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

一、工人运动的复兴和发展

1923 年“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沉寂。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以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4 年 5 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工会运动问题决议案》强调“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地在产业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领导他们把日常的斗争逐步“发展成为总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会议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工农部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会后中共中央工农部设立了以邓中夏为书记的工会运动委员会。这次会议及时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复兴和发展。

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时，广州地区的工会没有受到摧残。国共合作前夕，共产党人阮啸仙、刘尔崧等人就在工人群众中做了一些坚实的工作。但，当时广州工会派系林立、行会性质比较严重。因此，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首先展开“劳工统一运动”，并派出工运干部刘尔崧、冯菊坡、施卜等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任职，具体领导工人运动。此举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

经过初步工作，1925 年 3 月，召开成立“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会议，就统一工会组织、工人运动对国民革命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5 月 1 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正式召开，70 多个工会的代表 160 余人参加了会议。工人部长廖仲恺主持开幕，孙中山发表了演讲。他号召工人“从今日起，立一个志愿，组织一个大团体”，在国民革命中作“全国人民的指导”，成为“国民革命的先锋”。代表大会通过了：整顿工人组织、各行业建立统一工会、保护工人权益、建立职业介绍所等内容的决议案；选举成立了以刘尔崧、鲍武等 20 人为委员的执行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成立，促进了广州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发展。

7 月，沙面工人举行了反帝罢工。沙面是帝国主义租界。6 月中旬，越南革命志士范鸿泰在沙面行刺法驻安南总督麦尔林。租界英法当局以此为借口，制订限制中国人自由出入沙面的“新警律”。因而激起沙面华工和广州各界群众的极大不满和坚决反抗。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即和其他团体组织了“广州各界反对沙面苛例大会”，发动团结沙面工人与英法租界当局作斗争。15 日，沙面华工上至洋行、银行雇员、下至清洁工，一致离开沙面，举行罢工。次日，沙面华捕也加入罢工行列。罢工工人组织罢工委员会，领导罢工。

沙面工人罢工，使沙面的金融、商业活动陷于瘫痪，连日常生活也发生极大困难。英帝国主义增调军舰，恐吓罢工工人及广州市民；租界英法当局压迫广东革命政府取缔罢工。广东革命政府予以坚决抵制。孙中山指出：工人“此次因争人格发生合理循轨的罢工，政府实不能加以取缔”；沙面为中国领土，“外人实无取缔华人权”①。广东省长廖仲恺致函法领事，申明， 此次罢工，实因沙面“英法工部局颁布新律所激动而成”，是合理的举动， 不是本政府所能够制止的。②

在恐吓和压迫无效后，沙面英法当局被迫与罢工工人代表谈判。沙面工人代表提出：取消“新警律”，恢复罢工工人原职，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要求。沙面英法当局开始不肯接受这些条件，后又佯装接受略加修改的罢工工人的要求，但又节外生枝，中断了谈判。

帝国主义者破坏谈判，激起中国各界人民的愤慨，掀起援助沙面罢工的浪潮。广州许多团体发表宣言谴责英法帝国主义者的行径和破坏谈判的阴谋，向罢工工人表示支援。北京、上海、长沙等不少城市的工商学界积极声援沙面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海外华侨闻讯也纷纷来电来函，向租界英法当局提出抗议，并声援或解囊资助罢工工人。

罢工的坚持和扩大，使外商的损失越来越大；日本总领事主张对沙面事件从速和解。在内外压力下，英法当局也表示希望早日和解。后经磋商，罢工工人于 8 月 16 日复工。但当华捕回到沙面复工时，巡捕头子诱骗他们在事先准备好的法文辞职书上签字。英法当局便以此为依据，强令他们离开沙面。罢工工人闻讯，无不义愤填膺，在罢工委员会领导下，采取“劳工绝交”、“经济绝交”、“断绝沙面交通”等办法回击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挑衅。广东革命政府也派人向英法领事交涉，责其失言背约。沙面英法当局害怕罢工风潮进一步扩大，遭受更大损失，于是向广东革命政府表示道歉，表示接受罢工工人提出的条件。于是，罢工工人于 19 日复工，华捕则在报到后集体辞职。沙面罢工取得了胜利。

