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

在江西战场取得打败孙传芳的决定性胜利后，北伐军席卷东南已成定局。这时，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开始表面化了。帝国主义看到“革命军内部蒋派和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②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国民党“稳健派”的首领，如果他得势，对外国人在中国的利益决无不利，因而对他进行拉拢。同时，原来依附于北方反动势力的官僚政客黄郛、张群等也来到蒋介石身边，对他施加影响。在当时就有“政治南伐”的说法。在这个新的形势下，革命统一战线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如何处理革命阵营内部开始突出起来的矛盾，如何对付同盟者的分裂活动，已成为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于 1926 年 12 月中旬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革命统一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据以制定党的斗争策略。在会上，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议决案》、

《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党务议决案》、《关于三省国民党工作议决案》。这次会议对于造成革命危机的原因的分析，尤其是对克服这种危机所提出的各种措施完全是错误的。

陈独秀在报告中指出，从江西战场胜利以后，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生许多新变化，出现许多危险倾向，使联合战线随时随地都有破裂的危险。他认为，“最主要的最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距离日远， “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这种说法，一方面把党内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左”倾做法夸大成主要危险，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叛变革命这个根本危险，这就把事情的主次完全颠倒了。报告在分析造成这种危险的原因时，虽然也承认蒋介石实际行动很右，但没有提出任何切实有效的办法来对付他，反而着重批评所谓党内的“左”倾，把它看成是最危险的倾向之一。基于这种错误的分析，这次会议提出的对策的中心内容就是“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而实际上则主要是

反对党内的所谓“左稚病”。为“反对党内的左倾”，会议不但提出把革命的军权、政权和国民党的党权统统交给资产阶级，还提出把民众运动的领导权也一并交给资产阶级。陈独秀指责共产党往往幻想组织工农商学一切群众在我们直接领导之下，“包办一切民众运动”，“三月二十日，五月十五日以前在国民党内包办，现在更在国民党外包办，包办的结果⋯⋯自然只有我们单独的领导群众和右派的军事政治势力直接冲突”。陈独秀极力贬低解决土地问题的严重意义，反对共产党包办农民运动。他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若是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做斗争口号， 便是停止斗争”。①会议完全接受了陈独秀的这种观点，在《关于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议决案》中，根本就没有提出土地问题，议决案还规定：“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 C.P.（即共产党——引者）因包办而孤立当冲的危险”。②为了使资产阶级获得群众， 取得全面的领导权，会议还决定要从“上中下三层”帮助国民党左派，即： 第一，“我们要帮助左派的上层领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理论，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第二，“我们要在社会下层即手工业工人、店员及农民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使左派领袖有党内的左派群众；并且要使社会下层的民众团体接近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使他们有党外的左派群众”；第三，“我们要帮助左派造成中层势力，做上层左派领袖和下层左派群众间之链锁”。③这就是说，广大的手工业工人、店员及农民群众都要推给汪精卫等所谓国民党左派的上层领袖，实际上也就是推给资产阶级。由此可见，这些政策的立足点不是放在尽力巩固并加强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在精神上和实际工作中作好应付突然事变到来的各种准备，而是把挽救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江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军事首领身上，幻想以退让求团结。这些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在群众中散布了有害的幻想，压制了工农群众运动， 为蒋介石、汪精卫夺取国民党领导权提供了方便。这次会议没有解决党在关键时刻面临的迫切问题，反而把党引向错误的方向，即以牺牲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限制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去迎合蒋介石的反动要求，并自愿地把领导权交给蒋介石和汪精卫。这表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已进一步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并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这次会议制定的策略方针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赞同。但是会后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传到中共中央。这个决议案在中共中央引起了关于中国革命领导权等根本问题的辩论。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对于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解释》批判了“二次革命论”，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国民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连锁关系，指出：“在整个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自不免有先后、轻重的现象，而且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机械的将他们画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现在只是参加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一句空话；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解释》并决定立即依据这个决议案的方针与战略“制定一切工作计划。”①中共中央于是针对汉口

特别会议的错误，在 2 月 12 日向党内发出重要通告，指出：“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心”，“一切右派反革命分子皆集中到蒋介石左右”， “积极作反共、反俄、反工农运动”。“我们对整个右倾势力的进攻，无论在任何方面，皆准备与之冲突，不能让步。”《通告》并要求：“在各地应即刻开始反蒋的宣传”。至于对国民党的政策，则“是要我们能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不是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要联合左派向右派进攻。①同月，瞿秋白写出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指出中共中央这个通告“是非常之大的进步，改变了汉口会议之杂凑的政策了。但是可惜未曾明显的说以前原则上事实上的错误，使同志们警惕而陡改前态”。②

由此可见，汉口特别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对政治形势的认识及应采取的策略方针，又有向正确方面的转变。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有所改正。在革命群众运动继续高涨之际，3 月间，中共中央和中央上海区委领导上海工人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但是，由于当时未能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同时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在几个重大问题上仍存在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以致随着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又发展起来，并在中国革命的紧急阶段中又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