲所在农运高潮中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农村大革命的兴起，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引起了一切反动势力的仇恨和反对。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围绕着农民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国民党右派、北伐军里的反动军官，联合起来，攻击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糟得很”。他们组织“白化党”、“保产党”、“左社”等反革命团体，和农民协会对抗；指使流氓、走狗组织伪农会，篡夺了村政权，发动反革命暴乱。1926 年下半年到 1927 年初，广东的广宁、东莞、电白、中山、花县、五华、三水、揭阳、曲江、淡水、潮阳、惠来、四会、仁化等县；湖南的宁乡、益阳、郴县、岳阳、桂阳、嘉禾、湘阴、安化、宜章各地；湖北的阳新、监利、麻城、黄梅等县，都发生了土豪劣绅纠集地主民团武装，勾结流氓土匪，捣毁农会和国民党党部，杀害干部和会员。如 1926 年 8、9 月间，广东花县民团总局局长江侠庵，纠集叛军陈炯明残部和流氓土匪 1000 余人，围攻田美、李溪、象山

等 10 多个乡农会，枪杀农会干部，抢走财物，焚烧民房，强奸妇女。1927 年初，湖南湘阴土豪陈伯纯，指使团防武装，摧残农民协会；安化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杀戮农民 300 多人。湖北阳新的地主恶霸，纠合流氓和土匪数百，

捆绑县农协、国民党县党部的执行委员 6 人，用煤油将他们活活烧死；次日，

复集土匪流氓 4000 余人，组织反革命暴乱，在全县农村大肆焚烧抢劫。地主阶级对农民运动的反扑，在河南、江西、广西等省也不断发生。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害怕起来，对农民运动表现了极大的动摇。他们叫喊农民运动“过火”，要求加以 “限制”，并以分裂统一战线相威胁。农民问题成了左右时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但不支持发展

起来的农民运动，而且站在地主、资产阶级一边，指责和压制农民运动。为了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支持正在兴起的农村大革命，毛泽

东于 1927 年 1、2 月间，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进行了 32 天的实际考察。3 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著作阐明了如下基本思想：（一）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和

党领导农民的极端重要性。“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这“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农民运动“好得很”，“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二）必须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毛泽东说：“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利的革命”。没有这个夺权的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的斗争，都决无胜利之可能，必须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武装是政权的支柱，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三）分析了农村各阶层，提出了党在农村阶级路线的基本思想。农村各阶层的经济状况的不同，因而对革命的态度也不一样。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在“乡村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贫农是农会的“中坚”，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是完成革命大业的“元勋”，他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没有贫农参加，就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四）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农民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惩处土豪劣绅，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罪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驳斥了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污蔑，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支持了当时正在高涨的农民运动，是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经典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