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蒋斗争的开展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对蒋介石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4 月 13 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汪精卫高喊缴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械的行动“已经是叛徒了”，“简直是反了”，主张“用国民政府或中央党部的名义电令各军查办这事的主动及负责者”。②于是，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蒋介石、白崇禧，“即将此次胆敢违犯党纪之部队长官，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惩办。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处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枪械，退回纠察队”。

①

14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讨论处分蒋介石等的问题，决

议对蒋介石、张静江开除党籍，并“交与前方将士及各级党部严行拿办”，将戴季陶、陈果夫、古应芬开除党籍，令蔡元培、吴稚晖停职三月，对李石曾加以警告。

在 15 日召集的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对是否讨伐蒋介石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会上，董必武首先提出“务希中央毅然决然加以处置，以申党纪”。这个意见得到与会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邓演达认为：“中央是应决定，并数其罪恶、加以讨伐，始能伸张党纪”。彭泽民、吴玉章支持邓演达的军事讨伐主张。但是，顾孟余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得到谭延闿、徐谦的支持。会议决议对蒋介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务职，着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军及总预备队，着均归军事委员会直辖。”②至于讨伐问题，因涉及军事策略，拟交军事委员会讨论。

在 18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经吴玉章提议，通过了由他主持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所拟的惩治蒋介石的训令和宣言，并决定予以公布。训令号召：“一致团结，努力奋斗，对于蒋中正及类似蒋中正之一切反动派，严行肃清”。③

22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指出：“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让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为国民革命涤此厚辱。”①

5 月 6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常委第十次扩大会议讨论了惩办反动分子案，决议开除胡汉民、吴敬恒、古应芬、蔡元培、甘乃光、李济深、陈果夫等 7 人党籍，并议决重组政治委员会广东分会和北京分会，指定陈嘉祐、蒋隆芬、邓中夏、彭湃为广东分会委员；指定王法勤、顾孟余、徐谦、江浩、于方舟、李希逸、李秀容、李北海为北京分会委员。

由上述可见，在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的推动下，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态度由暧昧逐渐变为明朗，在政治上的声讨还是比较激烈的。但是，他们因与蒋介石集团有着各种联系，又企图为日后的继续合作留一条后路，故反对在军事上讨伐蒋介石集团，表现出严重的动摇性。

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慨，以武汉地区为中心的群众性的反蒋斗争掀起了新的高潮。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宣言》表示：“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定”。《宣言》深刻地指出：蒋介石叛变革命，“这不是一个人违叛党国，违叛革命，蒋介石与他的党羽是代表国民党内与党外一种社会成分”。“蒋介石不过是反革命的刽子手，消灭蒋介石，就要战胜国民党内外之封建资产阶级，假使蒋介石所代表的反革命的社会力量一日不消灭，那么打倒一个蒋介石之后，难免不有更残忍更流血的蒋介石之继起”。①

早在 4 月初，在武汉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陈独秀不在武汉，未参加），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一个以准备反蒋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决议案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阐明了当

时全国和上海的形势，指出局势非常危险，斗争已到了中国整个革命和党的最严重时期，敌人的进攻已到了万分紧迫的时期；（二）指出了过去对蒋介石，对资产阶级一味妥协退让策略的错误；（三）指明了蒋介石已完全代表资产阶级，如再不准备反蒋，不积极的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就没有出路；（四）要沪区同志改变过去的策略，集中力量准备反蒋，但不要立刻实行反蒋，要等待武汉军队到东南时，上海再来一次暴动。会议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维金斯基到上海贯彻执行。李立三等从武汉动身去上海，4 月 12 日路过南京时，获悉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于是他们立即连夜乘火车赶到上海，找到罗亦农、赵世炎等，于 16 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的有陈延年、李立三、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尹宽等六人。会议由李立三主持，宣布特务委员会的组成，成员有李立三、陈延年、赵世炎、周恩来、维金斯基、罗亦农和三个俄国同志（纳佐诺夫、福金、阿尔布雷希特）。会上讨论了中央决定的准备反蒋的新方针。讨论前，会议首先议定，在讨论有结果后，由特委会联名把讨论意见电告武汉。在会上，周恩来提出先东征后北伐的主张，指出：“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份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致电中央，建议迅速出师东南，讨伐蒋介石。并决定由周恩来执笔起草电文，由个人亲笔签字署名。周恩来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起草了给中央的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斗争，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接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方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 “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①在历史转折关头，提出调动革命军队东征讨蒋的主张，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和组织下，武汉地区的其他革命组织也一致声讨蒋介石。湖北全省总工会、湖北省农民协会、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全国学生总会、汉口商民协会、武汉码头总工会、武汉纺织工会、武汉店员总工会、湖北省学生联合会、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都纷纷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的叛变行为。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反蒋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4 月 20 日，军校学生讨蒋大会筹备会倡议召开各界同志同胞联合讨蒋大会。23 日，在军校的倡导下，武汉各界群众在武昌阅马场举行了讨蒋大会，军校学生讨蒋大会筹备会负责人、共产党人蒋先云担任大会主席，他在会上发表演说，历数了蒋介石自中山舰事件以来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大会发表了讨蒋通电，会后举行了游行，这次大会的召开，使武汉地区声讨蒋介石的群众运动达到了高潮。为了加强反蒋斗争的领导，5 月 6 日召开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和黄埔各期毕业学生讨蒋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各期学生讨蒋运动委员会，随后并派人赴湖南、江西组织分会。

