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炮轰南京事件和“宁案交涉”

北伐军进占上海、南京后，帝国主义列强制造了炮轰南京事件，对中国革命实行武力制裁。

炮轰南京是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行动。英国保守党内阁在失 B 掉汉口、九江租界后，为防止汉、浔事件在上海重演，为保护其在上海的经济权益，决定实行武力干涉中国革命的政策。这一侵略政策得到美日等帝国主义的认同。英国从 1 月下旬开始，陆续从本土和印度调遣两万军队开赴中国。美国政府也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命令亚洲舰队舰艇由马尼拉等地驶往上海。同一时间，日本政府也派遣十几艘军舰驶进长江，并抽调 1500 名海军陆战队增援

上海。到了 3 月初，英、美、日、法、意等列强军舰 90 余艘在黄浦江上虎视眈眈，游弋示威。3 月 7 日，北伐军攻打南京的战役还未打响，美国驻南京领事戴伟士和美舰“诺亚号”舰长史密斯就把他们共同制定的“南京防卫计划”推荐给英、日海军当局。这份计划成为尔后三国联合防卫南京的方案。该方案确定，当南京一旦成为中国南北两军作战的战场时，三国将联合行动，共同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保护侨民”。3 月 22 日，北伐军向南京城进攻。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美军舰已作好战斗部署。它们利用美孚石油公司总经理住宅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设置信号站，派信号兵进驻，随时将北伐军攻城的战况通报给英美军舰。同时命令军舰炮手将炮口瞄准预先测定好的界标，以便开炮时炮弹能准确地命中目标。帝国主义蓄意干涉中国革命已是剑拔弩张。

23 日夜至 24 日，以北伐军第六军和第二军为主力的江右军攻进南京城。帝国主义借口外侨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大肆进行武装干涉。美国领事戴伟士当即命令信号站向停泊在江面上的外国军舰发出炮击信号。从 24 日下午 3

时 30 分开始，英舰翡翠号、美舰诺亚号、普菜斯顿号一齐向南京城内预定的

目标轰击，长达 1 个多小时，发炮 100 多响。打死北伐军官兵、市民共 43

人，重伤 26 人，轻伤无数，许多居民因房舍被炸毁无家可归。南京人民蒙受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炮轰南京事件是帝国主义实行武装干涉中国人民革命的最严重事件，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也引起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广泛关注。全国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的暴行。上海各界 80 多个团体召开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组织反英大同盟，扩大反英斗争；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制止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决议。湖南省工、农、商、学各界一致行动起来，收回了被帝国主义把持的长沙基督教青年会、长沙和岳州海关，接管了亚细亚和美孚洋行。3 月 27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

《关于炮轰南京事件告全体男女工人、全体劳动者、劳动青年以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书》，指出：英美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因为中国革命最近的胜利威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炮火是反对整个民族革命战线的炮火”；号召世界劳动人民“最坚决地抗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采取一切措施全力支持伟大的中国革命”。①国际反帝大同盟执行委员会发表题为《帝国主义者反对中国独立运动之武装行为》的宣言，号召全世界工人

反抗压迫中国民众之国际行动，组织大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战争。炮轰南京事件后，围绕“宁案”善后处理，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

了一场以出卖中国革命成果，换取帝国主义支持的反革命交易。

南京事件发生后，对中国实行武力制裁的呼声一时间甚嚣尘上。25 日，英美日驻南京海军指挥官商定，共同要求南军最高长官前来舰上道歉，否则将再次炮轰城内军事设施。三国驻北京公使也一致认为应抓住所谓“南京暴行”的机会共同采取行动，把席卷长江以南的革命火焰扑灭下去。为了制造进一步武装干涉的借口，他们对南京事件大肆渲染，用所谓“义和团之祸重演”之类危言耸听的宣传，煽动反华。美国大使马慕瑞要求“海军当局应提供轰击江阴炮台的恰当理由”，他认为“除了封锁上海以南的中国港口，以对中国施加压力外，没有更有效的方式”①。

