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日事变和农军进攻长沙

继夏斗寅杨森叛变以后，5 月 21 日在长沙又发生了反共军事政变，史称马日事变。早在 4 月底，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汉口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密商发动反共军事政变计划，会议决定首先在湖南发难。会后，何键将移驻长沙受训的三十五军学生队扩充为教导团，由王东原任团长。又将独立第三十三团许克祥部从湘乡、湘潭调往长沙。同时委派三十五军军部中校参谋余湘三作为他的代理人，具体负责发动叛乱的各项准备工作。5 月 17

日，余湘三、王东原、许克祥等在许克祥团部举行会议，推定许克祥为叛乱的指挥官，并决定在 5 月 21 日星期日夜间发动。

5 月 21 日夜晚 11 时，叛军 1000 余人在许克祥指挥下，分几路同时向总工会、公安局、特别法庭、省农协、省党校、省农运讲习所、省工运讲习所等革命机关发动疯狂进攻。叛军进攻总工会时，27 名工人纠察队员奋力抵挡，以掩护正在开会的工会干部撤退，但因寡不敌众，20 名纠察队员壮烈牺牲。叛军冲进总工会乱砍乱杀，打死干部和工人七八十人。进攻省农协的叛军向农协大院内投掷大量手榴弹，炸死农民自卫军数十人。在国民党湖南省党校，叛军向赤手空拳的学员们任意射杀，并将校内财物洗劫一空。叛军在长沙城内整整杀了一夜，被杀害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约 100 余人。

长沙大屠杀后，在常德、淑浦等地的反动军官相继叛乱，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24 日，常德有 200 余人惨遭叛军杀害。同日，溆浦县各机关团体代表 100 余人扛着酒肉前往陈汉章警备司令部进行慰问联欢，

突遭陈部枪杀，当场被打死 30 余人。翌日，淑浦县属各区，均遭陈汉章叛军蹂躏。①

23 日，许克祥、王东原等公开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临时办事处”， 又以“救国临时主席团”名义发出反共通电，宣布释放一切在押的土豪劣绅， 发还没收他们的财产。②次日，许克祥主持召开所谓各界联席会议，正式成立“湖南省救党委员会”，以取代合法的湖南省党部。

马日事变后，毛泽东以全国农民协会名义发出了《对湘、鄂、赣三省农协的训令》，号召工农群众“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反抗反革命的屠杀政策。但是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认为“绝对不能以武力”反击叛军，否则会“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①至于武汉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则幻想以“查办双方”这种貌似公允的和平方式平息叛乱。5 月 25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派谭平山、彭泽湘、陈公博等 5 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赴湘，鲍罗廷亦随行。其任务是一面查办工农运动“过火”，改组湘省政府、党部及农协、工会；一面“裁制越轨军人”。26 日，特委会一行衔命到达岳阳，却被许克祥等立即逮捕， 就地处决的一纸电文吓退回去。

中共湖南省委对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政策进行了抵制，积极领导工农群众同反革命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21 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召开会议， 鉴于原省委书记夏曦已自行出走，乃推郭亮担任省委书记组成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当晚，郭亮与省农协秘书长柳直荀等商定以省总工会、省农协名义， 通知长沙周围各县，迅速组织工农武装，待命行动。23 日，柳直荀到湘潭， 与该县县委书记兼总工会委员长杨昭植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组织湖南工农义勇军，在湘潭设立总司令部，正式发出了各县农民武装于 5 月 31 日会攻长沙、平定许克祥叛乱的命令。各县党组织接到命令后，立即配合工会、农协，整顿工农武装，宣传动员组织群众，积极备战。几天内，各地组织起来的工农武装总数在 10 万以上。

中共湖南临时省委经过周密的筹划，制定了分四路进攻长沙的作战计划：湘潭、湘乡、宁乡农军为第一路，从西南方向攻打长沙；醴陵、株洲、衡山农军和安源工人纠察队为第二路，分别由东南和正南方向长沙进攻；长沙东乡、浏阳农军为第三路，从东面向长沙出击；长沙西乡、岳麓山一带农军为第四路，作为其他各路的应援队伍。

中共中央在得知湖南农军准备进攻长沙的消息后，立即下达了湖南问题

应静候国民政府解决，农军停止进攻的命令。31 日除浏阳县农军因未接到命令已于拂晓出发，直扑长沙城外，其余各路农军，有的尚未出发，有的已行至中途，均因接到命令而折返。浏阳农军兵分两路，分别攻入长沙城东的小吴门和南门口。此时聚集在河西岳麓山的农军听到枪声，立即出击，与浏阳农军形成了对长沙东西夹攻之势。长沙城内顿时“成恐怖状态，全市商家闭门，许多兵士把服装及枪抛在街上，只顾逃命”。①浏阳农军在城垣奋力拼杀，击毙敌军连长 1 人，排长 2 人，士兵数十名，本可一鼓作气，深入城内， 但终因得不到各路农军配合，只得主动地向永安市退去。10 万农军进攻长沙的计划虽然令人痛心的流产了，但它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初步尝试。中共湖南省委提出的“没收土豪劣绅土地分给农民及革命军退伍士兵”②的行动口号，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广大工农群众进行英勇的斗争，从而把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推向最高潮。

农军进攻长沙失败后，许克祥等叛乱军官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勾结土豪劣绅、旧团防武装横行乡里，残酷杀害革命人民。自马日事变到 6 月上

旬，在长沙及周围各县被屠杀的共产党人、工农、学生即达 2 万余人。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如田波扬、杨昭植、贾云吉、陈爱元等惨遭敌人杀害。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各群众团体组成“湖南省市县党部及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向武汉政府提出明令讨伐许克祥；解散湖南救党委员会，恢复被解散的各革命团体等 7 项要求。中共中央也于 6 月 4 日发表了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敦促武汉政府“火速派兵讨伐叛乱，与（予） 唐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削平之”。①但是在叛军的压力和反共潮流的影响下， 汪精卫、唐生智的态度很快向右转。他们大肆攻击农民运动过火，宣称“湘省农工运动幼稚失常，中央早思制裁”，“对此次军队与农工纠察队冲突” 表示“谅解”，②并派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以解决长沙事件并布置省防为名， 到湖南去安抚叛军。而周斓于 6 月 6 日一到长沙，即与张翼鹏、许克祥等同

流合污，于 6 月 9 日发表反共演说。14 日，湖南省军事厅发出 15 路清乡电

令，限 10 天完成，遂使反革命叛乱更加蔓延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