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宁汉合流的酝酿

6 月初，武汉政府北伐河南取得决定性胜利，第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分别电请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赴前方指导政治”。6 月 6 日，汪精卫偕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启程赴豫。汪精卫此行的目的是和冯玉祥会谈，争取冯玉祥支持其反共反蒋计划。如前所述，汪精卫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政治立场已经逐渐转向反共、反工农，但对公开反共还有所顾虑：首先，前方战事胜负未定“如果后方同志发生分共问题，则联合战线为之动摇，无异给张作霖一个绝好的机会”；其次，第四方面军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还要靠他们在前方与奉系军阀酣战，因此“不便提出分共问题”；①再次，北伐军主力均已开赴前线，两湖地区留守部队难以对付共产党。汪曾多次向唐生智建议：“鉴于战线太长，贵部留一小部分在漯河、信阳一带，公率大部，回镇武汉”。

②唐生智一向以军队为其安身立命之本，为了维持他本人在军中的权威，对部下的反叛采取明压暗抚的态度。他既担心部下纷纷投靠蒋介石，又担心因军队叛变，激起两湖人民暴动，而丧失他的地盘。因此唐生智也急切地希望结束战争，以解后方之燃眉之急。总之，汪、唐都“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③指望在和国民军会师后，让国民军沿陇海路东进，武汉军队顺长江东下讨蒋；同时，把河南事务交给冯去处理，武汉部队全部撤回，以便全力对付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于是，郑州、开封的克复，第二期北伐的胜利竟成了汪精卫集团蓄谋分裂统一战线，“清党”反共、叛变革命的契机。

8 日、9 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先后抵达郑州。郑州会议于 10 日召开。武汉方面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顾孟余、孙科、徐谦、唐生智、于树德、王法勤、邓演达、张发奎；国民军方面有冯玉祥、鹿钟麟、于右任、刘伯坚、刘骥；另外还有苏联顾问加伦以及两方军政人员熊哲民、何其巩、孙良诚、何键等间或参加过会议。

汪精卫集团为了达到拉住冯玉祥既反蒋又反共的双重目的，因此在会上摆出左右开弓的姿态：一面发泄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不满，攻击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他的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诬称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必须予以“严厉制裁”。一面又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断，大加谴责，声称：“蒋介石要把党和政府放在他的军权控制之下，这是我们所反对的”。①

在会上，冯玉祥对共同反蒋问题不作正面回答，一再表示：“希望今后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加强团结，齐心协力地完成革命大业”。②当邓演达问他对蒋介石的看法时，他说：“我只知打仗，不管其他”，有意回避。③冯玉祥对反共议论则产生共鸣。会上，徐谦在冯面前大放厥词，污蔑共产党“残暴”，鲍罗廷“专横”，武汉“秩序混乱”等等，鼓动冯玉祥出面驱逐鲍罗廷。何键专门捏造所谓革命军人受害的谣言来刺激冯玉祥。冯玉祥受了这一

番挑唆，“大为动容”，当即表示要立刻进行“清党”分共。

会议主要就党务、政治、军事问题进行了协商，并作出相应的决定。党务方面：决定取消西安、北京两个政治分会，另设立开封政治分会，由冯玉祥、于右任、徐谦、顾孟余、王法勤、于树德、鹿钟麟、薛笃弼、刘伯坚、郭春涛、杨明轩等 11 人组成，以冯为主席。聘请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分会顾问。开封政治分会主要负责指导豫、陕、甘三省党务。政治方面：决定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省政府委员会，以冯玉祥为河南省政府主席，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其后于不就任，由石敬亭代理），刘郁芬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军事方面：第一，第四方面军（包括第四、十一、三十六军）全部撤回武汉，以“巩固”后方；第二，取消河南地方武装靳云鹗的保卫军，交由冯玉祥改编；第三，承认冯玉祥在北伐成争中扩编的七个方面军，并任命孙良诚、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分别担任七个方面军的总指挥。

以上决定表明，汪精卫为了拉拢冯玉祥，慷慨地把豫、陕、甘三省党、政、军大权交冯掌握，以换取冯对武汉政府的支持。但当会议甫告结束，汪精卫等忽然接到朱培德的电报，“里面有许多不好的消息”①。于是，汪精卫一行于 11 日夜，背着冯玉祥匆匆南返，这又反映了汪、冯之间仍互存戒心，只不过是貌合神离罢了。

郑州会议虽然有头无尾草草收场，但汪精卫集团通过会议达到了联冯反共的目的。会后，唐生智班师回汉，执行镇压两湖工农运动和“制裁”共产党的反革命任务，这就为汪精卫集团日后发动反革命政变聚集了大量的武装力量。所以，郑州会议的召开实质上是汪精卫公开反共的信号，是他背叛革命的重要步骤。

紧接着郑州会议之后，6 月 20 日至 21 日，蒋介石约请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

