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①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1]后，又一次震动世界的城市武装起义。虽然，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具体情况下，起义本身遭到了失败，但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2]连接起来，是中国革命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伟大开端，也是中国无产阶级从城市转入乡村，建立与巩固工农联盟的胜利起点。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对这个变化有着决定影响的，就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党从诞生时起，就不断地向全国人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这些主张，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和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出现，马上得到千百万人民的热烈响应，也给从事革命三四十年而没有取得胜利的孙中山以很大的影响。孙中山和一部分进步的国民党员接受了共产党的政纲，改组了国民党，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在共产党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3]，建立了有共产党参加的革命武装。在这个基础上，孙中山以及改组过了的国民党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镇压了陈炯明[4]的叛变，消灭了形形色色的军阀，安定了两广局势，使后来的北伐革命有了巩固的基地与后方。一九二六年七月，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开始了。在共产党的影响与推动

下，北伐军士气昂扬，所向无敌，以破竹之势，直驱长江流域。但是，正当革命蓬勃向前发展，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时，帝国主义代理人蒋介石却把枪口转向革命。不久，武汉的国民党也公开叛变革命，并与蒋介石合流。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就以蒋介石为中心建立了白色恐怖的反革命统治。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残酷的杀害，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的大革命遭到严重的挫折。长江流域形势一落千丈。许多意志薄弱的人，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吓倒，向反革命投降，倒向南京方面去了。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以及革命知识青年，遭此严重打击，因而义愤填膺，但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形势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紧迫的任务：共产党必须挺身而出，高举自己的红旗，甩开一切动摇分子，把一切革命的力量团结起来，单独地领导广大工农群众，粉碎反革命的猖狂进攻，继续奋斗下去。南昌起义就是为了挽救革命所采取的英勇行动。

南昌起义大大鼓舞了从武汉退出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进步武装，使他们从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方向，并跟着南昌起义部队的足迹，纷纷南下，向珠江流域撤退，准备以广州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待机再起。

随张发奎[5]南下的由原武汉军校改编的第四军教导团，南行至九江，曾引起张发奎的猜疑被缴了械。学员们的思想十分混乱，唯恐张发奎也效仿蒋介石来个“清党”，大部分人准备逃亡。经过一番鼓动工作，并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学员们的情绪才安定下来。于是，重新集合起两千多人，继续南下。到达万安，有些人提出就在万安举行暴动，把二十六军的枪械收缴后与南昌起义军会合。当时团党委认为应该先巩固这支武装，待进到敌人的心脏

——广州之后，再举行起义。这一方面是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没有联系，行动起来孤立无援；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广州是北伐军的根据地，人民素有革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命传统，在那里举行起义，不但有比较坚实的群众基础，而且给敌人的打击也会远远超过万安。为此，团党委决定教导团继续随张发奎向广州进发。

十月间，第四军赶跑了桂系[6]军阀，进驻广州。

自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广州虽然也为反革命的势力所统治，但是，经过大革命锻炼的、觉悟了的广州工人、农民和一部分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相反的，他们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着英勇的斗争。我们回到广州后，更加鼓舞了他们的斗争情绪，革命的气焰日益高涨。被国民党破坏的工会组织又恢复起来了，游行示威的声势越来越大，郊区的农民运动也有新的发展。

广州的革命群众曾对张发奎抱着很大的幻想，他们渴望着由北伐军剩下的最后这支武装能领导他们继续革命。南下时，张发奎也还表示愿意回广东继续革命，可是当他看到广州人民这种高涨的革命气焰时，却又动摇了，最后终于脱下了假左派的外衣，并与汪精卫[7]勾结一起，在广州市内大肆镇压工农运动，捕杀共产党员。这个一度曾是全国革命灯塔的城市，而今也为反革命的阴云所笼罩，黑暗代替了光明，革命的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摧残。面前的事实清楚地告诉了共产党人：只有拿起武器领导工农群众起来暴动，否则革命力量必将受到残酷摧残。十一月二十六日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做出了在广州发动工农兵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

一年多以前，一个热火朝天的北伐革命，犹如燎原之火，从广州烧到南昌、烧到武汉、烧遍了整个长江流域。而曾几何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蒋介石的叛变革命，这股燎原之火几遭扑灭，仅剩下星星火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在此历史紧要关头，继续高举革命大旗，把这星星之火，又从武汉烧到南昌。烧到南方各省、烧到了北伐的策源地——广州。

当时张发奎统治下的广州，正处于不稳定状态：陈铭枢[8]部由汕头向广州进军，黄绍竑[9]部在梧州集结，也有进袭广州的模样。张发奎不得不集中全力来巩固自己地盘，决定先对付桂系，然后再对付陈铭枢，于是任命黄淇翔[10]为前敌总指挥，把所有的兵力调离广州，开赴肇庆、梧州一带，与黄绍坟作战。同时又把缴了枪的教导团重新武装起来，以防守广州。广州实际上只有教导团及新编成的一个警卫团和一部分警察武装，敌人内部非常空虚。

这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大好时机。广东省委看到这一形势，立即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把各个工人组织统一组成工人赤卫队。并秘密地发给武器，把他们武装起来；通过党的关系，把大批党的军事干部和省港罢工工人秘密地派进警卫团，使警卫团基本上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十二月七日，“行动委员会”秘密举行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决定十三日起义。

