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军事①

（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

我记得列宁在《做什么？》[1]这本书上，曾引证恩格斯在一八七四年论到革命斗争形式的问题，恩格斯承认革命斗争形式，不仅是政治的和经济的，而且还有与这两种斗争并立的理论斗争。

假使我们把这个斗争形式的问题，放到中国革命特殊环境中来研究，那末我们首先就得指出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特点的提示。他说，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2]因此，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式，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理论的，而且还有与这三种并立的武装斗争。把武装斗争作为中国革命主要形式之一，同时又是斗争的最高形式。这一点，已经由中国革命及我们党二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来所领导的许多伟大斗争的经验所证明的真理，同时也是为我党中央的铁掌所把握着的东西。

拿中国近代五十年的革命运动来说，孙中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即着手运动军队，联络会门，组织暗杀，进行暴动等事。当时的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认识革命是群众的事，但已经懂得革命是离不开武装的。我们看孙中山从开始革命活动以后直到出师桂林以前，是幻想着旧军队也可以进行革命的。直到晚年出师桂林的时候，才开始用他的思想体系、亲自进行由上而下的革命军人精神教育，企图这样来改造旧军队。不久，其部将陈炯明[3]即在革命的根据地——广州叛变了，于是孙中山不得不进行好几年的镇压叛乱的战争，而且在这些战争中，他曾经有过许多残酷的教训。

试举一例：记得在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的时候，我参加东江讨伐陈炯明各役。当时我军败于博罗，退至石龙——广九铁路上一个重镇，广州受到威胁。孙中山乃亲率卫队，进驻石滩督师。他立即在石龙车站上，悬一大旗，上书“我在石滩，退秆枪毙！”下署大元帅孙文。并派员督师，要求稳住阵线。然而部队后退，依然络绎不绝。孙中山乃乘车进至石龙，停车于石龙桥上。一面发布命令，禁止后退，一面用其所乘之车阻塞铁桥，以遏退军。然而溃退的军队，依然攀桥而退，后尾部队，甚至鸣枪威胁，引起过桥溃兵射击大元帅乘车的暴行。迫使孙中山只好向广州撤退。直到广州近郊，才把陈炯明部将洪兆麟、林虎[4]两军击退，巩固了广州。经过此次教训，孙中山才抛弃用旧军队干革命的观念，乃决心训练革命军队，创办黄埔[5]，培养国民革命军的革命干部，建立了北伐军能够胜利的前提。

由此观之，国民党几十年来的军事政策，是有其本身的发展过程，也有其本身的宝贵经验。我们对于这些教训、这些经验，应该研究，应该学习。恩格斯说：“德国实际的工人运动，永远不应该忘记，它是在英国和法

国运动底肩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可以现成地利用英、法运动中，以高价买来的经验；它现在可以避免当时它们在大多数情形之下所不能免的错误。” [6]一个年龄轻过国民党近三十年的中国共产党，如果全党同志都来研究环境，研究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的话，那末，我们决不能忽视我们党在大革命期间，尤其是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所受的陈独秀[7]机会主义所给予我们党的祸害。试作个回忆吧：克己从人友不谅，一皱眉头起杀

① 这是叶剑英在延安在职干部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二十三周年学习会上的演讲，原载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出版的《共产党人》第十九期。

机。此情此景，同志们偶一念及，应该得到什么教训？

十多年来，我党我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建立了强大的革命武装。这个武装所起的作用，对抗战方面说，它是一个坚持抗战的推进机，对反投降方面说，它是一个反对投降的制动机。如果这种革命武装愈强大，就愈能推动抗战，制止投降。今天整个中国，整个世界，处在战争与革命的严重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军事任务是：努力建军，积极抗战。因此，从理论上、技术上提高我们的战斗力，换一句话说，用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用现代军队的技术知识，来教育我们的军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一个革命的军事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犹之乎一个革命的政治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军事一样。不懂马列主义，不能成为革命的军事家，等于不懂军事不能成为革命的战斗的政治家一样。我们读一读马克思

《论领导起义的艺术》，《恩格斯论军队》，《列宁论游击战》，《斯大林论红军的三个特点》，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书，部证明善于领寻政治斗争的领袖，同时也善于领导战争。革命的政治和军事的统一性及军官对于政治的依从性——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已成为不可争辩的真理。

学习马列主义的军事，用这句话向着延安在职干部敲一声警钟。这一钟声，应该冲破数年来或多或少的“偃武修文”的沉寂，把研究军事成为研究辩证唯物论继起的热潮，把辩证唯物论与军事理论和技术结合起来。

应当指出，我们一些军事卫作人员热心研究马列主义的政治是必须的，之所以需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政治，为的是能够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更好地掌握部队，更好地训练部队，更好地指挥作战。换一句话，我们军事干部之所以需要学习政治，正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军事任务。

然而，有个别的人学习了马列主义以后，就不愿意做技术工作，甚至军人也不愿意干军事了。要知道，假使他真正地学好了马列主义的政治，懂得技术工作在整个革命工作、党的工作中的政治地位和联系的时候，那末技术就不是纯技术而是政治化的了，军事就不是纯军事，而是政治化的了。这在我们党里，叫做革命技术家，叫做革命军人。否则就是“半吊子”，所谓“半文不武”。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更进一步地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同时也要学习马列主义的军事。

注释

列宁《做什么？》一书今译名为《怎么办？》。
参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87 页）。
陈炯明，曾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一九二二年六月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军事政变。一九二三年一月，被拥护孙中山的军队逐出广州。一九二五年，其所部武装力量在广州革命政府发动的两次东征战役中被歼灭。
林虎、洪兆麟，当时分别担任陈炯明部粤军东路正、副总指挥。

[5]这里指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设在广州东郊的黄埔长州

岛，所以通称黄埔军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创办的，一九二六年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革命军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

臻以及后来入党的叶剑英等同志，曾先后在这个学校担任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以革命精神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见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第二版序言的补充。新的译文是：

“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01 页）。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

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曰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