蒋介石选择这个时刻和冯玉祥会晤，是为形势所迫。在武汉部队攻克郑、汴的同时，南京部队也于 6 月 2 日占领了蚌埠、徐州。宁、汉双方的军事主力都在反奉的名义下集给于陇海线上。南京方面要想继续前进，直捣幽燕，必须克服来自奉系军阀和武汉方面的障碍。张作霖在失去郑、汴、徐三大战略要地后，亟谋作最后挣扎，匆忙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组成了安国军政府，从而取得了调遣各路军阀部队的权力；加紧重整旗鼓，急调东三省部队入关，以全力对付国民革命军。加上郑州会议后，武汉部队加紧进行东征部署，对南京构成严重威胁。蒋介石推测武汉“以豫交冯，而以全力巩固两湖，其后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也”①。他担心一旦武汉部队顺江东下，南京必然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如何走出困境，蒋介石把目光投向了冯玉祥。因为冯的国民军在进入河南后，经过扩编，力量大增，在宁汉之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能争取冯的支持，实现蒋、冯合作，北可以合力对付奉军，继续北伐；南可以牵制武汉，甚至吞并武汉。

冯玉祥从自身地位和国民军的前途考虑，也希望得到蒋介石的支持。郑州会议后，冯玉祥的国民军已扩充为十个方面军，号称 50 万，是几个集团军中人数最多的部队。要维持如此庞大军队的给养，单靠武汉政府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南京政府。再从国民军所处的战略地位来看，国民军“虽得有豫省，然其身处四战之地，顽敌当前（奉鲁军阀），且心腹之患，处处皆是”，深感“种种掣肘之苦”。在这种形势下，“如宁汉一旦开战，奉军必卷土重来，

他首当其冲，孤立无援，力量不足，势非失败不可”②。有鉴于此，冯玉祥认为只有宁汉合作，一致北伐，才有可能打跨奉鲁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国民军也就有可能在河南立足。郑州会议一结束，武汉部队撤走，部署东征战事，宁汉之战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冯玉祥更感到必须立即同蒋会谈，解决宁汉争端，共商北伐大计。

为使徐州会议达到联冯制汉的目的，蒋介石在会前作了周密的安排。他了解到冯军给养困窘和冯本人力主调和宁汉纷争，以贯彻北伐初衷的迫切愿望，从而认定“大力接济”和“继续北伐”是争取冯玉祥的两个关键问题。在会议的规格上，蒋决定以最高会议的形式举行，以表示对冯玉祥的尊重。19 日，冯玉祥率卫队抵达徐州。蒋介石偕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迎于徐州以西的黄口车站。当晚，蒋在徐州东门大街花园饭店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为冯洗尘。蒋向冯当面许诺，自 7 月份起，由南京政府按月拨给冯军军

饷 250 万元。另外还馈赠 50 万元犒赏冯军。蒋介石的慷慨支援，使处于困境中的冯玉祥感激不已。冯当众表示：“本人当唯蒋总司令马首是瞻”①。

徐州会议议程共八项：（一）党之问题；（二）目前政治建设问题；（三）对于共产党之办法；（四）继续北伐问题；（五）武汉政府问题；（六）政治部改良问题；（七）国民会议筹备问题；（八）军事问题②。除第六、七两项未及讨论外，其余六项都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会议的中心是北伐和所谓“清党”。关于北伐，蒋介石希望冯玉祥与他合作，先对武汉用兵，清除内部之忧，再移师北伐。但冯玉祥认为当前国民革命的真正敌人是奉鲁军阀；汉宁之间的冲突是内部问题，不宜诉诸武力；况且武汉已经开始“分共”，宁汉之间也就不再存何分歧，如果此时“国民党自相残杀，殊无谓也”①，势必给敌人造成反攻的机会，北伐大业有功败垂成的危险。他表示自己愿对宁汉双方负调停之责。关于继续北伐，冯玉祥提出两项主张：（一）“联晋制奉”。他认为“晋阎实力不能敌奉，现闻奉方三路攻晋，晋必不支，宜援助百川，以牵制奉张”；（二）“消除内部隔阂”。他认为“目前军事胜利，宁汉双方，宜集中势力，乘胜北伐，使敌不得休息”②。要求“武汉军队仍须回至河南，加入前线，共同一致完成国民革命”。③蒋介石同意冯的主张，并制定了联合作战的具体方略。

关于“清党”，蒋、冯之间没有分歧。冯玉祥声称，党必须统一，“不许武汉党部存在，武汉方面的忠实同志，希望他们速来南京和我们合作奋斗，不要被人利用”。④会议作出决定，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由冯先发一电向武汉提出警告。蒋介石要求冯玉祥在国民军中及其辖区实行“清党”；冯表示回去后即着手进行。

21 日，蒋冯在会议结束后发表联合宣言，他们自称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宣称“誓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并发誓：为了“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凡百诱惑，在所不顾，凡百艰险，在所不避，凡百牺牲，在所不惮”。⑤实际上，他们已经践踏了革命的三民主义，玷污了孙中山举起的国民革命旗帜。

徐州会议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一次带有决策性的反革命会议。事后，蒋介石曾说：“吾们党国最重要的就是徐州会议，吾党之成败，吾国之存亡有关于此”。①他认为这次会议对其“党国”的存亡、成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1 日，冯玉祥致电武汉政府，攻击共产党是“冒国民革命之名”， “布全国恐怖之毒”，搞得“社会根本动摇，四民无一安宁”；要共产党“暂时退出国民革命之联合战线，停止农工运动之阶级斗争”；要求武汉汪精卫

集团“速决大计，早日实行”“清党”，“分共”。②当时《国闻周报》就评论说，这篇电文措辞强硬，无疑是“蒋冯的哀地美敦书”，限令武汉立即实行分共。就这样，冯玉祥用共同“清党”这条线，把蒋介石汪精卫联在一起，进行宁汉合流的酝酿，从而加速了汪精卫集团公开反共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