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郭松龄倒戈反奉和国奉战争

正当“首都革命”酝酿之际，11 月 23 日，奉军将领郭松龄在滦州发出了反奉的通电。郭松龄倒戈反奉是与全国的形势密切相关联的。

“五卅”运动以后，奉军再度南下，进驻上海，镇压上海群众革命运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迅速兴起。奉系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继续向南扩张势力，随后又取得了江苏、安徽两省地盘。奉系在东南的扩张，使浙江孙传芳受到很大威胁。孙于是积极联络反奉势力以对抗。他一面派员与冯玉祥、岳维峻联络，达成共同对付奉系的协议；一面与江苏、安徽地方部队陈调元、王普等联络，从苏皖内部进行分化活动。并派代表去岳州敦请吴佩孚出山领导对奉战争。10 月间，孙传芳准备就绪后即准备向上海、南京奉军发动进攻。

这时，奉军从北至南形成了一长蛇阵，有被国民军拦腰截击的危险。为了缩短战线，保全实力，决定退出苏皖。10 月 14 日，奉军从上海撤退。15 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奉，浙奉战争爆发。16 日，孙军占领上海。苏皖地方部队皆起而讨奉，奉军被迫迅速北撤。20 日，孙传芳到南京，派部队追击奉军。23 日，占领蚌埠，奉军退往徐州。

在孙传芳、萧耀南等敦促下，吴佩孚于 10 月 21 日到武昌，随即在汉口成立川黔桂粤湘浙闽苏皖赣鄂豫晋陕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吴佩孚所最痛恨的是冯玉祥，对讨奉并不热心，但借讨奉之机东山再起。张作霖见到长江流域各省形成了反奉联合战线，又受到国民军截击的威胁，于是转而改变压迫国民军的态度，以缓和与国民军的矛盾。而冯玉祥看到吴佩孚东山再起，就对奉军暂不采取行动，以观时局的发展。

11 月 8 日，孙传芳军占领徐州。至此，孙不再北进，而由国民二军和国民三军进攻山东和直隶。国民军一路由兰封进攻鲁西，一路经徐州进攻鲁南。前一路进展顺利，11 月底，前锋进至济南城外。后一路则未积极进攻，因此路主力为吴佩孚旧部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三个师，此时吴佩孚已与张宗昌勾结起来一同对付国民军，故令此三师按兵不动。于是张宗昌得以集中兵

力对付进攻鲁西的国民军，使国民军在山东的进攻受阻。至于对直隶的进攻，则由于奉系同意让出保定、大名，国民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了保定、大名。

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高涨和奉军节节败退的形势下，奉系内部起了分化，发生了郭松龄倒戈反奉的重大事件。

郭松龄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1916 年毕业于陆军大学。任奉天讲武堂教官时，受到在讲武堂学习的张学良的敬重。1920 年张学良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荐郭任该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从此郭辅佐张学良练兵打仗，深得张学良信任，也渐为张作霖赏识，成为奉军的重要将领。这时奉军中派系分立，以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的士官派与以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的郭松龄、李景林为领袖的大学派互相倾轧。郭松龄既得张作霖不断提拔，即遭到杨宇霆等人的妒嫉，幸赖张学良的庇护得免于被排挤出奉军。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曾拟以郭松龄为安徽督办，为杨宇霆所阻，改由姜登选督皖。同时以杨宇霆督苏，张宗昌督鲁，李景林督直，杨等皆有一省之地盘，而战功卓著之郭松龄一无所得。郭与士官派的矛盾更深。这时全国反奉运动日益高涨，在其影响下，郭松龄对张作霖、杨宇霆穷兵黩武，祸国殃民的行径深感不满。李大钊看到郭有从奉系分化出来的可能，亲自作郭的工作，并派共产党员任国桢、国民党员钱公来、朱霁青到奉天，策动郭倒戈反奉。

1925 年 10 月，郭松龄代表奉军到日本参观日军秋操时，得知张作霖将派代表来日签订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换取日本供给大量军火以进攻国民军的密约。郭对此十分义愤，当即将此情况告知代表国民军来日参观的韩复榘，并表示坚决反对张作霖的卖国勾当，决不昧着良心服从张的乱命，张若打国民军，他就打张。韩回国后将以上情况报告了冯玉祥。

郭松龄回国后即受命代表张学良编组奉军第三方面军。该方面军下辖第八、九、十军。郭任第十军军长，并亲自挑选三个军的高级军官，从而掌握了第三方面军的实权。郭上书张作霖力陈内战之害，建议停战撤兵，遭到拒绝。他于是在天津积极向部将宣传反对奉军打内战的思想，进行反奉战争的准备。

11 月 19 日，郭松龄派亲信赴包头与冯玉祥商谈联合反奉问题。经过协商签订了反奉密约。其主要内容是：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开发边疆，保存国土。双方约定不得为争夺权利向内地各省发动战争，不得订立卖国条约和向外国借款；不得引用外国兵力残杀本国同胞，否则本约无效。密约中还具体规定冯玉祥赞助郭改造东三省政府，开发东三省，经营东部内外蒙古，并牵制反对方面。郭松龄赞助冯开发西北，必要时以实力相助。为了拉李景林共同反奉，密约还规定：直隶、热河均归李治理；保定、大名和京汉线冯军可随意驻扎，但直隶全部收入均归李景林；冯军可自由出入天津海口等项。①

