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伐初期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斗争

武汉因国民政府迁入而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深入， 原来潜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明朗化起来。蒋介石自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大搞军事独裁。以军驭党， 以军操政，排斥异己，压制工农，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克复南昌后，蒋介石将他的总司令部搬来这里，在此别树一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阴谋另立中央。蒋介石的独裁和分裂活动，加剧了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其一，在军事上，国民党内蒋、唐矛盾进一步扩大。北伐军收复长沙后， 唐生智把第八军扩充成 28 个团，相当于 10 个师的编制。控制湖南的政治、军事，实力与蒋相抗衡。北伐军入鄂后，蒋介石为夺得武汉地盘，派第八军攻取汉阳，想借吴佩孚之手，削弱或消耗唐生智的实力。唐生智在作战中， 得到鄂军刘佐龙师之助，很快克复了汉阳。实力不仅没有多大的消耗，反而收编了刘佐龙部，汉阳兵工厂也落入了第八军之手。蒋介石指挥第四、七两军攻打武昌，武昌却久攻不下。唐生智得到了许多兵员、枪械，立即把第八军扩充为三个军，掌握了湖北的政治、军事实权，对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蒋介石在攻取武昌后，让陈铭枢当上武汉卫戍司令，但第四、第十一军的许多将领，蒋介石却指挥不动。武汉地区不是蒋介石的实力范围，只好转移江西。蒋、唐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和其他北伐军将领的裂缝由此进一步扩大。

其二，蒋介石推行专制独裁和分裂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强烈不满， 国民党内出现了“迎汪复职”的反蒋运动。

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排挤了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的领袖地位，让右派张静江代理国民党中央主席。不久，他又亲自担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兼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蒋介石独专党权，不仅国民党左派、工农群众反对，就是国民革命军的官兵、黄埔军校的师生，也强烈地表示不满。希望汪精卫回国主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1926 年 7 月起，江苏、浙江、湖北、安徽、江西和上海、武汉等地的国民党省、市党部，纷纷致电汪精卫，请其“回国视事”。同年 10 月，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在广州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迎汪复职” 和拥护汪精卫为国民党领袖的决定。“迎汪复职”得到了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支持。但是，统一战线内部不同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对“迎汪复职”有着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蒋介石则表示坚决反对。宣称：“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不能有两个领袖。如果大家要汪先生回来，我便走开。如果大家要我不走，汪先生便不能回来”①。他要共产党帮助维持其总司令地位，不要让汪回国。有的人主张“迎汪倒蒋”，抬出汪精卫打击蒋介石。有的人主张“迎

汪限蒋”，希望以此削弱和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是主张“蒋汪合作”以汪限蒋的。“迎汪复职”在一定程度上孤立和打击了蒋介石的独裁和分裂活动。但它不可能调和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不可能达到提高党权和限制蒋介石独裁专制的目的。1926 年 11 月，蒋介石在南昌建立总司令部之后，又挑起了迁都之争。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进一步升级，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面临着新的更大的分裂。

其三，蒋介石等袒护地主资本家，打击工农运动。随着北伐在军事上的胜利，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工农群众在积极支前参战，援助北伐的同时，还为争取政治、经济权利而进行斗争。城市工人为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参加工厂管理进行了斗争。农民群众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反抗土豪劣绅剥削压迫的斗争。工农运动的高涨，引起了统一战线内部的资产级阶、北伐军里一些出身地、富的反动军官的不满和仇恨。他们造谣诽谤，挑拨离间，说什么：“工人运动过火”，“妨碍北伐”； “农会共产共妻”、“干涉行政”，“扰乱北伐后方”。打击和破坏工会、农会，限制和镇压工农运动。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政治会议公然作出决定： “北伐期间，禁止罢工”。这一反动决定，支持了反动资本家和工贼向工人阶级的进攻。1926 年北伐开始时，广州不法资本家为了破坏工人运动，用金钱收买工贼陈森，组织御用工会“广东总工会”，分裂广州产业工人队伍， 杀害工人 2 人。7 月 16 日，广州工代会数千人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总司令部请愿，要求惩办凶手，解散东家御用工会，通缉凶手陈森。当革命群众抓获工贼陈森，押送公安局惩办时，蒋介石竟站在“广东总工会”一边。以总司令名义写信给公安局，命令将杀害工人的刽子手陈森无罪释放。此后， 广东各地的反动资本家和土豪劣绅，明目张胆向工农反扑。摧残工会、农会， 杀害工会、农会干部和农村特派员的事件时有发生。东江区行政委员何应钦张贴布告：诬蔑农会“聚众示威、要挟官吏”、“武装游行，惊扰闾阎”， 命令取缔农会。留守广东的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竟颠倒黑白，诬告农会通匪， 借“剿匪”为名，派军队围剿农会。

1926 年 11 月，武汉卫戍司令部向蒋介石报告：诬称武汉工会“私擅逮捕人民”。蒋介石以此为借口，用北伐军总司令名义发出布告：栽诬工会“私擅逮捕，触犯刑律，罪在不赦”，杀气腾腾地准备向工农开刀。在这个布告的煽惑下，各种反动势力纠合起来向工农群众疯狂反扑。

湖北省总工会为此事致信武汉卫戍司令部，严厉驳斥其诬蔑工农运动的无稽之谈。指出工会扭送工贼，请求政府惩办，是“证据确切”正大光明， 合情合理之事，“在手续上并无有不当，在革命上且为必要之行为，安能认为擅自逮捕和不法行为？”工人的革命行动，“革命政府应当鼓励，安能视为触犯刑章？”信中还揭露了蒋介石布告所举“事实”纯属“臆断”，并质问“贵司令⋯⋯是否无地用武，必须向工农团体示威？”①蒋介石的布告表达了国民党右派叛卖工农的险恶意图，是蒋介石镇压工农的信号。武汉地区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没有屈服于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及时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行径，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给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蒙上了中断和夭折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