“四·一二”之后，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名义主办的、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汉口《民国日报》连接发表社论，指导反蒋斗争。4 月 13 日的《反对？打

倒？》社论，明确指出了蒋介石是英美日各帝国主义一个镇压中国国民革命、讨赤的新工具，是革命民众、革命同志的刽子手；是总理的最恶劣的叛徒；总之蒋介石是“唯一的最厉害的敌人”。提出“要继续和完成国民革命，必须先要打倒这个障碍，这个敌人”。17 日，还发表了社论《不能再迟疑了！》，指出：“我们现在都感觉到中央党部对于蒋介石的反叛行为，要有一个断然的处置：（一）撤销蒋介石在本党内一切职权；（二）免除蒋介石在政府一切职权及总司令职务；（三）开除党籍：（四）令各军将士、各级党部及各民众武装拿解中央，依法惩办。”社论提出的这些主张，对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的对蒋介石的免职令是起了作用的。

以武汉地区为中心的反蒋怒潮也席卷到了其他一些省份。

在湖南，4 月 24 日，湖南省总工会印发了《为什么要打倒蒋介石》（即

《蒋介石的八十条罪状》）一文，该文全面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一系列罪行，并且得出结论说：“蒋介石从前是假革命，现在是反革命”。“蒋介石是总理的罪人”，“蒋介石是工人的死对头”。文章号召：“工人阶级一齐起来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①26 日，长沙举行讨伐蒋介石及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示威大会，会后群众出发游行，各商店均停止营业，工厂、学校亦一律罢工、罢课。同时，湖南人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大同盟发出长篇宣言，指出：“我们应该认清我们的敌人，不仅是帝国主义和奉鲁军阀，尤其要打倒帝国主义的新工具蒋逆介石。”①湘谭、湘乡、祁阳、安化、攸县、茶陵、益阳、南县、宝庆、汝城等县纷纷召开讨蒋示威大会。

在陕西，4 月 24 日，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发表特电，斥责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25 日，《国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打倒背叛革命实行个人军事专政、摧残工农运动、与帝国主义妥协的蒋介石”，以挽救党和革命。27 日，国民党省党部和西安市党部召开 5000 余人的党员大会，一致通过反蒋决议七条，表示“现在中央毅然决然开除蒋之党籍，解除蒋之职权，实为正当的处置，应一致拥护”。②5 月 5 日，西安市各界民众在共产党人刘伯坚、刘含初、史可轩等的领导下，于“红城”举行了约 10 多万人的纪念“五·一”、“五·五”和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大会。蒲城、富平、旬邑、歧山、咸阳、固市、绥德、临潼等地也召开了万余人以至数万人的大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蒋斗争。

在江西，5 月 7 日，南昌市举行了 10 万余人的讨蒋示威大会。都昌召开“五·一”纪念市民大会，发出讨蒋通电。国民党九江市第八区二分部发出讨蒋通电。

在安徽，国民党安徽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呈诉第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横暴情形、请迅速治罪。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决议此事交军事委员会处理。4 月 29 日，太湖县人民举行了“反蒋示威大运动”，一致拥护三大政策，拥护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打倒叛徒蒋介石，取消南京伪政府。

武汉政府时期的这场反蒋斗争，是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的高峰，这场斗争所以能够取得一定胜利，首先是由于驻汉口的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实行了正确领导，执行了一条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相对立的正确路线。加之，在武汉地区一些反蒋态度坚决的共产党干部掌握了一些重要的机关、团体、学校和报纸。如吴玉章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秘书，林祖涵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处长，董必武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毛

泽东担任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委，恽代英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常委，刘少奇担任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厅主任，蒋先云担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队长，沈雁冰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他们在反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是国民党左派发挥了积极作用。反蒋斗争的领导机关，在前期，是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和行动委员会；在后期，是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此外，还有一些特殊机关，如反蒋运动委员会，黄埔同学讨蒋委员会。左派势力在这些机关中占了优势。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掌握实权的秘书有 3 人，其中共产党人占了 2 人，而实际上又是由吴玉章一人负总责。无论在临时联席会议，还是在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都起着重要作用。邓演达也是反蒋旗帜最鲜明的一人，在斗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这场反蒋斗争，从其政治影响来说，是胜利了；但是，从其结局来说，又是失败了。失败原因之一，是没有将政治斗争发展为军事斗争，没有将反蒋斗争进行到底。原因之二，是错误地依靠了汪精卫，把汪精卫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左派的领袖，是武汉政府的中心人物。正如周恩来深刻指出的：“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①当时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未能识别汪的真面目，错误地依靠了他，这就必然导致反蒋斗争的最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