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大革命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中国革命是长期的

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各国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经济危机之后，于 1924 年间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经济复苏，政治上也较安定。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暂时和平相处，没有爆发新的战争。但是战后兴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仍在发展，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后方并不安宁。在利益一致的条件下，它们联合起来对付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是最大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对付中国民族解放斗争联合起来进行干涉。帝国主义有着奴役和统治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丰富经验。它们交替

①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7），第 426 页。

运用政治和军事两手策略。在中国，它们长期以来与封建势力相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在辛亥革命之后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了，但是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仍然根深蒂固，十分顽强、帝国主义对付中国革命，先是支持北洋军阀，企图借他们之手将革命镇压下去。北洋军阀与各地方军阀也企图凭借帝国主义势力扑灭革命，巩固其统治。待到北洋军阀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节节败退，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时，它们就加紧进行直接干涉。在调兵遣将进行武装威胁和干涉的同时，更着重于使用分化革命阵营的策略。

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中国国民党内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外，还有一些地主、买办、官僚、政客混杂其间，国民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始终是以资产阶级各派代表人物为主。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既是革命力量之一，又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当人民革命力量强大起来，他们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会动摇起来，其右翼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必然要转向反动，背叛革命。而一般中小资产阶级则势必随之更加动摇。

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是一个年幼的党。党成立后才两年多，还没有也不可能作好一些必要的准备就投入了来势迅猛、规模巨大的革命斗争，党面对的是强大的经验丰富的敌人，联合的是动摇的资产阶级同盟者。革命的客观形势要求要有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斗争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可是实际上，党还是年幼的，不成熟的，对于中国的国情，对于敌人和同盟者都还不甚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懂得不多，还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较好地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实践的问题，独立地指导中国革命，因而在大革命中面对十分复杂的情况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

加以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规定应接受和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在其指导下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共产国际虽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提出了某些正确的理论和原则，但是它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也不可能有较全面的了解，尤其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党缺乏正确的认识，把国民党估计过高，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估计过低，因而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而且长时间难以得到克服，以致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帝国主义利用革命阵营内的反动势力，利用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从国民党内先后把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拉了过去。这两个右派集团则利用他们在革命阵营中已取得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势力，利用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破坏革命，使大革命还在其高潮中就被扼杀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既然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是强大的，既然革命的同盟者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动摇的，既然共产国际没有也不可能了解中国实际情况而不可避免犯错误，而中国共产党又还处在幼年时期也不可避免犯错误，则中国大革命以失败告终是难以避免的。从一般革命发展规律看来，革命人民在其第一次出击时就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像中国大革命这样规模巨大的革命要在其第一次出击时就取得胜利更

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在主观上少犯些错误，革命即使失败了，革命力量所受的损失也可能要少一些。

中国大革命的历史表明：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人民必须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大革命留下了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为其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这次大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革命，已开始显示了中国革命的一条根本经验，即：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大都学习过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中国的国情大都有一点了解，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开始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构思。但是他们终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还掌握得不多，对中国国情也不甚了解，还不可能独立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一系列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这也正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的主观因素。

大革命的历史已开始昭示：中国革命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熟练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时又必须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并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观察、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得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结论，从而据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检验，不断地改进，使之日臻完善，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可能的。

前已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是强大的。要打倒这样强大的敌人，单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可能成功的。无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彻底革命的阶级，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在人口中的比重很小。无产阶级必须把全国各阶级各界人民群众最广泛地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形成坚强的革命阵营才能与强大的敌人对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除了工人阶级外，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和剥削的阶级，都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将他们联合起来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要把这种客观可能性变成现实还必须要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并带领无产阶级为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而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在其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指出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同时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在党的第三次大会上，又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并且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使国民党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从而解决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这就使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中国革命由此就开始高涨起来了。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否取得并坚持革命领导权，正确处理与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在中国民主革命中，革命领导权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哪个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革命就朝向哪个方向发展。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就要使民主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因为民主革命愈彻底，对无产阶级愈有利。若资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由于其软弱性和动摇性，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必然使革命半途而废，走上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妥协的道路。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自觉地争取和坚持革命领导权。而要取得和巩固革命领导权，就必须善于处理与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民主革命就是要使亿万农民群众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农民受落后生产方式的局限，有保守、狭隘等缺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大力从事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工作，提高农民的觉悟，把农民真正发动起来。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了，革命统一战线才有广大雄厚的群众基础。无产阶级能否取得和巩固革命领导权，取决于能否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把农民的斗争领导起来，解决农民问题。

