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衣工三大政策的逐步形成

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之后，孙中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民主革命斗争。十年间，他进行了讨袁、护法两大革命运动，经受了严重挫折。这期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有了重大发展，逐渐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展，有其内在因素和客观条件：

孙中山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救中国，他义无反顾地穷毕生之力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这是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晚年获得重大发展的内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的指引，五四反帝爱国群众运动的启发，共产党人主动热情的帮助和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给他的无情打击则是促使他的革命思想向前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客观条件。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四天，（11 月 10 日）上海《民国日报》就首先报道了这个重大的消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公布的一系列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法令，特别是 1917 年 12 月 3 日公布的《告俄国和东方全体国民劳动者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政府与东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与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瓜分东方各国的条约，引起了孙中山的重视。在 1918

年 1 月间的一次宴会上，孙中山曾经提出要着重在西北地区发展革命力量的主张，他认为：“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

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对苏俄政府的信任和期待。同年夏，孙中山又千方百计以重金托人在美洲发电报给苏俄政府，热烈祝贺十月革命胜利。电文写道：“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②这表明，孙中山早有联俄的意图。

当苏俄政府于 1919 年 7 月 25 日和 1920 年 9 月 27 日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声明放弃沙俄时代从中国掠夺的一切特权，废除沙俄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时候，孙中山正因护法失败蛰居上海。苏俄政府的声明，又一次使他受到鼓舞。后来他致电列宁说：苏俄政府的声明“使我国人民充满了希望。中国人民愿将俄国视为友邦，从此，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取

得民族解放也就有了指望。”③1920 年秋，孙中山会见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金斯基，详细询问了苏俄革命的情况，表示要把中国南方的斗争与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为此，他希望同苏俄建立经常的电讯联系，只是由于技术上的困难，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1921 年 6 月 14 日，孙中山收到了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来信，这是孙中山收到苏俄政府的第一封信。在回信中，孙中山着重谈的是学习苏俄革命经验的问题，他写道：“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

能告诉我们一切。”①这封信，生动地反映出孙中山学习俄国革命经验的迫切要求。

孙中山深感遗憾地指出：“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②为使中国革命早日成功，他迫切要求了解和学习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以便把中国革命引上胜利的道路。

就在孙中山对十月革命经验发生浓厚兴趣的时刻，1919 年 5 月 4 日中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彻底揭露和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政府媚外卖国的罪行，否定了帝国主义操纵巴黎和会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决定。孙中山热情支持爱国群众的斗争。

他在上海多次接见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他应邀出席爱国学生的集会并发表演说。当南北军阀政府无理逮捕爱国学生的时候，孙中山立即发电报谴责军阀政府，营救被捕学生。

在爱国群众运动浪潮推动下，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也在发展。

他认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搬掉“旧官僚、军阀和政客三种陈土”。并发出了“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③的号召。

孙中山对五四爱国运动给予很高评价，指出：“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④。

可以说，孙中山是在五四运动的怒潮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看到了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的巨大力量。在此期间他给海外国民党员写信表示，“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①。可见，五四运动既给孙中山以深刻的启示，又推动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展。

孙中山晚年革命思想的发展，还得力于共产党人的热情帮助。1920 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之后，共产国际随即派遣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前来中国。1921 年 12 月马林通过国民党北方支部长张继的介绍，前往桂林访问了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党员张太雷以翻译的身份同行。双方进行了几次详细的会谈。马林应邀向国民党在桂林的军官作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张太雷也作了关于青年工作的介绍。会谈中，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等建议。

这次会见收到积极的效果。会见马林之后，孙中山在给廖仲恺的电报中说，他过去认为“俄国经济状况，尚未具备实行共产的条件，故初闻苏俄实

行共产，甚为诧异。今与马林谈，始知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我们的实业计划相差无几，至为欣慰”②。他催促廖仲恺快些办理联俄的事，并准备派一个最好的同志到苏俄去加强同俄国的联系。

但孙中山认为，要同苏俄建立正式的公开的联盟，时机尚未成熟。他准备待北伐胜利之后才同俄国公开建立联盟。

次年陈炯明的叛变促使他加快了联俄的步伐。陈炯明于 1909 年参加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海外。后回国参加护法斗争，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被委为援闽粤军总司令。1921 年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护法政府时，陈炯明除继续担任粤军总司令外，又兼任政府陆军部长、内政部长和广东省长等要职。随着权力的增加，陈炯明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他企图独霸广东，拥兵自重。他为反对孙中山进行北伐，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革命决策，竟与英帝国主义及吴佩孚暗中勾结，制造障碍，阻挠北伐。