李景林系直隶人，在奉军中一向受到猜疑，因而对张作霖有不满。同时，李军驻天津附近，如不与郭合作，势必首先受到郭的攻击，因此经郭和冯之代表与之会商，李同意合作，但以其母尚在沈阳，恐被杀害，不能举兵响应，只在暗中相助。这样就形成了反奉三角同盟。

月 22 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回沈阳一行。郭认定其暗中的活动已被察觉，当即决定立即行动。同日深夜，郭松龄发出三电：要求张作霖下野，推张学良继承大任；宣布杨宇霆罪行，要求杨即日去职；声言国内应即

日停止军事行动。①23 日，郭至滦州召开军事会议，宣布班师出关，主和罢兵的通电，与会者大都赞同郭的主张，但也有军官 30 余人不愿附和。郭将他们押送天津交李景林看管起来。这时，姜登选途经滦州返奉，当即被郭扣留，姜反对起事，随即被枪杀。

郭将所部 7 万人分编为 4 个军，以张学良的名义号令全军，向关外进发。张作霖得知郭起兵后，一面免去杨宇霆职务，一面电劝郭不要意气用事。旋又派张学良乘军舰去秦皇岛邀郭面谈，遭郭拒绝。冯玉祥在郭起兵后，于 25 日发出通电谴责奉军争城夺地，横征暴敛，摧残群众运动的暴行；斥责张作霖有帝王思想，愚昧无知，应及时引退。同时，冯派兵进驻丰台；集结部队于多伦，并向热河进军，声援郭军。李景林也发出通电，重申主和罢兵的主张，指责张作霖好争喜战，但言词委婉，为自己留下了退路。

郭军向关外进兵顺利。26 日占领秦皇岛，27 日攻占山海关，29 日进驻绥中。奉军向锦州败退。30 日张作霖发表讨伐郭松龄宣言。同时令奉军在连山至塔山一带布防，阻击郭军。同日，郭松龄发出通电，改称所部为东北国民军，不再用张学良的名义号令全军，以示与奉系彻底决裂。

月 5 日，郭军全线发动总攻击，取得连山战役的胜利。6 日占领锦州，

8 日占领沟帮子，沈阳震动，文武官员纷纷逃往日本附属地躲避。张作霖自己也准备下野，逃往大连。

日本帝国主义在郭起兵时，表面上声称“严守中立”，实际上是积极干预。11 月 27 日，日本关东军派代表与郭会谈，要求郭保持日本在东北的利益，与张作霖妥协。郭表示没有与张和平解决的可能，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为了不给日本以干涉的借口，12 月 1 日，郭松龄致电日使声明：尊重两国条约上之权利，保护日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时提出起兵之后，各省政府和张作霖与外人所订新约概不承认为有效。郭军占领锦州后，关东军为拉拢郭又派代表向郭提出：如郭应允割让金州、复州、海城、盖平（即辽东半岛），日本可援助郭军，被郭拒绝。

与此同时，日本趁张作霖危急之时，诱迫张作霖签订卖国条约。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参谋长斋藤等与张谈判。这时张作霖将保住其地位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上，不惜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密约的主要内容是：“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之权利”；“间岛地区行政权的移让”；“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门江以东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洮昌道所属各县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①。日本则助张反郭。12 月 8 日，日本内阁决定令关东军司令官“速施警告，将驻屯军作适当配署”②。15 日，关东军提出：“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及由该路终点起二十华里以内”，“禁止两军直接战斗动作”及“军事行动”①。“警告”虽分送郭、张两军，实际上是为了阻止郭军前进。与此同时，日本增兵东北，支持张作霖。12 月 9 日，日军第十师团司令部由辽阳移驻沈阳，同时将该师团部分步兵、炮兵和骑兵调入沈阳。15 日，日内阁决定增兵满州，从朝鲜及日本国内调派部队组成“满州派遣队”开往沈阳。日本还给张作霖提供贷款、军火和情报。

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助张，十分愤怒。12 月 18 日，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和上海总工会分别发表宣言和通电，反对日本参加中国内战，侵犯我国主权。20 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名发表《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民众》书，号召“全中国人，任何阶级的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参加这次反奉

反日的运动，以保全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民族自由”②。同日，东三省公民团和东京留学生分别向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书和要求日本撤兵。26 日，南京、上海群众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31 日，北京各团体召开国民反日进兵大会和示威游行。此外，天津、杭州、武汉、长沙、广州、福州等地群众也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抗议日本出兵。

郭军占领沟帮子后，沿京奉铁路继续向沈阳逼近，同时以一支部队从营口侧击沈阳。但当郭军拟渡河开进营口时，遭到日军阻拦，未能实现两面夹击奉军的计划，失去了有利时机。这时，郭军因铁路、桥梁已被奉军破坏，加以天气严寒，进军转慢，21 日才到达新民，隔巨流河与奉军对峙。