帝国主义炮轰南京的当晚，蒋介石已由安庆到达芜湖。他连夜派随从到日本驻芜湖领事馆向代理领事藤村表示：南京事件由他本人负责处理；希望日本出面调停。蒋还请人转告日本驻南京领事：他“决定亲自前往南京以解决事件”②。25 日中午，蒋介石乘楚同舰到达南京下关，在舰上召见了前来迎接的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下午 2 时，杨杰衔命前往南京日本领事馆会晤日本领事森冈正平。杨杰说，蒋总司令对这次事件感到遗憾，愿以诚意谈判解决善后；南京事件是军队内部部分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制造的。26 日，蒋介石兼程赶到上海，公开声明来沪目的是“办理一切善后”。当天，白祟禧向上海各国领事保证，国民党军队“无意进攻租界”，他表示“愿尽力维持秩序”。

蒋介石对南京事件的表态丝毫未对帝国主义表示谴责，完全丧失了一个中国人起码的民族自尊心和维护国家主权尊严的责任心，他那谄媚、卑躬的态度成为列强制定“宁案交涉”方案的依据。

日本外相币原根据驻华使馆发回的情报，作出了与南京事件真相相悖的判断。他断定“南京事件是一部分广东军队和一部分山东败兵所为，他们是由于受到广东过激分子的煽动，目的在于摧毁蒋介石”①。他估计中国“稳健派”与“过激派”的分裂即在眼前。币原“相信蒋介石乐意并且有能力维持秩序”，因此目前采取任何强硬手段，“只会有助于蒋介石的敌人”，“只会使广东的过激分子取得对广东政府和军队的控制权”②。他认为最有效的策略莫过于“怂蒋反共”，假蒋介石之手扑灭革命，“维持秩序”。

3 月 28 日，英美日三国公使在北京商定了《宁案通牒》草案，向武汉政府提出道歉、赔偿、严惩责任者和保证今后不发生同类事件四项条件。草案还附有如下内容：敦促蒋介石“限时”采取令人满意的行动，实施上列条件；否则列强将有权“采取良认为适当的措施”③。币原外相完全赞成《宁案通牒》草案提出的四项条件；但认为有关“限时”的措词，带有最后通牒的性质，不利于争取蒋介石，应予以删去。币原认为，目前“列强的最佳方案莫如通过中国人的手维持中国的秩序”①。应对蒋介石等“稳健分子”软硬兼施，给他以施展能力的机会。出于以上考虑，币原立即训令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要他在各国公使会议上提出建议，把“限时答复”的字样从抗议通牒上删去②。

月 30 日，蒋介石接见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对日本没有参与炮击南京事件表示感谢。他恭维说：这足以使人看出：“日本对华外交是与英美的压迫政策相分离而独立的，相信会有好的影响”。矢田也以关切的态度向蒋介

石透露了《宁案通牒》的四项条件，接着十分忧虑地说：当前英、美都在谋划对中国增兵，“实处在千钧一发的严重关头，可以说危机四伏，些微细故便会激成大事件”。他希望蒋对维持上海治安“负起全部责任”方可化险为夷。蒋介石当即表示，充分了解矢田的意思，“必当采取严厉制裁措施”③。31 日，蒋介石公开向报界宣布：关于南京事件“对外国人一定有相当满意的办法”；至于收回租界，“我不主张用武力及暴力出之”，“各友邦侨民可以放心”④。

月 1 日，矢田约见黄郛，传达了币原 3 月 30 日给他的《训令》，并请黄郛转告蒋介石。《训令》歪曲事实，以假乱真，诬称“南京暴行”是共产党分子、党代表和军官事先策划的排外行动，其目的在加速搞垮蒋介石；上海及其他地方也在策划这种阴谋。《训令》对列强炮轰南京的侵略行径进行辩护，说是列强因对国民革命军的前途感到绝望，难免采取共同防卫的手段。

《训令》责备蒋介石缺乏管束共产党跋扈的决心，并以威逼的口吻表示：对于蒋介石本人，当前究竟是取得国内外信赖，在收拾时局上获得成功，还是被内部阴谋所挟制而丧失时机，取决于蒋介石本人的决心。黄郛在听完矢田的传达后，立即表示：蒋介石本人的诚意“早已毋庸置疑”，一定慎重处理此事件。他认为“当前必须加紧解决的问题，一是尽快解决南京事件；二是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黄郛希望日本政府体谅蒋介石目前还必须和武汉政府维持隶属关系的处境，并建议“西方的正式抗议宜向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最好以半数军舰秘密集结于汉口，施以某种压力），而实际处理则由蒋负责”。他强调指出，如不采取这种方式，将“使蒋遭受猛烈攻击”。关于解除工人武装，黄郛认为“要特别注意方法。如果贸然行动，将会引起与军队的冲突，使总工会下达罢工的命令”，后来就难以收拾，“也使蒋介石遭到没有能力维持治安的责难”①。

