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北京政变和国民军的成立

一、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

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胜奉败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单独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随之占了优势。在它们的支持下， 曹锟、吴佩孚实行“武力统一”政策，并于 1923 年 10 月贿选曹锟为总统。全国人民反对直系军阀暴政的斗争日益高涨。战败的奉系军阀退回关外后，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宣布独立，重整军备，扩张实力，并多方联络各派反直势力，准备共同倒直。在反直的相同目标下，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反直三角同盟逐渐形成。直系谋求拆散反直三角同盟未成，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除以重兵防备奉军入关外，调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入闽，图与陈炯明勾结进犯广东，同时联合苏、闽、赣、皖直系势力包围浙江皖系卢永祥。直系与反直系势力矛盾的进一步发展，终于爆发了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

浙江卢永祥控制着江苏境内的上海。江苏直系军阀齐燮元早就想将上海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924 年春，卢永祥收编了在福建被孙传芳击败退入浙江的臧致平、杨化昭两部。齐燮元对卢永祥更感不满，于是与赣、闽、皖三省军阀联合逼迫卢解散臧、杨两部，并电请曹锟下令讨伐卢永祥。9 月 3 日， 江浙战争（齐卢战争）爆发。卢永祥的实力远不及苏、闽、皖、赣的联合力量，且处于三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卢在开战之初虽进展顺利， 但旋即陷于被动。16 日，孙传芳攻占江山，杭州震动，卢将浙沪联军总司令部移住龙华，将兵力集中于松江、上海一线继续作战。但在齐、孙军联合进攻下，10 月初，松江等地失守。10 月 13 日，卢永祥通电下野，逃往日本。至此，江浙战争结束。孙传芳被任为浙督兼闽浙巡阅使，夏超为浙江省长。

江浙战争引发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直奉战争。9 月 4 日，张作霖即通电响应卢永祥，并将奉军 17 万人编为 6 个军，于 15 日分别向山海关和热河出动。曹锟乃于 17 日下令讨伐张作霖，并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18 日， 吴佩孚命令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分任第一、二、三军总司令，分向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三路迎敌，同时以曹瑛、胡景翼等分任 10 路援军司令。

直军共有兵力约 25 万人。

1. 月 15 日，奉军袭击热河朝阳。17 日，两军主力在山海关一线开战，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在热河前线，22 日，奉军已占领开鲁、朝阳、凌源、平泉等地，10 月 7 日，又攻克赤峰。在山海关方面，直军守备较强，10 月 6 日，奉军始克九门口，进至石门寨。两军在山海关和石门寨激战，伤亡均甚重，直军已开始出现颓势。12 日，吴佩孚亲赴山海关督战，企图扭转局势。但这时奉军已与直军第三军军长冯玉祥达成共同推翻曹吴的协议，热河方面奉军转而南下冷口，给山海关直军以很大威胁。10 月 22 日，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更给直军以沉重打击。吴佩孚不得不于 10 月 26 日率少数部队回救北京。山海关前线直军因冯部倒戈，主帅离去而军心动摇。奉军乘机全线出击，将直军主力部队包围。除少数将领逃回天津外，直军官兵全部被俘。

吴佩孚回到天津后，将所率部队集中于北仓、杨村一带，准备进攻北京， 同时向苏、浙、鄂、豫等省直系军阀求援。然而，在段祺瑞授意下，山东郑士琦和山西阎锡山均宣布中立，并分别出兵沧州和石家庄，截断津浦、京汉两线交通，使南方直军无法北上增援。11 月 2 日，冯玉祥部攻占杨村和北仓，

吴佩孚退至军粮城。这时奉军已进至唐山、芦台附近，吴佩孚在东西两面受敌的形势下，被迫于 11 月 3 日率残部登舰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至此结束。

直系在这次战争中失败是因为：一方面它为巩固其反动统治而对内镇压工人运动，进行贿选，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对外承认帝国主义对临城案的要求，媚外辱国，从而使它与全国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成为人民最主要的敌人。这就促进了反直各派的联合，使它在政治上军事上陷于孤立，遭到反直势力的共同打击。同时其倒行逆施也加深了其财政危机，使其军费困难， 装备不得更新，军饷和军需物资不足。另一方面，是其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使它分崩离析。曹锟上台前，原有洛（阳）、保（定）派之分，曹上台后， 又有津、保派争夺内阁总理职位之争，使政局不稳。同时，吴佩孚与王承斌、齐燮元、冯玉祥等争夺兵权和地盘的矛盾斗争也削弱了自身的力量。特别是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在内部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并在这次战争中倒戈，给了吴佩孚致命的一击。

