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线作战问题①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日）

把战争打到蒋管区去，是外线作战。内线作战是有后方的，是在十年来熟悉的战场上作战。到新区去是无后方作战，群众没有马上发动起来供给军事上的需要，人地两生。在这样困难条件下，依靠什么呢？依靠我们坚强的阶级队伍，即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因此我们要在上改中巩固我们的部队，这也要打通思想，整顿组织，提高和起用大批工农干部。任何没有纪律的队伍，战斗力是不会提高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所以巩固部队，整顿军纪，要同打仗一样重要。整顿组织，整顿纪律，即是为了打好仗。

朱总司令己宣布并解释了自卫战争[1]第二年的战略新方针，提出了进行全国的新反攻，把主力打到蒋管区去。这样打法，既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又可以留下一部分主力配合广大人民，继续在内线消灭敌人的主力。这样即开发了我们人力物力的资源，缩小了蒋之人力物力。有人间，我们已经消灭了他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内线再打一年，再消灭他三分之一，也不行了吗？何必打出去呢？出去了是否能存在住呢？有很多困难怎么办呢？我们说这个方针肯定的是对的。我们过去爱国自卫战争的方针，是在解放区内打歼灭战，我全解放区党政军民一致努力，团结英勇作战，

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获得了伟大胜利。今天打出去，决不是偶

然的动机，而是根据一年来，战争规律的发展，斗争形势决定的。这即是蒋管区人民要求我们帮助他们，反饥饿，得到土地，得到民

主。在经济上，我们要开源节流，在军事上打乱蒋之部署，更便于有机会歼灭他，达到彻底消灭蒋介石军队。

我们的根据是：积极方面，我们已经大量地歼灭了敌人，壮

大了自己力量，有力量打出去。从消极方面看，战争是打家务，打

本钱，我们要消耗，敌人要破坏。今年华北的收成又不好，增加了我们的困难。但是，我们要努力工作，使消极的因素积极化，缩小消极的因素，扩大积极的因素，因此使我们不能不打出去。

从战争的实际情况看：

一、我们已经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消灭了敌兵力三分之一。二、把汀进解放区的进犯军歼灭了二分之一。

三、把敌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兵力吸引到解放区。

四、己把敌人的全面进攻打破，敌人已转到重点进攻。敌人加强两翼，中间薄弱，这便利我们从中间突破。

五、东北我军的强大，迫使敌人两面作战。过去蒋介石利用停战，先打关外，再打关内，企图各个击破，消灭我们。但我们并没有

上当，我们经过了六个月的和平，得到了准备与组织的时间。

我们现在已更加强大，与敌人实力已相差不远了。我们的军队经常是满员的，我们伤亡了三十万，俘虏敌人六十多万，争取了三十四万参加我军，正补充了我们的缺额。再加上土改后农民踊跃的参军，我们的部队就更加壮大了。我们的装备也加强了，重火器，特种兵器加多了，质量方面也提高了，

① 这是叶剑英在土地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当时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

大批翻身农民加入军队，政治质量就提高了。俘虏兵到了我们部队里，实行了三合教育（一个翻身农民，一个老战士，一个解放战士[2]，互相诉苦控诉），更提高了部队觉悟。这应是全军普遍采取的办法，它可以提高觉悟，提高技术，提高战斗力。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思想，带进部队里去，为政治部门所掌握，即成了部队结合地方，发动农民的有力武器。我们的后勤工作也大大改善了。今天的战争，需要有坚强的后勤工作。后勤工作与农民工作结合，就成为长期支持战争的力量。

一年来我们胜利了，强大了，产生了许多有利条件，而敌人方面，却产生了严重的失败情绪，官兵士气极度低落。

蒋介石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兵力，抽调到陇海路以北，后方极为空虚，只有二十七个旅守备整个蒋管区，有六个省无一个正规军。他两翼作战的结果，中间薄弱了，后方空虚了。蒋管区群众因蒋之总动员、总压迫、总抢劫，怨声载道而对我们的胜利则表示热烈欢迎。

从以上情况看来，我们应当促成革命高潮快些到来，这都是积极的因素。下面再分析一下消极的因素：当前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浩大、持久

的，无论是胜者或是败者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蒋介石想从时间上、物质上战胜我们，因他有美国的支持。我们的对付办法，除节约外，即是发展空间。过去我们是不惜一城一地的得失，现在是扩大空间，支持时间。我们是落后的交通供应，支持近代的战争，故人力物力的消耗是很大的。歼灭敌人一个旅，要付出三千人、三千发炮弹的代价，打了个峰县就打了六千发炮弹，打得财经机关猛叫！再加上敌人的破坏，蒋介石请了冈村宁次[3]作顾问，实行“三光”政策，创造无人区“竭泽而渔”的残酷办法。敌人可用黄河决堤放水的办法[4]，来破坏我们的生产力，又加上解放区的旱灾，最好的地区仅收六成。解决以上困难，也需要我们打出去。

总合以上各方面的情况：一、蒋管区人民欢迎我们打过去。二、蒋军士气低落，兵力空虚，可以打出去。三、为保证最后战胜蒋介石，不让敌人破坏，保持我们的人力物力，也需要打出去。

