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革命的高潮

第一节 北伐前夕的国内形势和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一、北伐战争前夕的国内形势

北伐前夕，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出现了北洋军阀联合“讨赤”的局面。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拥兵 35 万人，占有东三省及京津和山东大部分地区。不但有一支久经沙场和训练有素的陆军，而且有一支力量可观的空军与海军，拥有飞机 260 架，军舰数十艘。奉天兵工厂日造子弹 40 万发，年产大

炮 200 余门。军队数量之多，武器装备之精良，在北洋军阀各派中首屈一指。

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 20 余万人。拥有湖北汉阳、河南巩县两大兵工厂， 控制了京汉、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和长江、黄河中上游，势力扩展到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陕西和四川。为了同奉系军阀争夺中央政权和北方地盘， 北伐之前，吴佩孚把主要军事力量调往河北、津、保一带，留在南方两湖地区的多属湘鄂地方部队。他在联合“反赤”口号下，北联奉张，围攻国民军， 南结闽、赣、粤、桂各省军阀，阴谋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主要敌人。

孙传芳控制闽、浙、苏、皖、赣等东南五省地盘，所部兵员 20 多万。军事实力仅次于奉张。东南五省多为膏腴富饶之地，其经济力量比吴、张都占优势。他以“保境安局”、“和平中立”相标榜，秣马厉兵，养精蓄锐，在赣、粤边境弯弓盘马，布阵陈兵，时刻准备进攻湖南、广东，侵袭北伐革命军的后方基地。

北洋三大军事集团，奉张称雄北方，直吴争霸中原，苏孙在东南独树一帜，三足鼎立，虎视天下。他们在争夺北京中央政权问题上虽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但在联合“讨赤”方面却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与北洋军阀并存的还有一个西南军阀集团。他们大都是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阀，其中包括滇系、桂系、黔系、粤系、川系和湘系。北伐战争前，其内部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桂系军阀陆荣廷走向没落，被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所取代。粤系军阀陈炯明、邓本殷，经过革命军的东征与南伐，也已名存实亡。湘系军阀内部，几经内争而分裂和削弱：赵恒惕亲吴附北，谭延闿、程潜投奔广东而起义革命。在西南军阀中，兵员众多、实力雄厚，对广东革命根据地危害最大的是滇、川、黔三省军阀。

滇系唐继尧，以西南军阀“盟主”和“领袖”自居，不满足云南一省的统治，妄图控制西南各省以“问鼎中原”。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唐继尧出兵南宁、柳州，策应叛军陈炯明，阴谋颠覆广东政府。孙中山逝世后，他加入了“反共”、“讨赤”阵线，支持杨希闵、刘震寰发动叛乱，与吴佩孚、孙传芳勾结，调兵遣将，企图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

北阀出师前夕，黔系军阀袁祖铭、彭汉章在军阀角逐中，先后被撵出四川、贵州，被迫就食湘西。表面上附和国民革命，实则投北伐之机。他们以湘西为大本营，控制“民财两政”，私委县长，截留税收，保留黔军番号编制，不听广州国民政府命令。将黔军扩编为 20 个师，从辰溪、沅陵等地向常德、桃源方向频繁调动，并以北伐左翼军的名义，派代表与吴佩孚联络。不仅给唐生智在湖南的地位带来危害，也对北伐后方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川军刘湘、杨森，虽被革命形势裹胁而归附革命，但政治上始终没有改变其军阀

的“反赤”立场。刘湘一方面表示拥护北伐，另方面又与奉系张作霖勾结， 威胁国民政府，镇压四川工农革命运动。杨森在北伐军打到湖南后，仍未改变其拥吴的基本态度，声言“受子玉（吴佩孚字）殊遇”，拒绝通电反吴。8 月 14 日，在万县宣布就任吴佩孚所委四川省长一职，并与吴佩孚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暗中勾结，准备进攻国民革命军。西南军阀对国民革命这种阳奉阴违的反革命两面派态度，对北伐的进军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是严重的危害与后患。

1926 年春夏，直、奉军阀依据讨伐“南北二赤”的反革命协定，加紧了进攻国民军和北伐军的军事部署。在北方，5 月，直系、奉系、晋军、直鲁联军共数十万众，兵分几路，向南口、晋北、西安、甘肃等国民军驻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军事围攻。在南方，吴佩孚于湖北组织了援湘军，与东南军阀孙传芳、滇军唐继尧、川军刘湘、杨森等联络配合，发动了援赵（恒惕） 驱唐（生智）的战争。阴谋先占湖南，后攻广东，一举将新生的广州国民政府扼杀在摇篮中。

为了打破军阀的包围和进攻，保卫和扩大国民革命的成果，为了援助北方国民军，支持两湖和长江流域的工农群众运动，要求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向长江、黄河流域推进。可见，北伐战争，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发动的。

北伐战争又是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两次东征，平定刘、杨叛乱，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巩固，北伐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国民革命军的组成，两广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统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为北伐准备了条件。“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国民会议运动、广东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为北伐胜利进军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北方人民，遭受直奉军阀的涂炭和蹂躏，过着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期待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推翻军阀统治，其迫切心情“若大旱之望云霓”。冯玉祥国民军血战南口， 坚守西安，拖住了“反赤”联军的庞大兵力，消耗了北洋政府的巨额财富， 极大地支援了南方的出师北伐，广州国民政府虽然完成了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统一，并将番号复杂的各省省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但是，这么多的军队， 拥挤在广东一隅，水窄鱼众，防区、军饷不够分配。主客籍军队往往因这些问题引起不快和纠纷。寄居广东的客军将领如湘军谭延闿、程潜、滇军朱培德等，想借北伐之机，摆脱困境，向外发展。粤籍军人，想利用出师北伐， 使客军不逐自走，以减轻广东的负担和压力。蒋介石、李宗仁、李济深等， 也认为只有向北发展，才能解脱广州政府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不利局面以及因权利不够分配而引起的各种矛盾。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则认为：广州国民政府只有出师北伐，彻底消灭北洋军阀，才能完成国民革命， 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广州国民政府才有出路。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正是上述各种政治力量和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