在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级党组织，并通过国民党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对农民作了大量的工作，把农民空前广泛地发动起来了，这是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重要因素。但是农民问题的基本内容是农民土地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提出彻底的土地纲领，并且有步骤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和发展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才能巩固和加强党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而在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未能及时提出彻底的土地纲领，领导农民逐步地实现其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后期虽强调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却幻想汪精卫集团能同中国共产党一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在大革命中，这个重要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彻底的纲领、明确的步骤和可行的办法。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坚定地领导农民的革命斗争，逐步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不免要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大革命中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重要教训，给以后的土地革命以极大的启示。

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的一面，无产阶级就必须联合它，与它结成革命统一战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又是一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它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而其阶级本性又使它绝不自愿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而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它在与无产阶级结成政治联盟后，必然要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认识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不自觉地与之进行必要的斗争，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大革命中，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实现了联合，但对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其右翼的斗争，则甚为软弱，一而再，再而三地无原则的退让，使资产阶级右派夺取革命领导权的野心愈来愈大，导致严重的恶果。历史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无产阶级政党不应回避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更不能无原则地退让，而只能及时地明智地迎击。

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涉及到许多方面，不仅存在于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也存在于革命统一战线外部；不仅存在于革命群众运动中，也存在于革

命政权和革命军队中。在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偏重革命群众运动，而自愿放弃对于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的领导权。在政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以在野党自居，制止自己的党员参加各级政权工作。到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虽有少数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也没有能发挥重要作用。既然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存在于革命群众运动，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等各个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能放松任何一个方面的斗争。大革命时期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对于以后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无产阶级政党能否认识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实行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积极争取和组织革命军队，是革命成败的中心环节。

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豪绅都是掌握武装的；都是以反革命武装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的。人民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可言。人民要反抗就要有武装。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领导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在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偏重于革命群众运动，而不重视武装斗争，没有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不去争取对革命军队的领导。殊不知无产阶级政党放弃对革命军队的领导权，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取得对革命军队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政党放弃了对革命军队的领导权也就放弃了革命领导权的最重要部分，实际上也就放弃了革命领导权的根本保障。结果是资产阶级右派夺得了革命军队的领导权，就一步一步地排斥无产阶级政党，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将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使革命遭到惨痛的失败，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惨遭杀害。这次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大革命中许多革命先驱者，革命烈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也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

自鸦片战争开始的八九十年间，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先后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他们热爱祖国，为了捍卫祖国，他们不畏强暴，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他们毁家纾难，殚精竭虑，不惜奉献自己的一切。中国人民这种世代相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先驱者和先烈，如李大钊、肖楚女、蒋先云、曹渊等人身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不仅如此，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优秀品德还闪耀着时代的特色。

首先，他们自觉地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当时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民族危亡，灾难深重。但是长期以来人们缺乏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未能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然而要挽救祖国的沉沦，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这是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在这次大革命中，革命先驱者和先烈们，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干部或战士，也无论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员，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的革命目标。那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当时广泛传唱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词，生动地反映了先驱者和先烈们怀抱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自觉地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

其次，他们富有开拓进取的精神。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才两年多，才有

400 多个党员，但是这些共产党人敢于联合国民党挑起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重担。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群众运动、军事政治工作等等，对他们来说，都是新的领域，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勇于开创新局面，并不断进取，将革命推向前进。当时孙中山、廖仲恺等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辛亥革命后屡遭挫折，已经到了绝境，但是他们百折不挠，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改组国民党。这一伟大的转变，也表现了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正是先驱者和先烈们发扬了开拓进取精神才迎来了大革命的高潮。

在中国人民担负着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的今天，学习大革命的先驱者和先烈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们自觉地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和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必将有力地激励我们奋勇地去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