4 月 2 日晚，蒋介石再次请黄郛会晤矢田，转达他对币原《训令》的态度。蒋表示他对训令充分理解；他已下决心对国民政府进行整肃，“目前正招集将领反复计议，俟准备完成后即付诸实行，四五天之内可见分晓”。“整肃问题，即与共产派分离问题解决后立即着手解决”南京事件。关于整肃问题，黄郛胸有成竹地对矢田说：“现在上海有中央执行委员五名，中央监察委员四名，以此可将总部从武汉派那边夺取过来，然后排斥共产党。而在进一步实施之前，首先要做的是解除工人武装”②。上述事实说明币原“怂蒋反共”的分化策略已初见成效，而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下，正加紧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

美国政府从它对华扩张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宁案”的处理采取了审慎的态度。4 月 2 日，美国国务院训令美驻华公使马慕瑞，应向蒋介石发出通牒，俾使“宁案”获得“完全满意之解决”；但“不希望该通牒含有最后通牒式的限定时期的措辞”。当日下午再次训令马慕瑞：可以由美英日法意五国向蒋介石和陈友仁分别提出无时限的“宁案通牒”。训令指出原草案四项条件不变，但有关时限的措辞可改成“同时通过我们的总领事通知蒋介石，如果他不能令人满意地表明他打算迅速答应这些条件，关系列强将不得不采取自认为适当的措施”。训令强调：“假如一定要实行制裁，那末美国政府将对不论采取那种制裁措施保留自己的意见”①。显然美国政府的意图是尽可能避免实行武力制裁。这时，币原外相正式向英美驻日大使表明了日本政府的态度，他郑重声明：如果采取强硬立场，可能使蒋介石垮台，而诱使蒋

介石主动迅速解决南京事件，“可以免得蒋介石和列强都落入共产党的圈套”

②。美、日两国政府的立场不谋而合。英国政府也就不再坚持武力制裁。就这样经过一番信使往还的磋商，三国在对华政策上取得了共识，决定用分化策略取代武力制裁。

4 月 11 日，英、美、日、法、意五国代表分别向武汉政府外交部长和蒋介石递交了不加时限的《宁案通牒》，同时声称：通牒所列有关“惩凶”、“制止一切形式的暴行和骚乱”等要求是针对某些“中外势力”而发①，公开鼓动反苏反共。蒋介石立即作出响应，在通牒发出不到 10 小时，便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武汉国民政府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生命安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炮轰南京事件发生后，外交部长陈友仁立即电令第六军军长程潜对外国兵舰开炮情形进行详查，以便据实提出抗议。3 月 31 日，陈友仁在汉口召见英美驻汉总领事，提交武汉政府的抗议书，郑重声明：“南京之骚扰事件，实为反动派及反革命派之所为”，“对于英美兵舰炮击户口繁多之南京之举，特提出严重之抗议”②。4 月 14 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分别答复五国对南京事件的通牒，严正表示：五国关于惩罚及道歉的要求，乃臆断国民革命军为有罪，国民政府断不能接受；屠杀友邦人民，及炮攻友邦城池，为万国公法及文明国通例所严禁，故国民政府主张将来国际调查委员会不独调查南京事件，而对“五卅”惨案、沙面惨案及万县惨案亦当一并调查；关于各国要求担保安全一项，国民政府认为最佳之保证是废除不平等条约③。

帝国主义在炮轰南京后所进行的“宁案”交涉的全过程，充分表现了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特点。当时斯大林就指出：“帝国主义者轰击南京并提出最后通牒是表明，他们在寻找民族资产阶级的援助来共同反对中国革命”④。帝国主义者施展圆滑的外交手段，实行分化策略，最终的目的是把蒋介石从革命阵营中拉出去，成为它们的同盟者，并假蒋介石之手把胜利在望的中国革命运动镇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