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危害

一、共产国际五月指示

1927 年 5 月 18 日至 30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莫斯

科召开。会议的议程是中国问题和战争危险问题。在 5 月 24 日的第十次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题为《中国革命和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长篇演说，全面地阐述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5 月 30 日，全会通过了由布哈林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为了及时指导中国革命，挽救革命危机，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斯大林讲演的精神和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连续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了两道指示，史称“五月指示”，其要点是：

1. 必须坚决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指示”认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指出开展土地革命，最主要的应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和全部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

2. 必须建立工农革命武装。“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以解决不可靠的部队。具体做法：拟“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

3. 改组国民党。“指示”要求对国民党现存机构加以革新，必须从下面吸收新的工农领袖去充实国民党的上层领导机构，同时还必须靠工会、农民协会会员去扩大国民党的地方组织；

4. 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军官”。①

上述挽救革命的具体政策，其基本精神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策略问题上的右倾指导思想的制约，因而难以在实际斗争中得到贯彻。

如前所述，共产国际指导思想上的右倾错误，最集中的表现在对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具体表现在对蒋介石充满幻想，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支持蒋介石；甚至当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已准备就绪，共产国际还要求中共中央自动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避免与蒋介石发生冲突，继续同蒋介石保持联盟。结果使革命力量蒙受巨大损失。在八次执委会上，右倾指导思想仍未得到纠正，全会通过的文件，反映了共产国际对汪精卫充满幻想。全会主张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并强调这种合作“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①全会把国共党内合作这一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策略，当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全过程的最高指导原则，而任何一项具体政策都必须服从这一最高原则。

例如，全会在指示中共应自下而上地实行土地革命的同时，特别强调“共产党还应当在政府内部实行一种能由政府本身发动土地革命的政策”。②意思是自下而上地搞土地革命还是要征得武汉政府的同意，并且最好还是由武汉政府本身来发动。又如，“五月指示”要求中共迅速建立一支以工农和共产党员为主体的革命新军；但是全会却把这支军队看作是“武汉用来在前方

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近卫军”，③是“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④言下之意，这支军队仍然从属于武汉政府。

总之，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每一项具体任务，都是要求在不使国共党内合作破裂的原则下去贯彻执行。然而，实际情况是日趋反动的武汉政府既不愿实行土地革命；也不可能听任共产党去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 更不允许新的工农领袖进入国民党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则无视这些严峻的事实，它既要中共刻不容缓地贯彻上述指示，又要求保持统一战线不破裂， 这在实践中必然造成原则和具体政策的冲突，其结果绝不可能两者兼顾，或者不顾原则，或者放弃具体政策。不过在共产国际看来，搞好同所谓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汪精卫的关系，是一切政策的中心，那么就得对他们作某些让步，也就是放弃必要的斗争去迁就汪精卫集团。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原则与具体政策的矛盾，加上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到达中国已为时较晚，因此它没有起到挽救中国革命免于失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