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汉政府的蜕变

面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封锁、颠覆，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不景气和财政危机，武汉政府汪精卫集团对革命前途产生了严重的动摇，其对内政策也随之起了变化。最突出的变化是对工农运动的压制。

汪精卫集团本质上是国民党内以地主、资产阶级、官僚、政客为主体的一个反蒋派别，“这些人总是害怕民众，他们在广东之所以还没有公开反对民众，是因为民众运动在广东的发展还没有直接侵害他们本身的利益，一旦民众运动在他们家乡湖南、湖北、江西发展起来，他们反民众的面目便马上暴露了”。③反民众的情绪在军队中最为明显，夏斗寅、杨森、许克祥的叛乱就是军队与人民为敌的突出事例。汪精卫以“叶公好龙”的心态对待工农运动，他本想借助武汉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同蒋介石一决雌雄，争夺国民党第一把交椅，然而他于 4 月 10 日一到武汉，又 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感到惶恐不安。他本能地意识到“武汉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理论与方法已经完全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的了”， 国共两党已经到了“争生死存亡的时候”①了，下决心立即“转舵”。

5 月，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乱，城乡阶级斗争日趋激烈。汪精卫政府采取加紧压制工农运动的政策去安抚叛军，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局势。5 月

19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其发布的各项训令中，对工人运动规定许多条条框框加以限制。在制定“劳资仲裁”条例的幌子下，偏袒工厂主、商店老板，极力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用“制定劳动法”的法律手段，限制工人享有参加罢工、游行、集会等政治权力；把工人、店员为提高工资、减少工时的斗争统统视为“过度要求”，而予以制止；对工会和工人纠察队为维护工人正当权益向不法资本家进行斗争也加以限制和干预。训令最后宣布：各级党部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训令各项规定；对于胆敢违反或不执行规定的党员，“应加严厉之制裁”，如各级党部执行不力，“中央必予相当惩戒”。②20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又向各级党部发出“纠正农运”的训令，对抵制其训令者则指控为“藉端扰乱破坏公共秩序以快意者，既有损于革命之利益，即无异于反革命”，责令“各地党部随时制裁”。③同日还发布“制裁越轨行动”的训令，指责“各种民众运动往往于中央决议案有所出入，甚者躐等，尤甚者或至背驰”；宣布：“中央为矫正此种现象计”，决定在武汉政府所辖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亲赴各地“切实执行中央决议”，对“越轨之行动”，“必加以制裁”。④

汪精卫集团采取组织手段，对所谓“越轨之行动”实行严厉裁制，最突出的事例是解散国民党黄冈县党部和黄冈县农民协会。

黄冈县农民协会拥有区农协 16 个，乡农协 300 多个，会员 24 万，是湖北省较大的一个农民协会。黄冈县党部和县农协在领导农民进行反对封建剥削斗争中，成绩卓著，深受群众拥护，但同时也就必然遭到反动地主、土豪劣绅的仇视。5 月 28 日，黄冈县团风禁烟分局局长罗永泽和湖北省烟酒公卖处处长华煜，致函武汉政府财政部，诬告黄冈县党部、县农协挖烟苗，妨碍国家税收。汪精卫即借题发挥，对农民协会大肆攻击。他指责道：“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上不要中央，下不要农民”，“试问究竟是什么主义！”6 月 1 日，中央党部未经调查核实，完全以诬告信为根据，即以黄冈县党部、县农协“挖烟苗、抗纳酒税”之举动“危害人民财产、妨碍国家税收，与中央训令相违背”的罪名，训令湖北省党部和省政府立即将黄冈县党部及农协解散，并逮捕其负责人，加以惩处。①

6 月 3 日，湖北省党部派党部执行委员、省农协副委员长陈荫林赴黄冈执行中央训令。黄冈县农协接到中央训令后，立即致电省农协说明事实真相。电报指出：“烟叶一项，大多为穷苦会员自行栽种，若谓会员铲挖烟苗，则是自绝其生路，于情于理，决不至此”；中央列举各端“实属绝无其事，纯系反动派捏造谣言，冀图离间政府与人民团体之感情，以为破坏革命的地步”，强烈要求中央“撤销原案，登报声明，使奸人诡计，无可设施”。②6 月 7 日，陈荫林将调查结果报告省党部，说明“挖烟苗，抗纳酒税各节”，

“全属子虚，乃反动派故意中伤”。①直到 6 月底，经过湖北省党部反复调查，据理力争，汪精卫集团仍固执己见，声称“中央到湖北来，就是冤枉解散一个县党部也没什么关系！”后又圆滑地表示“黄冈县党部之所为系在中央训令之前”，中央以宽大为怀，决定对该党部“从轻发落”。②

5 月以来，当城乡反革命势力异常猖獗的严重时刻，一个革命政府理应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依靠工农群众，坚决镇压反革命；然而汪精卫集团却在健全法制和加强纪律的幌子下，极力限制革命群众的正义斗争，其结果助长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动摇了革命政权的根基。到 6 月中旬为止，仅

湖北省就有 26 个县受到夏斗寅叛军的骚扰，发生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猖

獗情形”。③湖北全省有农协组织的 54 县，经过叛军的扰害，到 6 月初只剩

33 县有农协组织。夏、杨叛军所到之处，土豪劣绅勾结叛军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农协、妇协干部“达三四百人以上，连同死难的农民合计有三千人以上”。

④

汪精卫集团倒行逆施，使武汉政府逐渐丧失了原有的革命性，从一个执行三大政策、维护工农利益的革命政府，向着背离三民主义，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反革命政府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