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党的理论工作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紧密地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阐明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来的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在 1925 年“五卅”运动后，迅速掀起的全国大革命风暴中，各个阶级、阶层，各派政治势力都在革命历史舞台上，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统一战线中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主义的出现，说明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尖锐化。在这革命和各种思潮极其尖锐的斗争中，许多没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要

求他们从理论上给予回答。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等人，在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及时总结“五卅”运动以来的实际经验，对国民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领导权以及动力等问题，进行多方面的

探索，作出广泛的论述，这就把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任务的认识。

这时，共产党人已认识到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已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指出：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民革命与欧、美、日本进行的民主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与“辛亥革命的性质也不相同”，欧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乃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①瞿秋白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国民革命，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的种子”，因为它“在国际范围内，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②。这时的共产党人已把国民革命同过去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开来。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各个阶级、阶层都在中国广大的政治舞台上表现了自己，从而共产党人也进一步分清了敌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他们指出：帝国主义是一切反动阶级的“领袖”；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和帮凶；北洋军阀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瞿秋白进一步指出：“国内军阀和国外强盗互相勾结”，“使中国人民永远陷于两重压迫之下，莫由自拔。”

①因此，中国国民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要实现国民革命的任务，必须组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但他们在联合战线中的地位又怎样呢？当时一些共产党人也都给予了明确的回答。

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

在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动力，那么，谁能担任革命的领导者呢？对这个问题，共产党人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1924 年 7 月，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介绍中国情况时说：“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②。这表明李大钊已初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实际斗争中必须争取对革命的领导权。邓中夏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发表了不少论述。他认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民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所以“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③。中国共产党“四大”比较集中地总结了党领导工农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

经过“五卅”运动的磨练，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了当时的斗争经验，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在“五卅”运动前

后，在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上，邓中夏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认为这种争夺不仅局限于对群众运动方面，还应当重视政权方面。他指出：“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但是“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全部的取得。” 他特别强调：“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取的。”只有无产阶级参加政权，才能“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之中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 给将来建立工人政权“预为准备”。①“五卅”运动，共产党人从自身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无比重要性。周恩来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②瞿秋白更是写了许多文章论述这个问题。他指出：“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软弱退让，使罢工斗争遭受挫折，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③。毛泽东也认为：“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也应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

④。面对新老右派加紧反共、猖狂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严重形势，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在国民革命中的策略：一方面，确立自己在工人农民中的势力，取得对革命民众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及农民群众的力量影响国民党——这样去和国民党左派结成强大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夺国民革命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①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对农民同盟军问题的认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四大”肯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五卅”运动的实践经验“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②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进一步探索农民问题。李大钊著书考察中国农民问题并指出：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伟大势力，“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③彭湃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领导农民运动的革命家，他指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好朋友”；工人与农民“互相联合、互相团结，然后彻底革命”④。毛泽东从 1925 年起以主要精力从事农民运动。他在总结广东、湖南等地农民运动经验基础上，对各个阶级以及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具体分析。他把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部分，并指出由于他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对国民革命的态度也不同。他特别精辟地说明：农民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土地问题。解决贫农的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⑤他高度评价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他说：“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国民革命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这就要求：在组织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建立自卫军，推翻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①。有步骤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行“耕地农有”。当时的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

在国民革命中，如何正确认识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性又有动摇妥协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五卅”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最初曾积极参加并起过重要作用，而后却妥协动摇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性在实际斗争中明显地表露出来，从而为共产党人认识这个阶级的特性提供了条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剖析，毛泽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指出：中产阶级对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到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因“现在的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及存在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②毛泽东还进一步将民族资产阶级分为左右两翼，以及他们对革命的不同态度，指出：其右翼“只要国民革命的斗争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买办阶级做着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在某种时候

（如抵制外货高涨时）颇有革命性”，但“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 故必须“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①。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特点的科学分析，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情况，为党后来深入地认识和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为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国民革命前途的认识

关于中国革命前途问题，中国共产党“二大”和“四大”都曾涉及到。“四大”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索这个问题。瞿秋白指出：“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②。由于时代已进入帝国主义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因而“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办法是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有计划的发展经济“以渐进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制度”③。他强调中国民主革命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④。

共产党人对以上诸问题的论述，初步构成了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设想。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推翻以军阀政权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争取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这就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说明了国民革命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尽管当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许多思想还不成熟，有些问题还不确切、不完备，彼此之间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论断，对农民各阶层的分析，工农联盟思想的阐述，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揭示，以及对中国革命所处时代特点和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卓见等光辉思想，都代表了党内的正确主张，已表明他们提出了新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