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民是胜利之本

为了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党在军队中继续进行了“三大民主”、“立功运动”、政策教育等政治思想工作，更加激发了广大官兵最大限度的革命热忱和革命主动精神，使他们能够以惊人的毅力、高度的智慧和灵活的战术，去完成一切作战任务。与此同时，党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援战争。在辽沈战役中，动员了十八个独立师直接投入战斗，又以八十个二线兵团约三十余万人，作为东北人民解

放军的后备兵源。在淮海战役中、动员了四十余万人的地方武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在平津战役中，也动员了华北几个省的地方武装，参加对敌斗争。在各战场上，还动员了广大的民兵和各种群众团体，支援前线，巩固后方，使我军得以专心作战。这样，就将人民的力量全部动员了起来，与前线的军事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敌人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而无法逃脱其灭顶之灾。由于各解放区相继完成了伟大的土地改革，动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不断地得到提高；同时，在已解放的城市中，立即恢复了各种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工生产，从而使我军的供应得到了根本的保证。为了满足前线我军对粮食、被服的急需，又组织了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筹集粮食，赶制被服。在三大战役中，各地组织了广大的人民群众，随军执行战勤任务。辽沈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一万三千八百余副担架，三万六千七百余辆大车，九万六千余民工，随军行动。淮海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二百余万民工，支援前线，使我军与民工的比例达到了一兵一民、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热情鼓舞下，人民解放军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真正的力量属于人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根本观点。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正

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

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入去掌握的。”他又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1]革命战争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尽管革命的武装力量开始的时

候比较弱小，但是，最后终究要取得胜利。在三大战役中，广大人民支援战争的宏伟场面，以及由此而取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再

一次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注释

石家庄战役指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和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解放华北战略重镇石家庄的攻坚战，全歼守敌二万四千余人，首创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四平战役指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至十三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对固守吉林省四平的国民党军进行的攻坚战，全歼守军一万九千余人。开封战役指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为解放河南省会开封进行的攻坚战，全歼守军三万余人。
新式整军运动指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整军运动。主要内容是：全军指战员学习党的各项政策，进行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阶级教育，发扬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东北“剿总”总司令。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华北“剿总”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

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率部接受改编。
察绥战役指一九四八年九月五日至十一月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为配合东北野战军举行辽沈战役在察哈尔（今属河北、内蒙古）、绥远（今属内蒙古）境内对国民党军的进攻作战。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二万

一千余人。攻克了集宁、丰镇、崇礼、尚义、陶林、武川、包头、和林、萨拉齐等城镇。

归绥，旧市名。一九五四年改名呼和浩特。
[7]刘峙，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徐州“剿总”总司令。

[8] 白崇禧，国民党桂系首领。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华中“剿总”总司[9]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见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90 页）。

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人

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5 页）。

济南战役指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

野战军解放山东济南的攻坚战。此役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万四千余人（内有一个军战场起义），俘虏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13]杜聿明是国民党政府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

聿明集团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国民党军由徐州南撤时，归杜聿明直接统辖的邱清泉的第二乓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和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

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6 页）。

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2 页）。

十大军事原则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毛泽东在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其内容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庄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

见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90 页）。

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

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47 页）。

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

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48 页）。

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

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48 页）。

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3—174 页）。

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5—216 页）。

曾泽生是国民党军第一乓团副司令兼第六十军军长，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在长春率部起义。郑洞国是国民党政府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乓团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率领所部第一兵团直属部队和新编第七军全体官兵在长春放下武器。
何基沣、张克侠是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秘密党员，

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率一个军部和三个师、一个团共二万余人，在徐州东北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廖运周是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第一一○师师长，中共秘密党员，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率该师师部和两个整团共五千五百人，在安徽宿县西南罗集起义。
孙良诚是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一○七军军长，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率该军军部和一个师共五千八百人，在江苏睢宁西北投减。赵壁光是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军第一五○师师长，

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于一九四人年十一月十八日率残部二千余人在江苏徐州东碾庄地区投诚。黄子华是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率该师师部和所属残部及第二一六师一部、第八十五军部分直属部队一万余人，在安徽省蒙城东北双堆集投诚。
陈长捷，当时任国民党军津塘防区副司令、天津警备司令兼防守司令。
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25 页）。
董其武，一九四九年时曾任国民党政府华北“剿总”驻绥远指挥所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绥远省政府主席。由他率领的国民党军第九乓团等部及地方式装共六万余人，分别驻守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地区。
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45 页）。
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24、1425 页）。
见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