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1924 年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是以中俄协定的签订为契机而掀起的。它与不断发展的工农运动、青年学生和妇女运动交织在一起，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浪潮。

中苏协定的签订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早在 1919 年 7 月，苏俄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就宣布“废除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归还有关权益于中国，建议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但北京政府仰承帝国主义鼻息，不曾与苏俄接触，到 1920 年 6 月才派出一个非正式代表团访俄。这时苏俄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对中国人民友好，建议两国订立专约解决悬案。宣言受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欢迎，北京政府只得于 1921 年 2 月表示同意与苏俄政府谈判，但北京政府又在帝国主义压力下，设置重重障碍使谈判无法进行。1923 年越飞来华，也未能与北京政府进行正式谈判。1923 年 9 月，苏俄政府全权代表加拉罕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重申前两次宣言的原则和精神。从此双方代表王正廷、加拉罕开始接触。由于中国政府不敢承认苏俄，谈判未获成果。1924 年 2 月，英意等国承认苏联。这时北京大

学 47 位教授联名致函北京政府，提议先行承认苏联，再以平等原则和苏联谈判解决悬案。全国各界人民也主张无条件承认苏联，北京政府才又与苏联恢复谈判。3 月，中俄（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他文件拟定，并签了字。

在谈判即将成功的时候，由于法美日等政府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干涉，北京政府又以种种借口将条约的修改和签订搁置下来。帝国主义的干涉、北京政府的软弱和在外交上的出尔反尔，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3 月 21 日，北京教育会等 9 团体发表抗议宣言，呼吁各阶层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外交之压迫”，“督促政府立即无条件承认苏俄”，22 日，北京学生联合会致函顾维钧，警告说：“倘先生犹执迷不悟，则敝会一息尚存，誓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为殷鉴。”①北京大专学校 40 余校代表开会决定示威游行，因反动军警事先严密控制未实现。与此同时，广州、长沙、武汉、上海、芜湖、保定、哈尔滨等许多城市的群众团体纷纷通电，要求速签中苏协定。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吴佩孚等也电曹锟尽早签署协定。在这种形势下，中苏双方于 5 月下旬达成协议，31 日由顾维钧和加拉罕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

《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文件。

中俄（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主要内容有：1.帝俄政府与中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及合同书，概行废止，重订平等条约。2. 帝俄政府与第三国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3.苏联政府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境内所得之一切租界等之特权及特许。4.苏联政府放弃庚子赔款。5.苏联政府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6.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概由中国政府办理。

这个协定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签定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为中国人民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提供了范本，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推动了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开展。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和庆祝中苏协定的签订。北京、上海、长沙等许多城市的各界群众举行集会或通电表示祝贺。

6 月中旬，北京公使团拒不把代管的俄国使馆交还苏联，企图阻止中苏协定的实施。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于是，以此为导火线，在全国掀起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7 月上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学生联合会等 10 余个团体和部分社会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亦称大同盟），吁请全国人民起来向帝国主义作斗争，废除不平等条约。短短几天内，北京就有 50 多个团体加入，并正式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郭亮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湖南反帝大同盟，董必武等在武汉参与组织了反帝大同盟，王烬美等人领导成立了济南反帝大同盟。与此同时，上海、广州、青岛、杭州、太原、保定、江西、四川等省市也相继成立了反帝大同盟。各地反帝大同盟利用报刊、集会游行、演说等宣传手段和方式广泛地进行反帝废约宣传，使反帝废约的呼声响彻全中国，传遍全世界。

9 月初，反帝废约运动达到高潮，由北京反帝大同盟倡议发起了“中国反帝运动周”。“九·七”国耻日这一天，广州几万群众集会示威游行，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洗雪国耻。上海各界群众集会演说，控诉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罪行，宣布反帝废约运动的意义。长沙、济南、杭州等许多城市

的各界群众都举行了不同规模的集会游行或宣传演说，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掀起的反帝废约运动极为恐慌和仇视。他们以“排外”来指责中国人民和欺骗其国内人民。对此，许多报刊载文予以驳斥。指出：中国人民反对的是执行帝国主义政策、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对尊重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受不平等条约压迫，要求摆脱“桎梏生活”、“回复平等自由之地位”，这是“情理之常”，有力地回击了帝国主义之诬蔑。

尽管这场反帝废约运动存在局限性，如参加者成分复杂，只主张“采取和平手段”，矛头仅指向帝国主义，而不敢指向帝国主义的工具——封建军阀，未能产生足够的压力迫使帝国主义修改或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通过广泛的群众性的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从而提高了人们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动员组织和训练了广大群众，推动他们参加国民革命，从而促进了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