沙面罢工是一次反帝政治罢工。罢工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战斗精神。这次罢工的意义是：（1）锻炼了广州工人阶级，提高了政治觉悟，并积累了罢工斗争的经验；（2）初步显示了国共合作的威力，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 成为全国工人运动复兴的标志。

沙面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复兴，各地工人罢工斗争，规模也较前扩大。早在 1924 年初，由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军阀统治区的工人运动也已逐步恢复。2 月初，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秘密成立。铁路工会经过整顿恢复，会员很快发展到 300 人。但到 5 月间，全国铁路总

工会又被军阀政府查封。从 2 月到 7 月，上海、芜湖、苏州、汉口、长沙、镇江、九江、济南、杭州、宁波、镇海等城市的许多行业的工人也都举行过罢工。但这些罢工斗争规模不大，以经济斗争为主，并多数发生在江浙地区。1924 年下半年，全国工人运动进一步复兴。8、9 月间，浙江余姚盐民，苏州、湖州丝业工人，上海烟厂、丝厂工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厂工人，武汉人力车工人都进行了罢工斗争。其中，余姚的盐民 1 万人为反对盐运使设立公仓而罢工，不怕当局派军警镇压，捣毁了盐局，迫使当局取消了公仓，罢工取得胜利。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厂 7000 余人，为反对资方新订苛规，无

故开除女工，阴谋解散工会，在向警予领导下举行罢工，罢工坚持了 4 个月， 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产生较大影响。

10 月，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形势，营救被捕工运骨干，恢复铁路总工会，领导铁路工人开展斗争。1925 年 2 月，京汉铁路总工会和京津、正太、陇海、京绥、京奉各路工会已先后恢复或部分恢复。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的同时，全国铁路总工会也于 2 月 7 日在郑州开幕，

到会代表 45 人。会议通过了：整顿铁路工会，加强团结和统一；争取工人基本的政治、经济权益等决议。这次会议及时总结了斗争经验，进一步促进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

与此同时，其他各行业的工人运动也有新的发展。北至奉天辽阳，南到广州，东起上海，西至重庆，全国有 20 多个城市工人为争取政治、经济权益

进行罢工斗争。开展罢工斗争的有纺织、码头、电车、香烟制造等近 20 个行

业的工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

1925 年 2 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是因第八厂工头殴打女工，继而

又无理开除与厂方评理的 40 多名粗纱间工人而引起的。罢工发生后，中共中央组织了领导这次罢工的委员会。沪西工人俱乐部具体指导这次罢工。俱乐部向厂方提出：不准殴打和无故开除工人，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被辞退工人完全复工和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政治、经济要求。厂方对此置之不理，并继续捕捉工人。于是，在邓中夏、李立三、刘华等工运领袖的指导下， 沪西工人俱乐部以“反对东洋人打人”、“内外棉厂全体罢工”等口号，发动日商内外棉其他厂工人参加，使罢工迅速扩展到 22 间纱厂，4 万余人。日本资本家软硬兼施：一方面组织御用工会，发赏钱引诱工人上班；另一方面勾结淞沪警察厅和租界工部局封闭工会，拘捕邓中夏等工运领袖。但罢工工人坚持斗争，在上海和全国各界人民支持下，最终迫使日本资本家答应了罢工要求。上海警察厅和租界工部局启封了工会，释放了邓中夏等工运领袖。这次罢工的胜利意义很大：（1）提高了工会的威信，使工会组织迅速扩大和健全起来；（2）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勇气和信心。邓中夏说：这次罢工“不特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①4 月间，青岛日本纱厂工人 2.3 万多人举行大罢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上海工人的支持下，也取得重大胜利。

以上事实说明：自沙面罢工后，各地工人运动从沉寂逐步复兴，至 1925

年 2 月间，全国工人运动已由复兴开始走向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