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1926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16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举行。谭平山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邵力子以共产国际同情党中国国民党的代表身份参加会议。这时，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中国大革命正在走向高潮，它打击了英、日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震动了东方国家和世界。鉴于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战略和策略，需要重新思考和确定。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会议的第一天，选举了布哈林、斯大林、曼努意斯基、谭平山等 22 人组成了大会主席团，成立以彼得罗夫为主席的中国委员会，11 月 29 日，谭平山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30 日，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上发表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著名演说。12 月 16 日，全会第 28 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斯大林的演说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从理论和策略上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第一，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严重性。

斯大林说：忽略或低估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是极端错误的。在现今的条件下帝国主义进行干涉，决不限于直接派兵入境，更偏重于采取在附属国内组织内战的办法，采取资助反革命势力反对革命的办法，采取在精神上和财政上支持其中国走狗反对革命的办法。“假他人之手进行干涉——这是现在帝国主义干涉的主要特点”。吴佩孚和孙传芳，张作霖和张宗昌等直奉军阀的“反赤联盟”的形成，就得到英、日等帝国主义的金钱和军械的援助。共产国际《决议》分析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时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国民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者认识到“军阀不再是破坏革命运动完全合用的工具，便通过和解政策在民族运动内部寻找其他同盟者”。即一方面，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政府相继承认广州国民政府；另一方面，又“教唆”对革命“一直持观望态度，甚至持反对态度的部分大资产阶级，乃至军阀”，“转向广州政府方面”来。这一策略的目的，在于从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中夺走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以阻止革命的发展”。《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警惕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策略手段的新变化，戳穿“其背后隐藏着”的“反对革命的敌对阴谋”。

第二，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斯大林批驳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内的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害怕农民卷入革命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错误意见，认为中国人口“十分之九以上是农民，”只有“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而满足农民最迫切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最必要的条件。他要求国共两党，都应设法帮助农民满足其最切身的要求。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

《决议》进一步指出：在目前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土地问题尖锐起来，这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也“是胜利结束反帝斗争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前提”。谁对于这个基本问题持坚决态度并能给予彻底回答，谁“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特点，分别制定土地革命的策略。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

共产党与国民党应当立即实现如下土地政策：减少地租；取消或减低捐税负担；没收反动军阀和与国民政府为敌的买办、地主、土豪的寺庙与土地；保障佃农的佃权；限定地租最高额；解散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支持农会；资助农民互助合作组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清楚地表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又是土地问题。

第三，阐述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斯大林批评了某些中国共产党人忽略和低估了中国革命军队的重要性，批评他们“不把广东军队的北进看做中国革命的展开，而是看做广东军阀对吴佩孚和孙传芳的战争，看做一些军阀和另一些军阀争雄称霸的战争”。他从帝国主义列强联合中国封建军阀共同绞杀革命的严重事实出发，提出了“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著名论断。并指出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要求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 “应当着手研究军事”和“学好军事”，不应当把军事看做次要的事情，而应看成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共产党人应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模范的体现者”，争取在革命军队中担任领导职务。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第四，指明了中国的前途和未来政权的性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指出，由于中国革命发生在俄国苏维埃革命胜利和世界革命时代到来以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了”。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大体上类似我们在 1905 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或者说“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这个政权，“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那么，这个“过渡”是否一定胜利并且绝对胜利呢？这要取决于许多情况。但“首先取决于无产阶级的作用”。要求中国共产党“竭尽全力”争取“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前途。斯大林批评了某些中共党员提出现在退出国民党的极错误主张。指出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及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紧自己的工作。

斯大林的演说和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从思想理论上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及帝国主义干涉的严重性；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阐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批评了中共领导机关在上述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这对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土地革命和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对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都有积极的意义。

七次扩大全会虽然在理论上对中国革命一些重大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但由于斯大林等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对中国实情知之不多，也由于中国大革命形势发展变化迅速，因此，这些正确的理论原则未能在制定具体政策和指导革命实践上充分发挥作用。

其一，关于农民土地问题。斯大林的演说和共产国际《决议》都提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如不满足农民要求，“就不能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就会失去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不论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都应当立即从言论转到行动”以满足农民的要求。然而，七次扩大全会并未提出明确具体的土地革命纲领，也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直接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而寄希望于广州政府自上而下没收地主土

地，减免农民的捐税，实行土地改革。但是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实际权力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右派手中，要依靠他们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不可能的。

其二，关于革命武装问题。斯大林过高估价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把它们概称为“中国的革命军队”。认为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对其缺乏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忽略了它们仍在限制工运、压迫农会的事实。由于夸大了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革命性，因此只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到国民党军队“尽力加强政治工作”，帮助它们成为“中国革命思想” 的“体现者”，根本不提共产党人争取军队的指挥权，更没有提出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的任务。

其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斯大林批评了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强调得不够”，多次提到无产阶级要“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应面向着无产阶级”。《决议》亦提出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巩固本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对农民的领导也应由无产阶级来实现，“共产党应该领导农民运动”。但是，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怎样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加以保证呢？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决议》都没有提出明确、彻底的纲领和政策，而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指导思想是模糊的，甚至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例如，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虽然主张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但又规定只和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把广州国民政府，看成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民主专政的萌芽”，共产党人“应该参加”，“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促使广州政府” 满足农民的政治经济要求，没有想到无产阶级应该去掌握这个政权。至于关系中国革命成败进退的革命武装和农民土地问题，七次扩大全会的报告和决议，从未提出中国共产党要独立建设自己领导的人民武装，也不要共产党独立自主制定土地革命政策。反而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约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实际上把领导权交给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

共产国际七次扩大全会，没有及时把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提上议事日程，因而土地革命也就无法实行。中国共产党不牢牢掌握军队和没有依靠工农做坚强的后盾，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也就在事实上被架空。这是七次扩大全会在中国革命基本策略问题上的严重失误。

共产国际在上述三个基本问题的错误认识和主张，吻合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影响了中共中央大革命后期的路线和政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把大革命推向新高潮和变北伐战争的胜利为人民胜利的有利时机，这也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