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都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直系与反直系的军阀战争。奉系的胜利，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在争霸中国的斗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生的震动全国的北京政变，是由来已久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与吴佩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冯的部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战后被任命为河南督军。吴佩孚长期驻洛阳， 一向视河南为其根据地，要求冯在河南督署安置其亲信，并为他筹饷，遭冯拒绝。吴为削弱冯的兵力，企图将冯部李鸣钟旅扩编成师，留驻保定，以脱离冯的管辖，也因冯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冯为加强自己的实力，成立了五个补充团，吴屡电制止，冯均置之不理。吴冯争夺地盘和兵权的矛盾已很尖锐， 吴为压制冯，在冯任职不到半年即促使北京政府调冯为陆军检阅使，移驻北京，使冯失去河南地盘。冯被迫北调，吴还令冯将五个补充团留下，冯不顾吴的阻拦，仍将其部队全部运到北京。冯部北调时，吴原应允每月由河南协助军饷 20 万元。但冯部到京后，吴不履行诺言，加以北京政府不能按时拨给冯军费，使冯部处境十分困难。冯吴之间的矛盾成了直系内部诸多矛盾中最为突出的。冯认为一旦直奉之间爆发战争，直胜则他受吴的压迫将更甚。这是冯倒戈反直，发动北京政变的基本原因。

冯玉祥原非曹吴的嫡系，其某些政治军事行动表现他具有一定的朴素的爱国思想。如 1918 年 2 月，他两次发出通电主张对南方停战，和平解决，因此受到孙中山的称赞。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支持其驻地常德学生的反日斗争。1923 年他发出通电支持根据条约收回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的主张。他的这种思想基础使他能够接受孙中山和广东革命势力的影响。1920 年秋以后他与孙中山之间常有信使往返。1923 年冯收到孙中山赠的亲笔写的

《建国大纲》。同年孙还派人转达了对冯的殷切期望。加以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潮流的推动，使冯开始倾向广东革命势力。这也是冯发动北京政变的一个原因。

冯吴之间既存在尖锐的矛盾，反直势力就得以利用这个矛盾进行分化直系的活动。在孙中山争取冯转向革命的同时，段祺瑞、张作霖也拉拢冯以对付吴佩孚。而冯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也需要得到段、张的支持。冯的军费困难， 段即利用张作霖提供的经费，接济冯军饷。①张并一再派人到京与冯联络。段、张的拉拢和支持，使冯敢于反戈倒直。

江浙战争爆发后，9 月 10 日，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孙岳来京访冯。冯向孙表露了反吴的意向，孙表示全力相助。又经孙与驻彰德（今安阳）的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接洽，胡也同意合作，于是在直系内部也形成了反直三角同盟。这就加强了冯倒戈反吴的信心。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奉令出师时即预为回师发动政变作了准备。他建议曹锟调孙岳部来京加强京畿防卫。曹即任孙为北京警备副司令。冯留一营兵驻城内原司令部，派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以搜集、传递情报；将召募的新兵万人编为三个旅留驻南苑等地。这样就在城内外都安置了回师的接应部队。他还采取措施延缓其部队的行动，而且在部队到达古北口后即以筹措给养为名暂时停留下来，使其部队大都没有远离北京，便于迅速回师。

冯到古北口后，段祺瑞通过黄郛敦促冯倒吴，同时派其亲信与冯联系， 双方达成了推倒曹吴的协议。张作霖也派人来见冯，双方也达成了协议。奉方同意事成之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和奉军不入关两个条件。冯则同意热河方面暂缓行动，以便奉军调兵加强山海关战线的主攻力量。

当直军山海关战线危急，吴佩孚将驻长辛店一带的第三师调往前方时， 冯认为回师时机已至，遂于 10 月 19 日在滦平召集高级将领举行紧急会议， 正式宣布班师回京，推翻曹吴。

1. 月 21 日，鹿钟麟派一营先头部队回京秘密作侦察等工作，其他部队

随即以急行军速度回师北京。先头部队到京后于 22 日夜截断电报、电话，包

围总统府，并与孙岳的守城部队取得联系。鹿钟麟率部队于 22 日午夜抵安定门时，守军即大开城门迎接入城。鹿由北向南，分派部队守卫各要地，迅速将全城占领，同时缴了曹锟卫队的枪械，将曹锟监禁起来。回师部队布置周密，行动机密迅速，未费一枪一弹即实现了控制北京全城和囚禁曹锟的计划。23 日晨，北京市民看到佩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臂章的士兵遍布市内交通要道，才知道昨夜发生了重大事变。

这次政变顺利实现原定计划，在客观上是由于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全国人民反直系斗争正在高涨；反直势力结成了联合战线，而直系内部则矛盾重重，曹吴处境孤立，形势对直系很不利。在主观上则是由于冯玉祥等作了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又在直奉大战方酣时，把握住了直军前线出现颓势，吴佩孚倾全力以图挽回，北京城防空虚的最有利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