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敌寇新的战略进攻①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松冈[1]游欧以后，敌军动向仍然是解决中国问题。四月间曾调动华南部队攻占我闽浙沿海各要地——镇海、宁波、温州、平阳、福州，以加强沿海的封锁。接着便在华北华中各地，开始其进攻的部署：敌酋畑俊六[2]亲赴华中前线视察战地，板垣[3]中将进抵临汾，其高级指挥官多田骏[4]，亦飞往各战地布置军事。敌军在最近期内，不间断的向着进攻准备地区调动军队，计在晋南集中的有七个师团以上兵力（第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十九、二十四、二十一、三十五师团及独立第十六混成旅团），在豫南，鄂北地区大约集中了三个师团。在太原附近添筑飞机场，在正太路上向着同蒲、白晋两线运输许多粮、弹、橡皮船且有铁道材料。在平绥路上各车站的护路敌军均己集中，除大站外改以伪军驻守。在平汉路上许多重兵器及战车等均运信阳转应山。宜昌方面亦新到敌机近二百架。

直到现在敌军已发动了进攻。晋南敌军向中条山一带的我军猛烈攻击，并已占领垣曲、济源两城及控制沿河北岸的渡口，其进到河岸部队曾在飞机掩护下试行抢渡，但未得逞，仍在两岸对峙中。在鄂西北一带之敌，分由枣阳、随县、钟祥、京山各地向大洪山一带我军开始攻击。

敌寇发动此次新攻势，是在严重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就是说：敌军此次攻势，正值英国在地中海失败，英军由太平洋逐渐撤退，不得不交由美国接防，而美国在太平洋上，也不能不准备单独对付日本的时候；又是美国取消对日输出锌与橡胶禁令，对日作某些妥协的时候；又是日本取得荷兰石油一万万吨的供给，并成立日越商约，在东京成立法泰停战协定[5]的时候；总之是敌在太平洋上经过外交活动已取得一些便利的时候。敌寇一面利用这一似乎有利的国际环境，一面也利用中国内部的间隙，企图把中国问题作最后解决，以便将来更主动的应付国际事变。因此，敌寇在军事上便组织了新的战略进攻。

中日战争经过了整整两年半的战略相持。在相持的阶段上，由于国际的及敌我的国国内的形势有了许多新的变化，必然要影响着敌我双方的战斗力相互消长。然而敌我双方在主观上都是能动的。在我军方面，是如何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在敌军方面，是如何破坏我之准备，组织新的进攻。如果说：敌后抗战愈发展，则敌之“以战养战”、“以华制华”之企图愈难于实现；我后方政治愈进步，则抗战力量愈坚强，反攻准备则愈容易；正面作战军队愈积极，则敌之力量愈消耗，我之阵地愈巩固。这样，则敌之战略再进攻的困难就愈增加，而我之战略反攻准备和实施就愈顺利。列宁说得好：咬紧牙关，不要假作顽强，而要准备力量。从这里可以认识敌之所以能够重组战略的进攻，主要的是由于我方执政当局不能利用相持阶段上所获得的时间推行正确的政策，而这个时间是放弃了许多空间得来的。相反的，执政当局两年半以来所执行的抗日反共的两面政策，无疑的给敌寇以许多的便利。

应当指出，敌寇先天不足、泥足深陷，仍然是敌寇最致命的基本的弱点。因此，敌寇组织此次新的进攻，来势也许更加疯狂，但是骤雨是容易过去的。

任何战争或战斗，如果要达到其自己的目的，首先要歼灭对方的有生力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三卷第五期。

量才有可能。从这一观点出发，估计敌在晋南、鄂北的行动，其最近目的无疑是在晋南、鄂西一带组织歼灭性的进攻，其作战目标是针对着晋南三角地带和豫鄂边的抗日军队。然而，这是不足怕的。根据抗战四年来的经验，如果能够从政治上提高部队和人民作战胜利的信心，军事上进行灵活主动的运动作战，并能与敌后游击相配合，则敌之歼灭企图一定能够被粉碎。只有粉碎敌寇歼灭的企图，保持抗战的力量，与敌持久地周旋在抗日战场之上，将敌疲弊、困饿、疾病、杀伤而消耗之，则此次敌之发动攻势、企图最后解决中国事变的政治目的，必然要遭受到抗战铁拳的粉碎。

注释

松冈指松冈洋右，日本战犯。当时任近卫内阁外务大臣，积极推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扩大对中国和南太平洋的侵略战争，并参与缔结德、日、意三国法西斯侵略同盟。
烟俊六，日本战犯。当时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板垣指板垣征四郎，日本战犯。曾参与策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当时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
多田骏，日本战犯。当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泰国军队在日本唆使下向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法军进攻，后日本出面调停，于一月二十三日在东京签订《法泰停战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