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艰险历程①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二日至四月二日）

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前三次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打赢了。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以后，开始研究我们的作战方法。从第三次“围剿” 开始，每一次都采用了与前次不同的方式。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采用堡垒战法，层层筑堡垒，节节推进，步步为营。

中央苏区变得越来越小了。就像用盆子养鱼，鱼很大，盆子很小，养不活了。最后决定转移，进行长征。长征是没有办法了，才采取的行动。

毛主席讲过，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就不应该这样打，也不需要打那么长时间。应该深入到敌人心脏里去，调动敌人，争取主动。但是，毛主席的建议没有被接受。

长征开始时，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的司令是我，第二纵队的司令是罗迈。

我们行军很艰苦，突破几道封锁线后，部队减员很大。我在一路上都看到有许多战友牺牲，心情十分沉重。有一天，爬到一座高山上，休息的时候，我想起毛主席、朱老总苦心创造的中央根据地丢给了敌人，苏区群众在受苦受难，我们转移的队伍前路漫漫，便哼了几句诗：越过千山与万水，问君西游何时还？⋯⋯

我们进入广西境界以后，在一座山上，敌人的飞机发现了我们，飞过来扔炸弹。有一颗炸弹正巧在我不远的地方爆炸，把我震倒了。等我爬起来，才发现右大腿上部被一块弹片击中，流出的血把裤子染红了。手上拎的大衣也炸了几十个小洞。警卫员范希贤马上跑过来扶起我。总卫生部的贺诚闻讯赶来，给我包扎止血，扶上担架。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弹片留在肉里一直没有取出来。后来我就坐担架行军。

到了遵义以后，遵义会议我没有参加。当时，我的伤还没有全好，我在军委管作战。

过雪山的时候，我是拄着拐棍走的。山上气候寒冷，空气稀薄，行走十分困难。我向部队提出要求：一不能走快，二不能说话，三不能坐下来休息，四要发扬阶级友爱，搞好团结互助。有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坐下来想歇一会儿，就再也起不来了，好多战士就这样牺牲了。虽然雪山气候非常恶劣，但我们终于战胜了它。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1]提出，让叶剑英同志来当参谋长。毛主席和周恩来商量同意，我就去了。早在北伐的时候，我和张国焘就认识了。

那时候，张国焘不愿意北上，他闹分裂。从理论上讲，徐向前、陈昌浩[2]的认识都一样：北上抗日才有出路。但是，讨论该不该采取北上行动时，徐向前、陈昌浩两个争辩，徐向前赞成北上。

过草地的时候就更加艰苦了。当时，红军分成左右两路行动，我们在右路，张国焘在左路。从毛儿盖出发时，陈昌浩强调困难大，草地走不过去，我说我愿当开路先锋。毛主席支持我。我和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找了一位向导叫老李，向他调查行军路线，问他过草地怎样走，需要多少时间，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我们调查清楚以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和我几个同志开会研究后，决定让陈昌浩给我带两个团。那时，一军团已经走了，我带两个团为中央、军委机关和右路军开路。草地天气变化无常，

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会儿又下起了大雨，把人淋得浑身透湿。到处是沼泽，走路要踩着草蔸，要不陷进泥沼里，就出不来了。我当时带着病，踏着一窝一窝草前进。到了后几天，干粮吃光了，饿着肚子走，一点力气也没有，许多人在草地倒下了。走了近十天，终于走出草地，到达班佑，住在牛屎房子里。这是过草地以来第一次住上房子，大家都很高兴，好像到了“天堂” 一样。

在班佑，我们派少数部队去“打粮”，与好几千敌人骑兵遭遇，打退了他们，还缴获了许多头牛羊，我和程世才商量送一些给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

大概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于。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九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我借故走出会场，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只有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3]。

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4]和秦邦宪[5]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定，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罗迈、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6]，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

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 “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推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的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在路上碰到彭德怀、秦邦宪，还有张闻天。过了一会儿，秦邦宪拉了我一把，他说：“老叶，你要先走啊！这里你不能呆。”我说：“我现在不是和你一样走吗？”秦说：“你和我不一样，人家会干你的。”我说：“好，我走。”

走到天亮，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说：“哎呀！剑英同志你出来了。好！好！”毛主席看到我很高兴。

到了俄界。秦邦宪看到我，说：“老叶，好在你走了。好危险啊！你走了大约十多二十分钟的时候，追上来四个持驳壳枪的

人，到处找叶剑英。我问：‘找他干什么？’他们说：‘把他打死后再说。’”我说：“谢谢你提醒了我。”在俄界，中央开了会，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当司令员、毛主席当政治委员，我当参谋长。然后，我们又继续北上了。

注释

张国焘，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
徐向前，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前敌指挥部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军长。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负总责。
秦邦宪即博古，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6]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杨尚

昆，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克农，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分局局长。萧向荣，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