十年内战时，敌我力量悬殊，毛主席即主张把主要战争引到蒋管区去，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但今天打出去，是与过去不一样，是于我们更为有利。不打出去，是蒋之要求，不是我们的要求。蒋介石要求我们重犯历史上的错误，我们不打出去，即犯了错误。

今天是革命高潮的前夕，我们一打出去，蒋介石即吓得手忙脚乱。自从我们打出去后，蒋介石的部署大乱，王仲廉[5]要交法庭公审，说他放走了刘伯承[6]，罗广文、王敬久[7]部下好多官员被撤职，蒋介石说要布置长江防务，武汉忙于设防搬家。

中央指示：打出去要建立新根据地，要大量歼灭敌人，大力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建立政权，经过反复作战，才算是根据地。

我们打出去是有困难的，如何克服呢？有很多人担心。我们相信在中央、军零指示下，刘邓[8]是会打得很好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支援，使他们完成任务更迅速。我们要支援他们，不要搞本位。

目前战争中的几个问题：

一、解放区巩固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是遇到过抵触的，当时在边区提出打阎锡山[9]，很多人强调巩固中发展，实际上这是保守观点。毛主席说一定时候只存在发展中才能巩固。应发展，而强调巩固，这是保守的；

不能发展，而不估计困难，这是冒险的，今天发展是我们作战的基本方针，一定要发展，一定要他稳得住。老解放区有责任帮助正在发展的刘邓。一切保守自私，没有远见，没有整体观念，对我们是有害的。

如何帮助呢？我们是他们后方的后方，他们一定时间要进行无后方作战，但大兵团又不能无后方作战，后方要他们自己创造、我们老地区也要担负起他们的后方任务。首先抽调训练运输干部，这是全解放区的任务，使他们得到很多的干部，参加新解放区建设工作。他们有了干部，可组织无数武工队、游击队在我们主力周围。我们就像一个铁螃蟹，各处发展歼灭敌人，我们即由流动的变成相对固定的。我们还要在物资上兵员上帮助他们。

二、战争是全面的，要配合作战，甚至集中作战。打不到我们这里我们就不管是错的。这要求我们要有全面的观点，要有牺牲局部，顾全大局的精神。

要加强集中领导，如野战军归军委直接指挥。最高统帅部才有好的全国战略的部署。战略部署好了，战役指挥归各指挥员负责军区还是有用，有工作做，协助野战军，指挥地方武装，扩大武装。保证野战军人力物力武器的充足，监督野战军，执行军委命令。

三、军事上的几个问题：

加强武工队的组织，特别是外线作战的部队。武工队不要

成为暂时的，要成为野战军的建制之一。要经常存在，经常有工作，通过它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建立政府。武工队多了，即减少了野战军的困难。
加强战地俘虏工作。对俘虏要大量争取使用，只要换脑筋，即使用，

随俘随补。没有教育是不能巩固的。
先前不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目的为保存有生力量，消灭敌人，今天要大量使用力量，不怕牺牲，大量歼灭敌人。要大力发动人民，而广大乡村人民的发动，将成为我们生根稳脚发展的关键。乡村与城市同样重要，我们是先占乡村，再占城市，要加强乡村工作。
地主武装不消灭，农民是不敢抬头的，也给建设根据地增加困难，因而消灭地主武装与消灭敌人野战军同样重要。

四、蒋管区的工作，今天主要说城市。中央要加强蒋管区工作，城市工作更有其重要性。我党是由城市开始的，后来到了乡村，再到城市，这是运动的起点，也是运动的止点。过去是由南方到北方，现在是由北方再到南方。根据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我们历史上的经验，敌人投降后的经验，苏联红军的经验，进城市是一件麻烦事，是一个大事。城市工作的任务是里应外合和严肃管理带农民进城是个麻烦问题。应首先认识城市的设施是人民的血汗，要爱护人民的血汗，要以土改中爱护农民血汗的精神，爱护城市的东西。一切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谁也不准破坏。要把这个思

想带进去。

一九二七年是革命的低潮时期，今天是革命的高潮时期，将

来城市都是我们的，我们要把城市工作做好。今天要加强城市工作，要派坚强干部去做。

城市工作的路线，也是依靠劳动人民，依靠各方面的配合。要针对军队需要，布置城市工作，加强对城市工作的研究。

注释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政府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和停战协定、发

动了大规模内战。中国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进行了坚决的自卫战争，后来自卫战争发展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解放战士是指被解放后、经过教育、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当时也称被俘国民党军官为解放军官。
冈村宁次，日本战犯。曾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秘密充当国民党政府高级军事顾问，出谋划策，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
指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配合其发动全面内战的需要，堵死黄河花园决口，使黄河东归故道，水淹解放区军民的阴谋。中国共产党为此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多次谈判，争取时间组织解放区军民抢修黄河故道两岸的大堤和搬迁敌道中的居民，最终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堵口前完成了复堤和迁移工作，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王仲廉，原任国民党军第四兵团司令官。因为一九四七年七月在

鲁西南战役中失败，于八月被撤职。
刘伯承，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7]罗广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兵团司令官。王敬久，当时任国民党军

第二兵团司令官。

刘邓即刘伯承、邓小平。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