1922 年 6 月 16 日，陈炯明公然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虽然孙中山及时得到情报，转移脱险，但广东革命根据地却因此得而复失。8 月 12 日，孙中山被迫再赴上海。

在陈炯明叛乱事件中，帝国主义国家都或明或暗地站在陈炯明一边，英帝国主义一面给陈炯明以经济援助，一面向孙中山施加压力。当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坚持斗争时，英国籍的粤海关税务司登上永丰舰求见孙中山，以白鹅潭毗邻沙面租界为借口，无理要求孙中山的舰队离开白鹅潭，甚至要求孙中山离开广东。护法政府同美国的贷款谈判，也因陈炯明叛变而告吹。

与帝国主义的态度相反，苏俄政府并不因为孙中山受挫而改变态度。当时正在同孙中山谈判有关国共合作问题的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达林，坚定地表示支持孙中山，并祝愿他取得胜利。在达林即将离开中国时，孙中山通过陈友仁对他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唯一的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①。

中国共产党人也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谴责陈炯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向国民党上海总部负责人张继表示：陈炯明既已背叛革命，中国共产党即与之断绝关系。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不会改变与孙中山合作的立场。当孙中山困守永丰舰，同陈炯明作殊死斗争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农群众，直接参加了拥护孙中山，反对陈炯明的斗争。6 月22 日，黄埔地区农民千余人，自动组成义勇队，协助海军扼守长洲要塞，保卫了孙中山舰队的陆上支援基地。7 月 11 日，广州电力、自来水和铁路工人举行联合罢工，要求陈炯明叛军撤出广州。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在政治上给予孙中山有力的支持。

孙中山到达上海后，李大钊也立即由京去沪，同孙中山一起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①。

此时，孙中山已认定同苏俄政府和共产党人建立联盟的必要。8 月 25 日，他同马林会见时，接受了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的建议。随即由孙中山亲自主持，吸收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月 4 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国民党干部会议，到会者有国民党在上海的高级干部 53 人。会议决定改组国民党。6 日，孙中山指定丁惟汾、茅祖权、覃振、张秋白、吕志伊、田桐、陈独秀、管鹏、陈树人等九人组成党章起草

委员会（由于丁惟汾、田桐、吕志伊、覃振四人要到北京出席国会会议，又指定叶楚伧、刘芷芬、孙科、彭素民为替补），负责拟订改组方案和国民党章程草案。9 月会议，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工作的开始。接着，孙中山又于 11

月 15 日和 12 月 16 日至 18 日两次召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各省负责干部会议，研究改组计划，审查改组方案，讨论修改党纲党章和国民党改组宣言。

1923 年 1 月 1 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关于民族主义，提出了“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地位”的要求；关于民权主义，则批评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指出“现代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主义之弩末”，提出了废除“阶级选举”，实行“普选制度”的主张；关于民生主义，宣言指出，规模宏大的工商业应由国家经营，并且应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此外，宣言还提出了“制订工人保护法”、“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等反映工农群众利益的内容。①这个《宣言》在国民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纲领和扶助农工的政策。

1923 年 1 月 17 日，苏俄政府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到达上海同孙中山会见，

经过几次谈判，于 1 月 26 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就中俄关系中几个重大问题阐明了双方的立场，并取得相互的谅解。宣言的积极意义在于，苏俄政府重申遵守过去对华声明的各项原则，并支持中国完成独立和统一事业。《宣言》发表后越飞即离上海赴日本热海养病，孙中山也即派廖仲恺到日本同越飞进一步谈判关于苏俄政府援助中国革命的具体事项。《宣言》的发表是孙中山正式联俄的标志，连同上述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标志着孙中山三大政策基本形成。

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受到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强烈反对。但孙中山丝毫不为所动，力排众议，坚定地与共产党人合作。同时，耐心开导教育国民党内的反对派。

为什么要联俄？孙中山指出：俄国的革命“不但是打破俄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是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②，这对于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来说，正是反帝斗争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孙中山还提到联俄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学习苏俄革命经验。他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③

为什么要联共和扶助农工？孙中山痛切地指出：“国民党已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①。他要借助共产党人强劲的革命活力以振兴国民党使它复活过来。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识到“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②，他决心广泛发动群众， “使广东三千万同胞，以至全国四万万同胞，有过半数变成革命党”③。这就必须把工农大众吸引到自己的革命旗帜之下，扩大国民党的阶级基础。

“三大政策”的形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