广州工人阶级高涨的革命气焰，引起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注视与警惕，再加上他们得到了我们要在广州起义的消息，便加紧从中破坏。在帝国主义与南京国民党的授意下，张发奎匆匆调回了前敌总指挥黄滇翔，并准备解散教导团；同时在十日宣布特别戒严令，日夜不停地检查户口。远离广州的反动军队，也开始向广州活动。在此情况下，“行动委员会”不得不把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一日。

十一日早晨二时许，被反动派称为“赤子赤孙”的教导团学员，在枪毙了张发奎派来的特务参谋长和一些反动军官后，立即投入了市内的战斗。与

此同时，潜伏在市内各地的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齐发，攻向各个指定的目标；警卫团也在团长梁秉枢率领下，解除了一部分反动军官和士兵的武装后宣布起义。仅一个多小时，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即粉碎了敌人在铁甲车掩护下的负隅顽抗，攻占了最坚固的反动堡垒公安局，并在那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其他各路起义队伍，也先后占领了无线电局、邮政局、各区警察署，以及其他国民党的党政机关。红旗几乎插遍全市，大街小巷挂满了红布横额，墙上写满了工农革命的标语。仅仅几个小时前被反革命阴云所笼罩的广州，现在又变成了沸腾的、洋溢着胜利的广州了。

必须指出，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使起义军处于不利的地位。英、美、日等帝国主义，除了出动炮舰不断向我市区轰击外，还派海军陆战队在长堤一带登陆。法帝国主义也参加了这一干涉。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市内反革命部队向我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广州郊外的敌人，也准备前来增援。起义开始后不久，起义总指挥部讨论了当前局势，当时曾提出：应该迅速停止枪声，建立市内的革命秩序，对一切尚未攻下的残余据点，应包围监视，在政治上瓦解他们，争取他们；应该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建军队，把工人赤卫队和教导团合编成立三个师；将战线推向郊外，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队伍，以便迎击前来增援的敌人。大家认为这些措施是正确的，可惜时间已不容许我们这样做，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帮助下进展很快，我们还来不及在市内建立革命秩序，来不及以教导团为中心扩编武装力量，更来不及把战线推到郊外，敌人已从三面围上来了。从江门赶来的薛岳[11]部，从韶关赶来的许志锐[12]部，以及从石龙赶来的李汉魂[13]部，很快又抢占了市内主要据点。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经三昼夜英勇奋战的起义部队，不得不撤出了广州。

大革命的失败，固然是由于国民党的叛变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但从工人阶级政党内部来说，经验不足，领导机关所犯的错误，也是革命遭致失败的原因。大革命一开始，还是处于幼年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虽然那时候就已懂得了武装斗争的重要，但认识还是不足的，而且缺乏积极、正确的方针。特别是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14]的机会主义领导，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不去积极掌握军队，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幻想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样，就使党没有充分的力量来防止国民党的叛变，和粉碎他们叛变后对革命的进攻。大革命的失败，深刻地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从惨痛的教训中彻底认识了：中国革命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阶层都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可能是和平的，而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必须要有自己的革命的军队，没有革命军队就没有革命的一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就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发起的。这是坚决的、也是艰苦的大转变。由此起点，便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工农革命，并开始创建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

因此，广州起义就绝不是消极的“退兵之一战”，而是在这个转折关头，党为了挽救革命，为了粉碎反革命的猖狂进攻，奋起领导革命人民，向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次积极的、英勇的反击。正如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所说的：英雄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

继续战斗了”。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完全失败，从广州撤出的一部分起义武装，后来又分别与东江、左右江一带的农民起义武装会合，把革命种子传播到广大农村，继续进行着革命斗争。

广州起义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要派自己的干部下乡。当时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革命最迫切的任务不可能是马上夺取城市，而是如何保存力量，把它转入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农村，组织、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并依靠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革命胜利。革命离开了巩固的工农联盟，没有农民积极参加，胜利是不可能的。可是这些教训，直到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被一些党的领导同志所认识。我们当时的头脑，还充满着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以城市为根据地的思想，对农民的力量没有正确的认识。只有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民族特点、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关系着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并依据这一原理，指导革命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如果广州起义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自觉地、主动地迅速向农村发展，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着的海陆丰农民运动[15]相配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那末，起义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注释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五日，国民党内的蒋外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残酷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于同年八月一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直接领导下，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以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共二万余人。起义部队于当日占领南昌，三日起陆续南下进军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在东江地区继续活动；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秋收起义指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领导的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修水、铜鼓、醴陵、平江、浏阳等县举行的武装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这支军队在毛泽东领导下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这里指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设在广州东郊的黄埔长州岛.

所以通称黄埔军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创办的，一九二六年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革命军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以及后来入党的叶剑英等同志，曾先后在这个学校担任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以革命精神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陈炯明，曾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一九二二年六月发动反

对孙中山的军事政变。一九二三年一月，被拥护孙中山的军队逐出广州。一九二五年，其所部武装力量在广州革命政府发动的两次东征战役中被歼灭。 [5]张发奎，一九二七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

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挂系指以李宗仁、白崇禧等为首的广西地方军事集团。一九二七年时与粤系李济深部共同控制广东。
汪精卫，当时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
陈铭枢，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十一军军长。
黄绍竑，国民党桂系首领之一。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兼第十五军军长、广西省政府主席。
黄琪翔，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
薛岳，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新编第二师师长。[12]许志锐，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六师师长。[13]李汉魂，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阵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广东省东部沿海的海丰、陆丰等地的农民在大革命期间，在共产党员彭湃的领导下，形成了强大的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该地农民于这年的五月和九月举行起义，都曾建立过革命政权。在同年十月举行的起义中建立的革命政权，一直坚持到一九二八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