张作霖由于日本的支援，获得了喘息时间，得以搜集兵力，重整部队，并利用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从吉林、黑龙江迅速调来援军投入战斗。奉军采取“中央坚守，两翼出击”的作战计划，沿巨流河构筑工事，准备与郭军决战。日本派军事顾问为奉军布置炮兵阵地，并率领日本炮兵操纵重炮助奉军作战。而郭军在天寒衣薄的条件下，长途行军作战，官兵疲劳，伤病员多而无法补充兵员，已感参加作战的兵力不足，加以奉军宣传“吃张家饭，不打张家人”，使士气受到影响。

12 月 22 日，郭军发起总攻击。23 日占领大民屯，对兴隆店奉军司令部形成包抄之势。但这时郭军左右两翼受到奉军猛烈攻击。奉军从右翼进占新民北高台子，截断郭军后路，同时从左翼进占柳河沟，袭击白旗堡，焚毁郭军粮秣弹械，使郭军后方一片混乱。奉军还与日军联合出动飞机轰炸郭军阵地。奉军两翼得手后，中路乘胜反攻，使郭军陷入包围中。郭军虽再三冲杀，终于大败。24 日，郭松龄夫妇向营口方向逃走，途中被奉军逮捕，次日被杀害。

郭松龄兵败垂成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正如《向导》所指出的：“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①日本的干涉使郭军不能形成对奉军的夹击之势，失去了进攻的有利时机；使奉军得以集中兵力于正面，又有了喘息时间调来援军。此外，李景林背盟倒向张作霖；冯玉祥援助不力；郭松龄未重视政治方面的斗争，又不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以及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等等，也都是郭松龄失败的因素。

东北国民军反奉战争是在北方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和人民反奉运动的推动下发生的。它以反对奉系军阀的内战政策和卖国政策为旗帜，具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倾向，不能把它简单地视为军阀之间的混战，它实际上是当时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一部分。这次反奉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奉系军阀，使其在军事上的损失超过了两次入关作战的损失；同时也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进一步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从而推动了全国人民反日反奉运动的发展。

当东北国民军与奉军激战时，原来与郭松龄、冯玉祥联合反奉的奉系李景林忽与国民军在关内打起来了，是为国奉战争。

李景林参加反奉同盟的目的在保有直隶地盘并进而取得热河为其势力范围。而国民军第二、三军占领保定、大名之后，有继续北进夺取直隶的趋势。11 月 30 日，奉系热河都统阚朝玺率部退出热河增援锦州，冯玉样即派宋哲元率部开赴承德，占领了热河。李景林因此对国民军极为不满。12 月 2 日，国民军一军沿京津线开到落垡，要求假道出兵援助郭松龄。李景林不许国民军通过，宣布保境安民，并将郭松龄交他看管的奉系军官全部释放。国民军

不听阻止继续前进，李景林遂于 12 月 4 日发出通电宣布讨伐冯玉祥。国奉战争于是爆发。

国民军分南北两路进攻李景林军。南路以邓宝姗、徐永昌为正副司令，由保定进攻津浦路上的马厂。经反复争夺，于 12 月 11 日攻克马厂。北路以张之江、郑金声为正副司令，由落垡进攻杨村。12 月 9 日发起攻击，次日占领杨村，并乘前进，三面包围北仓。李景林全力组织反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伤亡重大。李景林军一度夺回了杨村、落垡和马厂。冯玉祥从北京、热河等地调来增援部队于 20 日发起总攻击。22 日，北路攻克北仓，南路攻克马厂。前此，驻滦州的国民军唐之道师已于 14 日进占塘法，19 日占领新河，从东面迫近天津。天津于是处于国民军包围之中。李景林亲往前线督战也稳不住阵脚，部队向市内溃退。24 日，李景林被迫放弃天津，所部向沧州、德州撤退。李本人乘轮经大连至青岛转赴济南与张宗昌会合，组织直鲁联军。国民军各部于 24 日会师天津，受到天津市民的欢迎。

国民军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后，段祺瑞政府先后任命宋哲元为热河都统，孙岳为直隶督办兼省长，李纪才为山东查办使。至此，国民军除原来控制的北京及其附近各县、河南、陕西、甘肃及绥远、察哈尔两特别区外，进而控制了直隶省、热河特别区及山东的一部分。这时是国民军成立以来势力最盛的时候，但这个时期很短促，不久直奉军阀联合起来进攻国民军，形势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反奉斗争的全局看来，进行这场战争是失策的。战前李景林已开始动摇，有从奉系中分化出来处于中立状态的趋向。国民军谋取直隶、热河地盘而引起这场战争，把李景林重新推回张作霖一边。这就使郭松龄不仅得不到李的支援，反而不得不防备李从其后面进攻；同时也使国民军不仅不能援助郭松龄，自己的实力也受到较大的损失。这场战争虽然胜利了，但从全局看是得不偿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