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10 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大革命处于紧急关头时刻召开的，它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指示，改正机会主义的错误，决定党的方针政策，以挽救革命。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陈独秀代表党中央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关于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报告，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通过几项决议，选举中央委员会。

大会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对过去党的策略的总结。陈独秀为他在“三·二○”事件上的右倾错误进行辩解。大会发言者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特别指出他在“三·二

○”事件上的错误。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也指出从“五卅”运动到“三·二○”事件阶段中，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第二，对“四·一二”后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陈独秀错误地认为“虽然革命队伍在数量上减少了，然而他在质量上提高了”，所以，“革命运动中的潜在危险大为减少。”①《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指出：“现在革命已进行到第三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中国革命已发展到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阶段”，应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这个决议案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由此而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这就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而在此同时，却把已经在汪精卫、唐生智控制下的武汉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唐等人仍抱有很大的幻想，对他们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应有的警惕。

第三，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公开主张放弃无产阶级对政权的领导权，他认为“无产价级现在并不希望完全掌握政权而且目前手中也没有决定性的力量。共产党还没有能够统治政府的足够的军队”。瞿秋白、蔡和森在大会上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的错误。大会的决议也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中取得领导权”，但是，却没有提出如何争夺领导权的任何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办法，所以，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的： “‘五大’承认了领导权要争，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但争的方法是到处贴标语喊口号，说要争领导权，这只是空的，没有实际意义”。①瞿秋白针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理论而写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一书虽在会上分发了，但是大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够重视，正如李立三后来回忆说：瞿秋白的“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并没有能引起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甚至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于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并没有能挽救过来”。

②

第四，土地革命问题。由于土地革命问题是“五大”的中心议题，所以大会专门作出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充分估计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指出：现阶段农民运动“大致的趋势，已经是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期”。《决议案》提山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主要是：“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但“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有收”。

①这些规定表明党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前进了一步。但是这个决议案只是个初步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它不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为东南各省地少人多，大地主很少，大多是中小地主，其子弟又有不少人在国民革命军中任军官。如果这些人的土地都不没收，那么可没收的土地就不多了。当时中共中央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身上，而武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规定肥田不超过 50 亩，瘦田不超过 100 亩的都算小地主。但就连这样一个纲领，仍然受到汪精卫等人的反对而被国民党中央搁置起来，中共中央对此采取妥协迁就的态度，使这次大会的土地纲领成为空谈。

这次大会把土地问题列为中心议题是正确的，问题是没有解决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的军队和政权问题。军队问题虽然是当时挽救革命的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大会却没有集中力量讨论这个问题，尤其严重的是大会根本没有打算立即着手建立和扩大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忽视军队问题，这是大会的一个致命缺点。王若飞曾经指出：“‘五大’之错，不在于未没收土地，而是未直接去搞政权军队。⋯⋯中心问题是没有注意搞武装⋯⋯ 有了武装就会有办法组织一切。”②

第五，革命发展方向问题。陈独秀在大会上宣扬和发挥了鲍罗廷提出的所谓“西北学说”。他说：“现在，革命在向西北发展，而不是向东南发展，东南是帝国主义基础”。①这是一种悲观的论调，是一种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理论。大会批评了“西北学说”。指出：“小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恐惧失败的情绪，想要将革命根据地从帝国主义威胁之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应当反对这种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趋向”。②但是，这种批评的影响是不大的，大会代表对“西北学说”的内容和危害并不是清楚的。

总之，这次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大会就未能担负起挽救革命的历史职责。大会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仍选举陈独秀为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而陈独秀并未从根本上认识其错误，仍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大会后革命局势日益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